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发军: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1 次 更新时间:2018-01-31 20: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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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发军  

  

   内容提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基于人类社会共生性关系的现实,以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为核心价值,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共同体理论和党的几代领导人国家战略思想。它集统一性、全面性、系统性和综合性于一体,以“五位一体”为核心支柱。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它以中国的智慧建构了国际社会关系发展过程中新的交往范式。

   关 键 词:习近平 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家战略 全球化

   标题注释: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17BKS08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共提“人类命运共同体”100多次,其规格之高、频率之快、内容之广、立意之深,为世人瞩目。在这些重要的论述里面,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由萌芽到发展再到系统化,由两岸“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亚洲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由基于共同发展的实体性的利益共同体到虚拟的“网络命运共同体”再到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相连接的理性关系共同体,它显示出了由国内提出到周边扩展再到国际传播的时空拓展特点,习近平对此进行的多维度、多视角、多意蕴的阐发,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话语体系。它既是习近平以深邃敏锐的时代眼光和丰厚的理论修养对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和人类的文明进程给以深刻洞察的结果,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时代依据和理论基础

   (一)国际社会共生性关系的生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历史性依据

   随着人类历史中“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世界历史的进程展现出了两大基本发展趋势,其一是以资本扩张为驱动轮并通过经济全球化完成拓展疆土的共生关系的发展趋势,另一个是以民族自决与独立、民族国家建立与建设的发展趋势。在这两个基本趋势中,主权与利益原则相统一的后者寓于经济全球化为驱动力的前者之中,二者虽具张力却共生共存,共同存在于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之中,国际社会关系的这种统一性规制了现存国际体系内在本质上所具有的国际社会的共生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一国际社会的共生性关系的逐步形成做了精到的描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世界历史”理论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共同体”思想,当血缘和地缘这一自然共同体被世界货币——资本“抽象”共同体瓦解之时,人类的命运就此而被改变,他们将通过不同的发展形式和发展道路而走向未来的共同体,其间经历了血与泪的苦难、生与死的煎熬,可以说,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揭示了物质的生产、消费与精神的生产成为世界性的生产,人类社会从而开启了一个相互依存和共生的新时代,它质别于传统的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自然共同体时代。一百多年的大发展,马恩所提出的世界历史已经展露出来它的基本面目。一方面,国际社会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建构国家主权及其国际体系以来,新旧国际体系的交替是以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作为根据的,而由此导致的传统型大国竭力遏制与削弱新兴大国的崛起和挑战,这是国际社会关系发生动荡的根本性原因。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网络化的强劲发展,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的共生共存及其矛盾关系就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共生型结构关系。“和平发展时代里,由于存在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两个体系并存而又互动联系的局面,国家有可能先搁置国际体系共生网络权力争议的困惑,优先解决全球体系中当今面临的诸多经济、金融、气候变化等迫切需要全球共同治理的问题,优先求得全球体系共生网络的和平发展,从而为国际体系共生网络治理积累条件。”②人类共同面临的多元共生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关系,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现成为必然,今天人类必须以共同体的意识和眼光来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建构全球共同价值观,汇聚世界性眼光,开启世界性视野,才能够从相互封闭走向开放包容,从猜忌隔阂走向日益增多的互信认同,才能和谐共处与共同发展,人类才能有共同的未来。

   (二)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内在性依据

   当代国际社会共生性关系所呈现出来的更多的只是经济利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生性特征,显现的绝非是社会道路和社会制度上的共生性特征。纵观殖民主义演绎自身存在的历史乱象与霸权主义争斗世界格局铁一般的事实,审视“虎狼”式地扼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景象,再俯瞰当下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狼群”式的围堵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我们决不能被国际社会关系的表面现象所遮蔽。

   鉴于国家在国际社会共生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这一现实,必须考察国家的社会属性才能获得本质性的认识。任何国家绝非中性意义上的实体性存在,决定其社会属性的乃是国家根本性的社会制度。毋庸讳言,当今社会制度无非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世界性的格局里存在着,这是一个铁的现实。这种社会制度的对峙绝非是经济属性上的共生性关系,从历史逻辑来看,它们是先后关系,前者的灭亡与后者的胜利不是理论逻辑论证的结果,而是历史逻辑的必然性结果。

   “就当代世界的整体格局而言,不是所谓‘文明的冲突’或所谓‘全球性问题’决定历史的方向,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依然决定着当代人类命运和出路,因而依然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绝非是一般意义的命题,它既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世界性与历史性局限性的反思,也是对社会主义未来命运的深度思考,更是在经济共生性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对人类命运的一种前瞻性规划。基于当今世界整体格局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和现实性而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但没有抹杀两种制度和两种道路的本质性差别,而且还深度关注社会主义引领人类命运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的路径问题,更是指向了马克思所提出的“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未来社会。

   “文明冲突论”遮蔽了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及其历史发展的动力,体现了一种文化霸权,实质上为西方资本主义国际进行新的殖民扩张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纵观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和许多文明之间的冲突与碰撞现象,这都不是历史发展的主导与主流,也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更没有成为改变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性的东西。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始终是推动历史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的动力,民族国家文明的不同并不足以引致人类社会的动荡与战争,而真正根源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固有矛盾,在于资本主义内部不可消除的阶级矛盾向外部世界的扩展与转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恰恰是基于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的这一内在性根据,把握住了现实与未来的张力,摸准了两种道路与两种制度基本现实,批判性地界划了“普适性价值”与“共同价值”,对事关人类终极性的命运问题做出了中国式智慧的回答与社会主义未来命运之世界性的展望。

   (三)中国自觉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现实性需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形成的现实性依据

   习近平指出:“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④我们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但是国际社会共生关系的形成和全球一体化的进一步加快,使得中国的发展成为整个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抓住了世界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把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统一起来。

   中国在历经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发展后,正面对着中华民族百年以来最佳的复兴时机,在这样一个世界格局破旧立新、世界秩序重新建构的世界历史转折点,中华文明正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文明,并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中国正自觉地把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统一起来并倡导共同发展理念,充分展现和发挥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主体性意识、中国的发展正在打破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那种“国强必霸”的发展怪圈和陷阱,积极建构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发展模式,这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内在性依据。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在深入了解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发展主动融入世界发展的情形下提出来的。美苏两极格局终结之后,无论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还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无疑都显露了西方中心主义那种固有的单极的“霸权”心理和幽深的冷战思维,然而当今世界多极化的呈现、共同发展的趋势与合作共赢的要求,已经冲破了以西方为中心的那种制度结构、权力结构与观念结构,共同构建各国人民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世界的发展正在由以自我中心主义的发展模式转向共生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习近平对中国的发展必将融入世界发展和世界将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判断,把人类发展看作了一个整体,并试图通过打造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来推动人类文明的普遍交往,高瞻远瞩地把握住了中国发展的未来趋势和世界共同发展的历史规律,它唤醒了人类合作共赢的共同体意识,提升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并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民族自觉性和主动性,它要求中国主动融入世界并积极展现中国的大国胸怀和国际担当精神,这一思想切中了当今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的现实,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中的一种高度自觉,更是对世界时代精神的一种高度自觉。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理论基础分析

   (1)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理论。伴随着现代性的资本消解世界各地的血缘和地缘共同体的隆隆喧嚣声,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的分离也就成为现实,但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共同体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关系的紧张及其人的自由与发展的异化问题,就成为了现代性的带有自反性的一种悖论性问题,它激发了许多学者的深刻反思。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终结者和新哲学开启者的马克思,其社会共同体思想力求在承继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城邦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基于“世界市场”、“普遍交往”、“世界性历史”的人类现实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性发展的现状,用批判的眼光洞穿现实社会发展的进程所提出自然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抽象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等“社会共同体”的理论,构成了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由此开启了唯物史观视域下的共同体范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理论具有内在的理论契合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可以认为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是从‘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过程中需要经历的阶段:对人类整体来说,仍然存在国与国、家与家的‘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的现阶段,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消除共同体的异化,走向‘真正的共同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⑤

(2)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及阶级分析思想。“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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