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崑:改革的目的在于还政权合法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50 次 更新时间:2018-02-02 17: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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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崑  

  

   §1.为什么要改革?

  

   进入2018年以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文章渐渐多起来,人们对改革得失的反思和总结也多起来。据《中国政府网》消息,1月22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一座谈会上称:“放开搞活,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经验。”这样的说法,显然比以往更坦诚和深入了。

  

   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正值北京奥运会,人们关注的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单。而今天,相比“改革开放”的成就而言,人们更加困惑的是未来。未来还会“改革开放”吗?如果按照1980年代初提出的人均1000美元GDP的“小康”目标,那么中国不是早在17年前就达到了?即便有更高的发展要求,那么北京奥运会的成绩单不靓丽吗?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必要继续“改革开放”?如果仅仅是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今天的中国,经济实力强大,是否不再需要“改革开放”,而是应该“不忘初心”,重新回到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

  

   为了澄清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回答的是,什么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将按以下次序来澄清上述问题。

  

   首先要谈论的是,“改革开放”并不是一个政策,而是一个追加的集体记忆,其唯一目的,在于还政权合法性。无论是追求人民幸福还是国家富强,都不是要害所在,即便是意识形态中的“为人民服务”,其终极目的,也和所有民主国家政权的一切作为共同指向唯一的目标:还政权合法性。

  

   其次,带来经济增长的,诚如中国总理李克强所论断的,在于对外开放,对内放开,而非“改革”。“开放”与“放开”带来的是经济增长,“改革”应对的是政权合法性。

  

   第三,什么是合法性?如何还政权合法性?中国的未来,要如何改革,才能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结构中,保持政权的合法性?

  

   §2.什么是“改革开放”?

  

   2008年,当人们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纷纷写文章出著作的时候,一些疑问也同时被带进入了公众视野。本来,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改革开放”既是党的政策,也代表一个时代,按照官方宣传,它开启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为,官方声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1]”。可是,这次全会又是一个下发文件中注明“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2]”的禁止改革的会议。这次禁止改革的会议,是如何在官方文件中变成了“改革的会议”的?同样,历史学者韩钢则注意到,这次全会前后经济政策没有任何变化,有的仅仅是组织人事上的变化[3]。 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底有没有进行“改革开放”?

  

   如果“改革开放”确实是党的既定政策,确实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那么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一定会有许多政策宣示。可是,翻遍《人民日报》,不仅1978年没有“改革开放”政策的宣示,1979、1980等等接下来的几年依然找不到,甚至在1984年之前,“改革开放”这四个字在《人民日报》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图:《人民日报》的标题和关键字中出现“改革开放”四个字的频率(1978-1987)

  

   虽然“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固定词组早已凝聚了特定含意,那么,是不是最初存在用词不规范的情况?在《人民日报》的标题和关键字中查找“改革”二字的结果又如何?

  

   下图是1949-1989五十间年“改革”出现的频率。我们看到,在1983年以前,“改革”二字出现最多的,不是1978年(24次),甚至不是出现一个小高潮的1980年(220次),而是出现大饥荒的1960年(228次)。

  

  

  

   如果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的开启了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为什么《人民日报》就是不说?

  

   要回答以上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历史脉络中,追溯“改革”和“开放”的由来。

  

   §3.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对外开放、对内放开

  

   19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华国锋凭借元老们的支持和所谓毛的遗言,抓捕了政治对手“四人帮”,登上权力宝座。当年12月,华国锋权力还没有坐稳,就投身经济建设。在那个时代,他搞建设的唯一方法,是群众运动,这就是1976年底展开动员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1977年2月7日,华国锋祭出“抓纲治国”战略,随后就把重点放在了“治国”——从事经济建设——上。5月召开的“工业学大庆”会议,一度将华国锋的“治国”运动推向高潮,石油化工部部长康世恩在会上发言,称要建设十来个大庆[4]。问题是,去哪里找那么多油田呢?这次大会过后一个多月,地质工作突然成了党喉舌里的热门词[5]。华主席、叶副主席开始“接见科学和地质工作者[6]”,认识到“地质工作是工业建设的头一关[7]”,终归还要先去勘探油田。

  

   华国锋以群众运动方式从事经济建设,几乎演成了一出闹剧。但真正让他在后来备受指责的,还不是这场“工业学大庆”运动,而是“洋跃进”运动。

  

   a )  “洋跃进”与“对外开放”政策

  

   追根溯源,“洋跃进”的想法最先出自1975年由邓小平主持的“十年规划[8]”。由于受到毛派的批评,这一规划在毛去世前并没有付诸实施。到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原来的十年规划就只剩下八年,华国锋急切的心情可想而知,邓小平作为始作俑者,对这一规划不仅全力支持,甚至比华国锋更着急。当时,陈云主张按计划稳步发展,而华国锋和邓小平则倾向于大搞群众运动,热火朝天式加速发展。在一时找不到十来个大庆规模的油田的情况下,从国外进口技术装备,就成了“八年规划”的救命稻草。

  

   十一大之前的1977年7月,国家计委报送65亿美元引进方案。7月26日,邓小平提议还可以加一点,引进100亿美元。叶剑英当即赞成,表示不算多,他投信任票。华国锋、李先念均赞成。会后确定的引进规模,扩大到150亿美元。到1978年2月,数字上升到180亿美元,3月,又加到200亿美元[9]。1977年,包括邓小平在内的13位副国级以上领导人,共21次出访了51个国家。下半年各部委更是向西方发达国家接连派出考察团[10]。1978年5月,华国锋提议[11]派出谷牧带队的高级代表团考察西欧五国[12]。谷牧等人由此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差距,备受冲击。6月底,在听完谷牧汇报之后,除了陈云之外,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同意继续加快建设速度。这一年,仅大型项目就上马22个,严重超出了中国的承受能力。在这些大项目中,由邓小平决策的宝钢项目就占去了三分之一的引进资金,宝钢的产量大大超过当时其他经济部门的实际需要,带来工业结构的失衡。这一系列的决策失误,史称“洋跃进”。

  

   1978年4月,在“洋跃进”的热潮中,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的港澳经贸考察团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建议将宝安和珠海划为出口基地,报告在6月得到了华国锋的首肯[13]。这就是后来象征了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经济特区”的最初由来。

  

   可以说,“对外开放”政策,直接来自于华国锋的“洋跃进”。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华国锋渐渐淡出政治舞台,邓小平在1979年对越战争之后,超越叶剑英和华国锋,成为党内实质上的头号领导人。但是,在“洋跃进”失败的打击之下,邓小平失去了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1980年代初,在计划经济之下,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这些“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就成了邓小平在经济上唯一能发挥影响力的“自留地”。但是,这一“政策”在党内备受攻击,不仅在1982年“严打经济领域犯罪”运动时几乎夭折[14],而且如果不是特区自身取得了巨大成功,即使是邓小平的权威,也无法把中国版图中这块唯一能受他控制的特殊区域维持下去。

  

   “对外开放”从最初的特区开始,逐步扩大。直至中国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加入世贸组织,成为世界工厂,“对外开放”始终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经济发展动力来源。

  

   b )  被迫“对内放开”

  

   在毛时代,从1968到1980年,约1700万中学生被“上山下乡运动”送到了农村。毛去世后,继任者无力继续推动“上山下乡”这一逆城市化政策。主管财经的李先念后来说,“国家花了七十亿,买了四个不满意”,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下,知青“回城风”渐渐席卷全国,仅1978年末到1980年初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有近六百万知青返城[15]。解决返城知青的就业问题,已经根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原先的全能主义体制,因不再全能,而不得不“放开”,任由大量城市失业者自生自灭。这些市民为了生存,去做被社会歧视、甚至被以“投机倒把”等罪名追捕的小生意,由此催生了城市“个体户”、私营经济。在农村,农民私分土地与体制对抗,带来了农民生存状况的改善和农业生产状况的连年好转。可是,即便是被视为“一包就灵”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也长期处于非法的、被法外开恩的“党的政策允许”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一直到2002年8月才通过[16]。

  

体制外的农民和城市自谋职业者为企业提供了新兴的广阔市场,给所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带来了超计划生产的冲动,实质也是在与体制对抗。正是整个社会在和体制的对抗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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