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嵌入新场域:股改上市对传媒业单位体制的改造及影响

——以浙报集团的上市与转型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0 次 更新时间:2018-02-02 17: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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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祥辉 (进入专栏)  
“转制”与“约束”功能就表现为新场域对组织的制度规制功能。作为一种先置性制度体制,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会左右媒介组织的体制改造,并对进入其中的传媒企业产生一种制度性压力。以浙报集团为例,在“制度性压力”下,为了适应“上市公司”的规则,浙报集团就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不断建章立制。上市后,浙报传媒先后制定了《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等,使公司的运作更加规范和透明。此外,公司还要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体系。这种建章立制使公司的治理结构更为完善。而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这正是一种在“制度合法性”压力下发生的强制性组织趋同的过程。“组织的强制性趋同”描述了一种组织间变得更加一致的过程,“它源于一个组织所依赖的其他组织向它施加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压力,以及由其所运行的社会中存在的文化期待对其所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可能被组织感知为要求其加入共谋的某一种强制力量、一种劝诱或一种邀请。在某些情况下,组织的变迁是对国家法令的一种直接反应。共同的法律环境,会影响组织的行为和结构的很多方面。”[35]

  

   组织社会学家梅耶和罗文以及蒂马鸠和鲍威尔(DiMaggio and Powell)都提出,组织趋同往往是不同场域互相接触的结果。DiMaggio and Powell(1983)提出了三种趋同的路径与机制:一是“强制”:这是组织被迫采纳某些结构或程序时使用的方法。二是“模似或模仿”:当组织由于不确定性而简单地选择复制或模仿另一组织时使用的方法;三是“规范”:当组织为了取得优势地位而采用某些程序或形式时使用的方法。这三种机制与三种制度概念相联系:强制方法与规章制度相联系,规范方法与规范制度相联系,模拟方法与认知制度相联系。[36] 在媒体上市的组织演变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机制其实是同时存在的。媒体作为上市公司中的后来者,必须适应上市公司的规则,才能获得资格与自身的合法性。而当中国媒体在制度合法性压力下与其他上市公司趋同时,它就阶段性地完成了它的体制改造过程。

  

   (四)证券市场场域对传媒组织权力结构的改变与影响

  

   所谓传媒组织的权力结构,指决定传媒组织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和监管权,它包括传媒企业内部的决策权和拍板权,也包括外部对传媒企业的监督管理权。随着媒体的上市,媒体内外两方面的权力结构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这也是资本市场的场域规则所带来的变化。

  

   首先,从监管层面而言,上市将媒体纳入证券市场的规则体系之下,媒体一方面获得了证券市场的法律保护,另一方面也面临着证券市场的严格监管。上市之前,媒体只接受宣传管理部门的监管,上市之后,“证监会”也成为媒介组织的“婆婆”之一。这种“多头监管”本身之间也存着冲突与博弈,形塑着媒介组织及其行动逻辑。对上市媒体公司权力结构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监督机构的增加,更表现在监督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上。受到证券市场游戏规则的约束,上市之后的媒体需要执行更加严格的财务制度,接受审计,按照相关法规及时批露信息。尤其是重大决策需要经过股东大会表决方可执行,而且许多表决,作为相关利益者的控股股东应回避,这对于媒体上市前的“一言堂”式决策体制而言是一种重大的变化。事实上,媒体上市后,证券监管机构获得了赋权,投资者和股东也获得了赋权。《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公司股东的权利,包括“依法请求、召集、主持、参加或者委派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并行使相应的表决权”以及“对公司的经营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的权利等。可见,媒体上市后,不只宣传部门,原来与宣传领域毫无关联的证券监管部门也获得了对媒体的监督权,普通股民和战略投资者也获得了话语权,这对于传统的媒介管理体制是一种革新和挑战。在笔者看来,媒体上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政府主管单位和媒体之间单向度的依附关系。尽管媒体上市公司依然是国家控股并接受主管单位的业务领导,但上市后的媒体-政府关系还是与单位体制时代的政府-媒体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事实上,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社会语境下,上市前的媒体受到的法律保护十分有限,而上市以后媒体虽然受到“多头监管”,但也受到证券法和公司法的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法再任意处置公司资产。证券市场的场域规则毕竟与宣传管理部门的管理规则不同。证券市场客观上要求媒体对投资者负责,而不再仅仅是对主管单位负责;媒体的所有重大决策也是如此,需要经过上市公司的程序,接受市场和公众的监督,而非仅仅是上级的命令。因此,当媒体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程序建立起来后,传统单位体制时代的政府-媒体的管理模式也发生着质的变化。

  

   其次,媒体上市改变了媒介组织内部的决策机制,还引入了社会层面的监督机制,使媒介组织的运作更加规范有序,“一言堂”与“盲目决策”的概率大大减少。浙报集团上市后在上市公司中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在决策机制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且赋予独立董事相当的决策权力。独立董事在现代公司治理中是一项重要的“权力制衡”制度,对弥补公司治理结构的不足,控制和平衡执行董事和经理人权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独董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内主要的作用就是对董事会所作决议提出专业性的独立意见,以保护外部投资者利益不受公司内部人员侵害。[37]为了与国内外上市公司的制度接轨,浙报集团上市后也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引入了独立董事制度。在9名董事中设独立董事4名。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董事会决策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浙报传媒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五个专门委员会,其中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全部由独立董事担任,对关联交易进行重点管控。除了独立董事,公司还设置了监事会。监事会设立专职监事会主席,下设监事办,配备了专职人员协助监事会主席参与公司日常运营和重大决策的监督检查,并通过工会选举方式选派职工代表进入监事会,此举使职工能以法定的形式参与公司的决策,这些制度设置都是单位体制时代所没有的。《浙报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年度报告》显示:2016年,公司共召开股东大会4次,召开董事会10次,监事会10次,共审议49项议案。显然,这种治理结构使重大决策较之上市前变得更加民主和科学,通过股改上市,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媒体内部决策的多元化。

  

   此外,媒体上市后,独立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的也在外围层面对上市公司形成了监督与制约,使媒体需要注重科学决策和业绩导向。这些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包括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和为数众多的证券机构及评估公司。这些独立于媒体之外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财务顾问机构、资信评级机构等通过评估和监督媒体的资产、运作,无疑对媒体构成了一种约束和监督。在二级市场上,证券机构还会通过其专业能力,对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进行实时评估,出具调研报告和投资建议,以引导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股票,这事实上也构成了一种外部监督。这种监督显然不同于未上市之前的单一的行政监督,它将迫使媒介组织更加注重业绩增长和利润回报,而不再仅仅单纯的“向上负责”。在证券场域的规制下,媒体行为的重心将实现从原来的仅对“老干部和对老百姓”负责转变到对“投资者负责”上来。这种演化逻辑正如原浙报集团的总经理蒋国兴所说:“上市之后,对公司的要求和非上市的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从中国证监会的层面而言,上市公司有其所要遵循的游戏规则,比如公司的治理结构以及信息披露的要求等等,作为公众公司,其所受到的约束要多得多。民间有个形象的比喻,‘带着金手铐跳舞’。当然,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我觉得这样的规范和要求是必须的,在这个层面的规范和运营要求,也应该是企业最高层面的要求。”[38]新场域所带来的压力将在制度和实践层面对媒介组织产生影响,并转化为浙报传媒集团的新的改制动力。

  

   四、余论 “上市”对传媒体制改造的限度及“意料外后果”

  

   通过考察浙报集团的转制轨迹,我们可以看到“上市”对于媒介组织的制度变迁有着重大影响,其影响机制是通过资本市场这一新的场域规制来实现的。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看,资本市场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具有规制功能。资本市场通过股东投票机制、并购接管机制和股权激励机制来实现公司治理机制的革新。[39]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在促进公司治理方面,“上市”正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对媒介组织的治理而言,“上市”无疑发挥着一种规制媒介制度变迁的组织场域的功能,这种新的场域将使嵌入其中的传媒企业的偏好与行动逻辑发生一定的演变。

  

   浙报集团从集团化、产业化到资本化,从“浙报传媒”到“浙数文化”,资本市场对其转型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从组织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上市”对浙报集团的体制改造无疑是深刻而长远的。2013年6月18日,浙报传媒成功入选上证公司治理板块,成为上证公司治理指数、上证180指数、沪深300指数样本股,2014、2015又连续两年荣获“年度最受投资者尊重的上市公司百强”称号。2016年又成功跻身中国上市公司市值500强,入选亚洲品牌500强。这一系列的成绩说明了资本市场对浙报传媒的认可。而这些成绩也意味着,至少在体制改造上,浙报传媒已然达到了证券市场的要求,与其他优秀企业一样,建立起了较为规范的治理结构,这显然是资本市场这一新场域给浙报传媒带来的改变。

  

   当然,我们不能回避“上市”对传媒体制改造的限度。作为兼具意识形态与产业特性的媒体行业,中国媒体的上市及转型面临诸多的政策壁垒。传媒组织上市的特殊性既表现在上市前的多重审核(需要经过属地政府、宣传部门以及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等的前置性审核),也表现在上市后仍然保留着一些“特殊政策”,如政策性补贴等,这使得传媒上市公司还是有些“与众不同”。在股权结构上,目前国家的政策是媒体上市公司必须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由于国有股一支独大,且严格限制战略投资者和股权的流转,传媒上市公司实际上难以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地位。此外,媒体上市公司建立的“党委领导下的法人治理结构”仍然具有一定的“事业属性”。在现有体制与政策限制下,媒体只能将“经营性资产”上市,而采编部门不能上市,这使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强,产业链不完整,也无法避免利益输送和关联交易。因此,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媒体的股改上市固然是一种巨大的体制改造,使得媒体摆脱了传统单位体制的束缚,但这种体制改造显然还不彻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和浓厚的过渡色彩。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这种局限性而就否定股改上市给中国传媒业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和进步意义。在笔者看来,上市是中国传媒业体制改革的重要节点,其所具有的制度变迁意义不容低估。只要媒体嵌入了资本市场,新的场域就将对媒体的组织和行为逻辑发挥持久性的影响。罗格尔。弗利南德(Roger Friedland)和罗伯特。阿尔弗德(Robeit R.Alford)指出:组织之间横向(Cross-cutting)的制度性压力常常是深层的组织变迁的源头。横向的制度之间可能存在彼此匹配、嵌套、叠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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