张志恒:闲话联合国和“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2 次 更新时间:2018-02-02 17: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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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恒  

     

   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将美驻以使馆迁到耶城。他的决定不过是落实美国很早就做出的决定,不同的是上几任总统都拖延此事,而特朗普不再拖延了。耶城也早就被以色列占领,也是以色列事实上的首都。问题是特朗普说了“真话”后引起世界舆论哗然,不仅巴勒斯坦民众上街游行抗议,甚至发生武装冲突,其它地区伊斯兰民众也有上街抗议者。更值得让人思考的是欧洲这个世界现代文明的摇篮,很多基督教为主的国家也和伊斯兰为主的国家一道反对美国的决定。巴以冲突已经维系多年了,在这几十年里,以色列成为了工、农、科技高度发达,国内政治稳定的民主国家,除了受到周边一些极端伊斯兰国家的威胁之外,可以讲是前途一片光明,在世界赢得良好声誉。反观巴勒斯坦几乎看不到作为一个国家应该有的发展,内斗不止,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甚至出现恐怖组织的苗头。如此鲜明的对照,联合国却一味站在巴勒斯坦一方,国际社会舆论也长期指责以色列,这才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地方。从这个事件中或许我们可以看到如今遍及世界的恐怖事件和中东冲突难以理清的原因,看到其问题真正症结在哪里。

  

   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

  

   我们看动物世界,动物在行走时,会时常留下一些痕迹,宣示是自己的领地。自然界中每个动物繁衍下去都需要一定面积的空间,空间相对有限,必然竞争激烈,强者生存,也就是达尔文总结出的丛林法则。人类一方面是大自然中的“生物体”,同时又是一个有极其发达的大脑和丰富精神世界的“另类”。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精神世界是靠“话语”,或者笼统称谓“文化”来表现的。大自然中的竞争“单位”都是“个体”,或是天然为了繁衍生息而组成的生物性“群体”;而人类社会每个人都要在“群体”才能生存,同时竞争的主体也变得极其复杂,有个人之间的,有个人与“群”之间的,有“群”之间的,“群”还有大小之分……人类社会中的“群”所以复杂,就是有了“文化”,有了语言文字的原因,也就是这时的“群”不再是纯天然形成,而是有人为的因素,世界上几乎有数不清的民族和国家,但主要的,引起争议的“群”,都是缺少从“天然标志”上区分的特征,而是靠“文化”,也就是靠“语言文字”形成的。例如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什叶派、……,有在天然标志(例如基因序列)上区分的吗?这种靠“文化”组成的“群”可以称之为“契约群”,是靠诸如话语、文字、宗教、习俗等等文化因素组织起来的。社会发展到今天,最基本的,同时最强的“群”就是“国家”。“国家”具有生物体生存所需要的“空间”,也就是有一定的地理区域,这是延续“丛林法则”规律的结果,同时又靠“话语”等等文化因素的存在,两者共同维续了“国家”的存在。在“文化”引领下,“国家”比靠血缘相连的“部落”明显具有强势,在人类“丛林法则”的竞争中,一个区域里的“强者”肯定是“国”。两次世界大战就是以“国”为单位发生的战争,也可以说这是“文化”助长了“丛林法则”的肆虐。战后七十多年没有再发生世界大战,其原因之一是人们逐渐发现人的生存并非像动物一样需要足够的“地理空间”,带有“契约”性质的“文化”更重要,一定程度上文化弱化了“国”之间的竞争。一百多年以来世界范围里的战争、骚乱、恐怖活动从来没有灭绝,“文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有史书记载,成吉思汗在战前动员时说:“人类最大的幸福在胜利之中,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他的话语直接赞扬了“丛林法则”,似这样“坦率”的战争动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到至今很难听到了,说明“丛林法则”的自然竞争已经式微,而是所有战争都找到了“外衣”,把野蛮的本质隐藏了起来,贴着“文化”标签的争斗常常也是血腥的。今天我们要制止或者减少各种战争和恐怖现象发生,就必须从“文化”入手,想想问题出在哪里?

  

   “契约社会”和依法治国是同样的概念,我们希望通过“契约”维持和平,就不能不考虑我们签订的契约,以及围绕这契约出现的众多“解释性”话语,是否具有符合“法治”需要的逻辑。人类社会最终目的是对“人”的呵护,而人有物质财富(“实”)和精神财富(“虚”)这样两类,而对这两类“财富”的保护是不一样的。“丛林法则”是实实在在的现象,当需要“契约”去遏制时,则“契约”所谈的必须是具体的事物,“法治”所规范的应该是“人”可能发生的大大小小具体行为。同时在复杂的社会发展中,几乎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也可能有不同的思想;有自己的态度、情绪、梦想,甚至有信仰。总之人的精神世界是极其复杂多样的,也是多变的,是用“语言文字”述说不清的,当然也就不可能用“契约”(也就是语言文字)去规范人的“思想”(也就是精神世界),这应该是“法治”的重要逻辑原则。很多国家强调“政教分离”就是遵守这个原则。同时我们注意一下很多不能顺利执行的“契约”,不少就是因为包含了试图对“精神世界”进行规范的内容。所有脱开具体的实际问题,笼统去谈社会的“正确”与“错误”,谈社会正义,去谈“真理”,去谈“政治正确”,这些内容所反映的是人的一种“态度”,一种观点,一种追求,这都是人的“精神世界”上的问题,这方面用契约去规范,轻则是徒劳的,重则是产生混乱的根源,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

  

   对“国”要有严格定义

  

   《三国演义》开篇讲:“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位文学家的看法还是比较符合实际,道出了人类的“群”都是动态的这一常识。人类的“群”,包括“国家”都是不稳定的,其原因是控制人“群”的文化是变化的,不稳定的,没有天然固定的“标记”,就是以一定地理位置区别的“国”也是如此。但人类需要的是“和平”,需要“国”的基本稳定。而“国”的稳定首先在于“国”的“定义”是明确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名正言顺”就是这个意思。联合国的宗旨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如今世界国家有两百多个,实际情况差异巨大,这个“宗旨”就是一个极不负责任的提法,例如一个太平洋上的岛礁小国,对欧亚大陆发生的事情能有责任和能力去评价吗?怎么能和大国有同样的投票权力呢?联合国成立的目的,就是用“契约”去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预防可能发生的“战争”。但七十余年来,细细盘点一下,联合国在制止“战争”上并没有起到什么太大作用,其根源就在于在“文化”上的不正确,也就是“名不正言不顺”,造成联合国通过的“契约”缺少实际控制力。联合国既然是“国”的联合体,就首先对“国”要有明确定义,哪些是,哪些还差一点,哪些不能有“发言权”,……我们讲“平等”是指在“契约”(条件)面前,而不是把“国”变成一种实际意义上的“特权”,大家去争。一个“国家”是否是联合国成员应该依据“国”的定义条文,而不是他国的承认与否。对一个“区域”是否是个“国家”有争议,则此地就是世界“热点”地区,甚至很可能是战争根源,联合国岂能一推了之?一个国家如果只是符合“定义”的部分条文,应该在有缺失的方面没有“发言权”,但应该给予“准国”的名称,世界任何一个“独立”而拥有地理范围的“群体”都应该是“国家”,联合国的责任是区别你是哪一类“国家”,作为“国家”还有哪些隐患,帮助大家成为合格的“国家”,而不是允许不允许你加入的问题。

  

   地球上不再有封闭的国家

  

   如今国与国之间联系十分紧密,联合国是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冲突的组织,但要注意的是任何国与国的冲突都是国内分裂的结果,真是没有“内贼”引不来“外鬼”。所以联合国讲只解决国与国冲突,“不干涉内政”只能是个彻头彻尾的空话,战争已经打起来了,周围国家岂能袖手旁观?任何一个国家出现的乱局肯定会使他国陷于其中,没有他国干预,一国也不可能乱,如今是乱了也只能在他国干预下才可能恢复平静。今天叙利亚出现的内战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叙国内任何一方没有“外援”不可能存在下去,今天叙利亚要恢复平静,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基本没有什么能力,而是相关大国的责任。如今世界上有多少思潮、观点、宗教,在国内就有多少,而对这些“思潮”的认同不是和“国界”一致的,一个国家的分裂就是很可能的事情。近几年中东乱局充分说明这个道理,发生战乱的乌克兰、叙利亚、也门等国莫不如此。种种历史现实所说明的是,要想制止战争的源头,必须对各国内部问题进行及早合理的干预,这才是联合国需要做的工作。正因为现在的“国”缺少明确自然标识,更多是文化上的概念,这就需要建立一个“理想国”,由联合国来出面设计一个“标准国”,当产生混乱时就有了评判是非的平台。现实中“国”的分分合合是常态现象,我们纵观历史,“国”的“分”与“合”常常伴随血腥的战争。为了避免战争,消极的做法是尽可能维持现状,“合不可分,分不可合”;积极的做法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都要制定“国家(包括联盟)分化和扩张法”,做到“丑话说在前面”,联合国应该监督和帮助成员国制定这个“契约”,或者联合国出台一个“国家分化合并法”。有了“分”与“合”的“契约”也就有了评价的基础,我们不是争论是“合”好还是“分”好,而是看谁遵循或者破坏了“契约”。欧盟在这方面起了一个示范作用,无论英国脱欧(“分”)还是东扩(“合”)都可以依据“契约”来进行,避免了战争。

  

   要理直气壮赞美“妥协”

  

国家社会发生战争和严重动乱,失去和平,是“契约”出现混乱,没有控制社会的能力而引起的,经过一段战争之后会出现局部和平,或者出现“扫平狼烟”的强者,此时“契约原则”如果能适时“进入”,则能够使和平持续。中国王朝轮回时间有长短,说明了王朝更迭过后,建立怎样的“契约”是关键的问题。一个容易忽视的问题是这“新契约”是在承认“胜者为王”的基础上开始的,也是“丛林法则”运行的必然结果。这里举两个例子来谈谈。日本二战遭到美国核武的攻击,于是无条件投降,在后来的和平进程中,日本以低调行事,无论在两国之间的条约上,还是日本本国宪法制定中都充分考虑“胜者”的意见,日本战后和平发展七十余年,经济远超欧洲,也没有国内分裂问题,很重要一点是对当年所签订“契约”的尊重上。再看中东巴以冲突,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中东大片区域是空白的,也就是“契约”对这片土地的制约是不完整和脆弱的,以色列在这里建国也是有依据的,但和当地阿拉伯居民发生冲突也是极其可能的,而此时周围地区的“强者”无暇顾及该地区,发生巴以战争不过是“丛林法则”在起作用,而每次战争结果是以色列获胜,如果阿拉伯人能关注胜利者的权益,及早主动做出妥协,签订大家都能接受的“契约”,也许中东不会有持续几十年的巴以冲突。但事实是巴勒斯坦每次都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试图否认“丛林法则”情况下获胜方的利益,又幻想自己会是“强者”,如何能有可以持续的和平呢?在巴以问题上,国际社会多年来以支持民族独立,把摆脱“帝国主义”统治作为“政治正确”。而不是考虑历史渊源的复杂性,也不考虑民族、宗教派别众多等因素,结果是巴以陆续签订的“契约”要则不合理,要则脱离实际陷于空谈,建立不了“好契约”自然也就没有持久的和平。人类社会不可能持久延续“丛林法则”,肯定要进入“契约”控制的和平时代,但能控制多久,要看“契约”建立的好坏。不能忘记的是人类社会无法完全摆脱“丛林法则”,要生存和发展“强”固然是需要的,而“妥协”更重要,没有“妥协”就没有“契约”的签订,又何来和平发展呢?这个世界如果只有对“强势”的赞扬和吹捧,而没有对“妥协”的尊重和认可,则世界永无宁日。“强”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希望的,“争强好胜”可以讲是人的天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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