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双元革命”与现代世界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12 次 更新时间:2018-02-01 15: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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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现代中国”构成了现代世界的重要部分,其发育成长启发自并内在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建构进程之中。正是“双元革命”的拍岸浪涛东渐,这才将中国裹挟进地中海—大西洋文明领衔的这一现代世界体系中来,而塑造出此刻这一叫做“现代中国”的家国天下。相应的,作为枢纽文明的中华文明体与政治体的现代成长,已然并必将进一步深刻影响这一世界体系进程。鉴于现代文明已呈老相,而赓续延绵,可见未来难见取替方案,因而,迫切呼唤“第二期现代文明”登场,则中国的现代立国、立宪、立教与立人实践,或许能够并且应当提供足堪世界历史民族位格的新型答案。

  

   1、立基于双元革命的现代世界体系

   所谓“世界体系”非只沃勒斯坦式左翼近代世界图景,抑或苏格兰启蒙传统脉络下的全球政经格局,亦非特指国际政治意义上的“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或者晚近十年间出现的跨太平洋“G2 治理”。就影响最为广大的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而言,其以社会体系收束世界体系,将世界体系看作一种具有广泛劳动分工的社会体系,具有确定的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而判断社会体系的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这个体系内的生活是独立自足的;二是这个体系发展的原动力是内在的。据此以观,国家、民族和种族集团均非完整体系。实际上,在此世界体系论眼中,迄今为止,只存在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世界帝国和世界经济体。其实,在沃氏之前,已有康德拉杰耶夫的长周期理论、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大范围研究,以及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资本积累学说。

   相较而言,本文系从现代枢纽文明成长、导致世界文明大转型,而促成一个叫做“现代世界”这一人间秩序的视角切入,赋予“世界体系”这一语汇以更为广大,可能,也更为一般化的含义,意味着现代世界的现代秩序,及其所带来的一整套现代文明与现代生活。举凡政经安排,通常所言之治道与政道,社会组织与市民生活方式及其审美情操,以及所谓现代性的野蛮性,悉数奔涌于此进程,而积淀成型为当下生活。其间,“世界经济体”蔚为骨干与动力。故而,在此语境下,帝国体系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布局,既为其间经纬,则共同构成了这一叫做现代世界的义理结构。可以看出,在此语境下,“世界体系”仅指晚近三百年具有全球性同构性的世界历史发展脉络及其核心治理结构,故谓“现代世界体系”,不仅是描述性的,也是建构性的。

   以此指谓世界体系及其现代意义,不仅抉发承认其政经安排,特别是资本与国家的联袂扭结,而且着眼于文明论意义上的全球史。较诸上述两脉,其陈述宽泛、内涵开放、秉具真切愿景,不仅拢括了基于启蒙、解放与美好社会等诸种愿景而来的全套现代安排,并且容涵了基于文化特殊性的缤纷歧异的在境性特质。就此而言,与沃勒斯坦一样,本文所谓“世界体系”同样是以现代世界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确,再怎么后现代,不论如何努力逃脱现代世界,总不能否认现代、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体系——特别其资本与国家——构成了晚近世界的真实性,及其根本决定了包括你我在内的亿万生命荣枯繁衰的现实意义吧。

   历史而言,现代世界体系自西徂东,滥觞自现代早期地中海文明,历经大西洋文明的全球性伸展,而成长裹挟进太平洋文明体系。正因其发轫始初乃随资本成长扩散而铺展开来,促使国家炮舰跟上,必欲保驾护航,故而,强化了这个首先表现为帝国、继替换型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单元的发育生长,而推展出基此列国体系而来的霸权体系与条约体系之二元秩序并存格局,由此织就了一张现代世界体系网络。就是说,资本流转及其无限逐利取向强化了民族国家建制,要求背后建制化的政治军事力量跟上配合,这一世界体系遂成列国体系,一种霸权主导下的战国状态,不少时候系以恐怖平衡维持有限和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记忆中,鸦片烟毒总是伴随着隆隆炮舰而来,一如通商条约的背景音乐不能不是哈利路亚的旖旎逶迤。所谓“依附论”或者“中心—边缘观”,所揭示的正为这一体系的这一面相。的确,谁也不能否认现代世界体系早期进程中,民族国家这一建制化力量在欧洲世界经济体中所发挥的经济中心作用。而后来的大西洋文明与太平洋文明两大时段,不过将此格局更作全球推展坐实而已。就此而言,“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早已超出经济学一家论域,亦非纯然经济学所能解释得了的。

   然而,令人欣慰又惶惑之处在于,此间并非事先设定,毋宁,纯然歪打正着,因为据说“商品天然具有民主性格”,所以倒逼出经由追问民族国家政治统治的正当性,而居然开辟出“民主国家”这一现代国家的2.0版本。就是说,民族国家作为建制化力量配合商品的全国伸展与全球布局,本为一种宰制性力量,却不意造成了一种内政改良的压力与机缘,而造就出“民主国家”这一现代国家的改良品种。职是之故,在良政与善治两相对举的意义上,良政是兜底的安排,立国建制的大经大法;善治铺展“国家治理现代化”,而以良政为前提,无此前提以为基础,则愈是善治,可能,愈是压迫。它们各自为政,却又内在交集,前赴后继,塑造了在现代世界体系视野中,要亦不外乎所谓的“双元革命”。

   所谓“双元革命”不是别的,就是以“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自由立国”来组构人间秩序,打理国家内政与国家间互动,而铺展开世界体系。前者首先构成了一种内政治理结构,统辖文明与政治,并据此建构出列国体系,再以此为格局形成现代世界秩序,催生出了威斯特法尼亚体系下的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衍生出霸权体系、条约体系和帝国体系并存的政治状况。后者着眼于良政,旨在实现一国之内全体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而以追求永久和平的世界愿景为鹄的,缔造了自由个体横向联合而缔约内政共治的政治形态与全球性民主浪潮。双元继起,前后激荡,共同支撑起这个时刻摇摇欲坠的世界秩序。

   至此,可以归结下列六点:

   第一,现代世界体系是古典枢纽文明时代落幕后,历经千多年的沉寂,经由现代早期的发育成长而成就的现代枢纽文明推展处理的结果。其间经纬,分分合合,大致经历了自现代早期的地中海文明,至欧美势力全盛的大西洋文明,再至亚太为轴心的太平洋文明这样三个阶段。此刻之激活欧亚大陆岛的诸种“一带一路”式构想与所谓“印太”概念的出现,略有雏形,形制未定,有待观察,均为此种世界体系大潮震荡激发的最新一拨浪花。

   第二,在此进程中,资本逐利与帝国扩张堪为推手,而形成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全球景象。其间经纬,大致先以领土国家和主权国家的既有建制为阵势,步步为营,层层外推,终成全球网络,历三数百年而未已。揆诸史实,无论是美洲开发还是鸦片战争,不管是美西战争抑或英布战争,更不用说血腥的石油之战,均为资本逐利使然,并伴之以国族的集体自私。资本率先突破国家界限,而有国家在后殿军,合则两利,分则俱伤,狼狈为奸。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所谓民族国家,遂为连体怪物。对外适用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内政则递进至民主国家,而行自由主义、立宪民主与人民共和,凡此先发国族的所谓“双重人格”,其因在此,导源于并导致了“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第次降临而终究双元并立的“双元革命”。迄而至今,跨国资本浸浸乎超脱民族国家主权辖制,并造就了一批满世界逐利的世界公民,以地球为舞台,呼风唤雨,说明资本与国家的互动,“既团结,又斗争”,而“斗而不破”,花样翻新矣。以及,所谓现代性之野蛮性,同样因缘在此,而不止于此。

   第三,正因为此,民族国家逐渐体制化,取代朝代国家与王朝政制,逼迫部落体系强拧为民族国家形态,既是世界体系进程的产物,更是世界体系得以最终铺展开来的前提,于互为因果中组织人世生活。但是,包括上述两点指陈的内容在内,此就典型的欧美现代立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后发国家”之建立民族国家进程而言,情形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就中国现代立国而言,主要是列强侵凌暴露出内政窳败,在东西之别中将古今之别显豁无遗,由此而被迫外抗强权、内争民权,必得造就出“富强国家”这一共同体,而非受资本逐利与帝国扩张所鼓动。毋宁,是“被逐利”和“被扩张”了。“刺激—反应”模式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其因在此。逮至今日,三十年河东又河西,“企业走出去,服务跟上来”,这才护卫舰队巡弋于大洋之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苍穹之下,而有点儿“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了。

   第四,也就因此,民族国家之为资本殿军与基于地缘格局的集体自私属性,决定了列国体系既在指向和平,出于“各人自扫门前雪”之国家本位的无可奈何,却不可能成为一种一劳永逸的和平体系,因而需要建构积极互动的国家间政治模式,厉行全球治理,于大国相互妥协中努力提供以全球宪政为愿景的公共产品。所谓“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与“雅尔塔体系”,自欧洲的“五强政治”到“国联”,再到联合国以及各种多边组织,不过均自此立论,而为此设防。中国于1937年陷都后仅用八年苦斗,就因缘际会,鲢鱼返身,一跃而为“世界五强”,既受害于此,复得益于此。

   第五,现代世界体系嚆矢之际,欧洲与东亚,分处大陆岛两端,各拥格局,自成版块。余下的,包括美、澳、非三洲,则已为地中海文明与大西洋文明染指,而逐渐裹挟一体矣。逮至大西洋文明和太平洋文明第次登场,世界终于连为一体,造就了史无前例的文明融汇景观,漪欤盛哉。照此以往,一个所谓的“世界文明”,亦且非不可期。不过,总体来看,全球文明景观舞台上,主导性的依旧是欧美文明,特别是英语霸权所彰显的大西洋文明。毕竟,这波世界体系及其现代文明,人家站立潮头,走在前面嘛!

   第六,虽说如此,逮至中国这一世界历史民族加入世界体系大合唱,则情形有变。中国自清末被迫卷入现代世界,挨打受辱,历经抵抗、顺从、再抵抗,至有选择跟从以及必然的自我创造,一路走来,如果沿着双元革命脉络往前迈步,有望迎来一个“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亦未可知,而有待奋斗与观察者也。“第二期现代文明”之可欲与可期,机运与挑战,均在于此。

  

   2、以三波“改革开放”接应

   通常所谓“改革开放”,表征一种文明更张与政治转型的历史运动,构成了现代中国的主流政治意志与历史意识,迎应的正为这一现代世界体系。中国之加入现代世界体系,起自“改革开放”,就发生在此现代世界展开之际,而成为现代秩序建构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这个尚未终结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环节。

   回眸一看,晚近一个半世纪里,中国已然有过三波“改革开放”,它们延绵接续,回应着这个现代世界与世界体系进程。

   第一波大约起自1860年,终于1895年,整整35年。其以洋务运动为旗帜,昭示着一个“古今中西”的时代降临华夏,中国由此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历程。第二波启自1902年清末变法,至1937年“抗战”爆发止,又一个35年。在此时段,清末王朝、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制,三阶段,政体虽殊,理路则一,接续前行,而统贯为一大整体。举凡民族国家建构、市场经济、社会改良、立宪代议体制、现代程序主义法制,以及教育、新闻传播和思想市场建设,均有所尝试,均有所建树。1978年底至今,将近四十年,其中主要是截止中共十八三中全会为止这一时段,实为第三波“改革开放”,总体而言,以“向后倒退向前进”的方式,求得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政治进步。换言之,以向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政治意志和世界普世文明的致意与皈依,汇入世界历史潮流,重新开始中国文明的复兴与中国制度主体的建构历程。

三波“改革开放”,因应的是“中国问题”。而“中国问题”非他,即面临西方列强打压和现代西洋文明所代表的这一波现代文明冲击,老大中国的内政窳败暴露无遗,则更张政治、文明转型,在两百来年的时段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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