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汉:论汉语方言的行政法保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 次 更新时间:2018-01-30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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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汉  

   【摘要】 在国家推广普通话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当下,方言的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当前,方言保护存在着语言多样性理念缺失、宪法依据不明确、法律制度不健全、推广普通话过程中行政监管色彩过浓、保护力量薄弱、保护方式单一、物质条件不充分等问题。因此,亟需构建方言保护的行政法机制。具体路径为:放松行政管制;引入行政指导、行政给付等多样化行政方式;借力《非物质遗产法》、《博物馆条例》等文化法律法规;构建公众参与和公私合作机制。

   【中文关键词】 汉语方言;语言多样性;语言平等;行政法保护

   【全文】

  

   方言是指一种基于地域性或社会因素所发展的语言变体形式,具有特殊的词语和语法结构。汉语方言是汉民族语言古今共同语(雅言、官话、普通话)的重要养分,有一定的价值与功能。[1]在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并取得显著成效的当下,方言的式微甚至消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从此起彼伏进入人们视野的各种“方言事件”中可窥一斑。[2]语言的发展、维持或衰落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当前,学界主要从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等视角探讨方言保护问题,而有关方言的法律保护尤其是行政法保护的研究尚不多见。由此,建立和完善我国方言保护的行政法机制,协调普通话与方言的冲突,从而在语言的通用性、规范性与多样性之间寻求均衡保护,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一、汉语方言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语言文化多样性理念缺失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提供了多种社会生活方式、文化与经验。语言除了工具性的沟通功能外,同时还具有非工具性的文化功能。通用语言可以降低沟通成本,提高沟通效率,推动不同语言社区的交流,但保障沟通这一单纯功能所定义的语言是一种服务性语言,它不反映任何文化,因此也与超越沟通工具功能的文化性语言对立。[3]汉语方言使用者所要求的语言权,并非确保使用语言沟通,而是使用特定地域方言沟通,它蕴含着特定地域人们的文化认同。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语言沟通性和服务性功能的考量,为了消弭因方言各异给我国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历届政府均致力于普通话的推广工作。[4]就国家语言治理的效率而言,通用语是不可或缺的,但运用国家强制力推广通用语应限于立法、行政、司法、教育、大众传媒等公共领域,在家庭、娱乐、市场等私人领域,则应尊重和维护人民的选择权。目前,我国语言通用性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普通话已成为事实上的官方语言和强势语言。值此之际,我们应超越语言的沟通功能,而以维护语言的文化功能为前提,确立语言多样性的价值理念。其实,语言的通用性与多样性并非势不两立、非此即彼的关系,只不过前者偏重语言的工具性功能,后者倾向语言的文化性功能。对于通用语言,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推广与普及;对于方言,国家的主要作用方式是存续和保护。

   (二)方言保护的宪法依据不明确、法律制度不健全

   相较于普通话与少数民族语言,汉语方言保护存在着宪法依据不明确、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的问题。现行宪法中,除了第19条第5款规定的“推广普通话条款”,还分别在第4条第4款、第121条、第134条特别规定了民族语言自由以及各民族语言在诉讼、公务领域作为地域性通用语言而加以使用的内容,其实质在于反对语言歧视与语言同化。反之,方言保护则缺乏明确的宪法依据,只能从《宪法》22条规定的发展文化事业的国家任务条款,以及第47条规定的文化权利与自由中予以推定。此外,普通话的推广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还被具体化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法》等法律规范体系中,而作为非通用语言的方言尚缺乏专门立法予以保护。

   (三)推广普通话过程中行政监管色彩过浓

   我国当前的语言文字立法,重心在于推广普通话,为维护普通话的官方语言地位而过度限制汉语方言的使用,导致普通话推广过程中行政管制色彩过强。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发布的“方言译制片禁播令”以及2014年发布的“播音主持人口语禁令”,[5]即为过度限制方言最为典型的表现。政府“简单粗暴”地直接干预媒体语言的使用,不仅容易招致媒体的反弹和社会的批评,而且也常常导致管制手段因丧失必要的灵活性而趋于僵化和失效。如有论者所言,应当弱化对各类媒体的语言管制,尊重语言多元目标之下的言论自由、艺术自由,给语言的个性化存在以及艺术创作以合理的空间,使得语言趋同性与语言多元性统一在建设普通话和方言各得其所的双语环境之下。[6]

   (四)方言保护力量薄弱、保护方式单一

   当前,方言保护面临着保护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对方言保护的关切主要在民间,如汪涵的“響應”计划、[7]各高校及一些研究机构的方言保护研究等,来自于政府方面的财政投入和支持力度则明显不够。虽然2008年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录制,在不少地方也开展了语料库的建设,但这种保护只是一种记录性的治标式保护,不足以保持方言的持续发展,而对方言的活态保护基本上只是在部分地区展开。如,苏州等地在公交系统进行方言播报、部分学校开展方言教育等。

   此外,既有的方言保护主要采取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等静态保护方式。2016年9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的关于方言的保护措施主要有:收集整理汉语方言的实态语料和网络语料,建设多媒体语言资源库,开发语言展示系统,编制和完善中国语言地图集、语言志,推动筹建中国语言文字博物馆等。诸如语言数据库建设等举措强调的是一种静态的、记录性、“博物馆式”的保护方式。这种保护方式过于单一、脆弱,如果没有作为语言主体的人的积极参与和活用,其记录的方言将会成为僵死的“语言标本”。方言只有在使用中才得以存续和保护,因而有必要为方言的使用预留合理的空间。2016年上海市语委印发的《上海市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关于方言保护的提法有所突破与创新,该规划提出了“实施地方语言文化进校园行动”、“妥善处理推广普通话和保护上海话的关系”、“建设运维展示上海方言特点、口传文化、人文风俗的上海语言文化资源网络展示平台”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关于“沪语”保护的表述,强调在特定场域可以使用方言,为方言提供了活态、实效性的保护。

   (五)方言保护的物质条件不充分

   在语言多样性理念引领下,方言作为非主流语言和边缘语言有其存在的功能和价值。在方言保护实践中,消极地采取一视同仁的平等,而不是从尊重差异的角度积极提供弱势语言存续的物质条件,无异于缘木求鱼。当前,政府还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为方言保护提供充足的物质条件。具体表现为:缺乏必要的公共机构和方言文化基础设施,方言未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产业促进范畴,未能平等拨付与语言发展相关的经费等。

  

二、汉语方言行政法保护的必要性


   2013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里明确了方言保护的必要性,提出要“探索方言使用和保护的科学途径”。面对方言的式微,民间力量基于语言文化多样性的理由寻求方言保护,其合理性自不待言。但是,运用行政力量保护方言是否具有正当性理由?方言值得行政法保护的法益是什么?这就需要行政法学理上的证成。

   (一)方言文化属性的特殊需求

   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活化石”,其存在的价值在于语言的文化功能。因此,寻求方言值得行政法保护的正当性理由,须遵循方言自身的发展规律,从其文化属性上加以分析。

   第一,方言文化的自主性。方言是特定地域人们共同生活经验的结晶,“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8]在特定方言内的文化艺术发展中,方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而,行政权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应遵循职权法定原则,恪守公权力的边界,为方言的使用保留合理空间。

   第二,方言文化的无形性。方言文化具有非物质性,使得方言的传承与保护需要借助物质形态和物质条件,行政主体可以动用公共文化资源服务于方言传承、保护与复兴的物质条件建设。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文化行政管理关系,属于文化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比如,可以通过地方规章设立若干濒危方言保护区。

   第三,方言文化的公共性。方言文化并非专属于私人之财产,而是整个国家、汉民族和特定语言社区的“公共财产”。方言作为公共文化财产,可归属于行政法上公物的范畴,为使作为公物的方言能合乎公共使用目的,发挥特有文化效用,相关语言主管机关对方言负有管理、维护和促进的义务。

   (二)语言平等的应有之义

   语言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同语言所带来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与资源的差异,因而产生语言不平等。语言不平等具体表现为:语言地位不平等导致出现政治、经济或社会地位高低、无法在公领域使用、语言认同度低、没有足够的教育资源培育新一代语言使用者,等等。因此,语言立法规范的重点在于语言平等问题。在平等权意义上,汉语方言相对于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居于少数语言和弱势语言的地位,应当受到法律的特别保障。[9]

   语言平等的第一层含义是反对语言歧视,实现对少数语言、弱势语言的保护,使其不因语言而受到不平等的对待。“歧视禁止”意义上的平等权主张语言不受外力干预任其自由发展,认为语言的维系全赖社区自身的力量,不涉及政府法规的制定,也不要求政府提供公共资源来落实。基于此,行政主体往往对方言等少数语言采取“善意忽视”的态度,从而减少自身侵害公民语言权利的可能性。

   语言平等的第二层含义则是从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出发,超越自由主义的形式平等观,认为确保免于歧视的自由,并不足以保障少数语言群体的实质平等,必须采取“正视差异”的平等观念,“实现强弱之间的比例平等”。[10]即政府必须采取积极性的措施,让每个语言族群拥有同等的尊重和承认,因而行政主体须积极提供给付,提供某方言保护所需的经费、人员、空间等资源。比如,国家有义务采取特别的平衡措施,通过广播电视节目的强制性时段分配比来保障地域方言发声的可能性。

  

三、汉语方言行政法保护的具体路径


汉语方言的行政法保护机制,可区分为消极保护与积极保护两个层面:对“方言译制片禁播令”、学校处罚校园内讲方言等限制或禁止方言使用的行为作出限制,或曰放松行政管制,实际上构成了对方言的消极保护;而通过行政指导、行政规划、行政给付等多样化行政方式,安排财政支持,将方言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产业促进范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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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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