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2017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上篇·政治与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31 次 更新时间:2018-01-30 16: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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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进入专栏)  

  

   天际晦暗的时刻,很难分辨是暮色还是晨曦。2017年初,《华盛顿邮报》决定在报头下方刻写一句铭文:“民主死于黑暗”(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黑暗的隐喻不只在警示民主政治面临的威胁,甚至不只是对美国动荡时局的忧患,而是对西方文明再次陷入严峻危机的预告。回顾2017年西方思想的流变,透露出多种明暗交织的迹象:美国社会的分裂在加剧,欧洲开启了“马克龙时刻”的转机,中国的影响力正在改变西方世界的感知,民主的危机再次成为焦点议题,反性侵扰运动席卷全球,“思想工业”正在转变公共领域的结构,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令人兴奋也让人忧虑。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2017年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时刻。但在一些结构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因素制约下,这个晦暗时刻更可能是漫漫长夜前的黄昏,而不是黎明将至的预兆。

  

美国的特朗普元年

  

   2017年的美国政治很容易被视为“一场喧哗的闹剧”。闹剧是真的,但不是仅此而已。特朗普及其现象背后有着不可低估的政治文化意义。

  

   就任总统的第一年,特朗普在身陷重围之中取得了乏善可陈的成绩。他实质性的主要政绩——作为“圣诞节大礼”的《减税与就业法案》,以及4月将年轻的保守派法官戈萨奇(Neil Gorsuch)送上最高法院——对于任何一位共和党总统而言(在参众两院的多数优势下)都是轻而易举之事,它们之所以显得隆重而喧哗,主要在于特朗普费尽周折克服了他自己制造的额外障碍。这位在任总统延续着竞选时期的战斗精神:善于制造和激化对立而不是化解冲突,勇于攻击而不是倾听异议并寻求妥协。但他在强大抵抗的逆境中生存下来,没有辞职也没有被弹劾,守住了自己的总统职位,这本身是他更难得的成就。

  

   从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开始,特朗普就不断遭遇新任总统前所未有的抵抗。华盛顿特区有近百万人参加了“女性游行”,抗议活动从美国辐射到全球各地(远至南极)。4月,成千上万名科学家走上街头“为科学游行”。8月,夏洛茨维尔的右翼游行与冲突发生之后,特朗普的言论激怒了更多人。“总统艺术与人文委员会”17位成员中有16位联署公开信抗议并集体辞职,白宫随后宣布聘任该委员会的行政命令不再延续。而另外两个新近成立的白宫顾问机构“美国制造业委员会”以及“总统战略与政策论坛”中,也有多位著名人士退出以示抗议,特朗普干脆直接宣布解散了这两个机构。

  

   连绵不断的抗议以及媒体的负面评论,都困扰着这位总统的感知与心态。《纽约时报》的一篇长篇报道分析指出,特朗普每天都会花大量时间收看电视和媒体的反应,并时刻准备反击。对他来说,这个总统职位是“他在那个美妙的胜选之夜获得的奖品,一个在他每个苏醒的时刻都必须奋力守护的奖品,而推特是他的王者之剑”。反击每一个批评和贬低自己的言论,包括自己的内阁成员。

  

   当被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出言不逊斥责为“白痴”(moron)时,特朗普立即发推文回应,“我们必须用智商测试来比较一下,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谁将会胜出。”(许多评论表示,这条推文已经测出了他的智商。)信口开河的言论夹带着大量的不实之词。一位研究谎言的专家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据她计算统计,在执政的298天中特朗普做过的“虚假、误导或前后不一的陈述”高达1628次(平均每天5.5次)。毫无忌讳的言行又给媒体和脱口秀节目输送了大量素材,造就了更多的批评或嘲讽,使他感到必须不断反击,形成永久化的反馈循环。

  

   特朗普的固执己见并没有妨碍他的反复无常。最初一些言之凿凿的理念(包括决意从阿富汗撤军,判定“中国是货币操纵者”以及宣称北约“已经过时”等等),都发生了逆转。根据NBC新闻公布的统计,从当选到执政百日,特朗普在13个政策问题上变换了32种立场,成为“现代历史上最难以预测的美国领导人”。易变的风格同样体现在白宫高层官员的频繁变动之中。有任职6个月的白宫幕僚长普利巴斯和新闻发言人斯派塞,7个月的首席战略师班农和白宫顾问格卡,还有23天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以及最短10天的通讯主任斯卡拉穆奇。在2017年,大约34%的高级官员辞职、被解雇或调任,这个更变比例之高是史无前例的(此前的记录是里根总统第一年的17%)。

  

   对特朗普精神健康状态的疑虑从大选期间开始就从未平息。10月6日《新闻周刊》报道,27位心理医生与精神卫生专家联名发表一份报告《特朗普的危险案例》,评估他有“暴力、不成熟和缺乏安全感”等多种精神障碍。由于总统的健康事关国家安全,这些专家认为有必要向公众警告“这位总统的危险性”。这是出于“道德的与公民的责任”,高于他们本应遵循的“职业中立性规则”。实际上,连班农也曾在访谈中说过,特朗普“就像个11岁的孩子”。《纽约书评》一篇文章的作者指出,“这是第一次,美国有了一位行事不像成年人的总统”,他那些不成熟的品行不只孩子气,而且是“大多数家长努力要让自己孩子去避免的”。

  

   因此,这届行政当局的运行机制就是,特朗普制造混乱,然后由白宫里的“成年人”来帮他清理。这些“成年人”在管教他、让他长大并防止他失控。他们时而成功但常常失败。的确,特朗普“没有总统的样子”(unpresidential)。

  

   在许多人眼里,他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自恋症患者,一个自称“天才”的弱智,不可能成就大业,也很难获得连任。或许三年之后,美国政治将重归正规。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评论说,特朗普现象很可能是“美国历史曲线上的一次异常波动”。也许,这最终不过是一场闹剧,借用莎士比亚的名言形容,“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但特朗普绝不是一个笑话,特朗普现象也不是一场闹剧。诸如此类的蔑视论调或许能满足对特朗普的反感心态,但这种认知包含着危险的误解和误判。

  

   特朗普登上政治舞台具有真实的民意基础,主要来自两种(相互重叠或独立的)否定性的民众意愿: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抵制,以及对建制派政治的反抗。特朗普执政也带着并不含混的政治议程,简言之就是“还我美国”:不仅从全球化的得益者那里,也从建制派的政客那里,以及从少数族裔和边缘群体那里“夺回我们的国家”。特朗普的政治议程吸引和集结了一大批经济与文化上的受挫者,构成了他的选民基本盘。所谓“特朗普主义”以反全球化、反建制派、反少数族裔与边缘群体为特征,这样的政治议程是任何政治建制派(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无法容纳和胜任的,这也注定了特朗普的政治实际上是一场造反的政治运动,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那样,他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借(共和党之)壳上市”的“第三政党”。

  

   特朗普具有造反派的特征,但他通过合法的选举程序获得权力,也必须遵循宪政体制的游戏规则来行使权力。许多人曾预测他会被制度的力量逐渐驯化,但这似乎低估了他反叛的野性。身处美国的宪政传统,特朗普如同一头困兽,既不愿接受建制派(所谓“房间里的成年人”)的驯化,也无法彻底突破体制的笼子。这种冲突状态解释了大部分白宫的混乱与喧闹,而他“精神障碍”病象至少部分地来自于他挣扎中的挫败感。他欣赏普京或埃尔多安那样的强势领导人,更羡慕他们更能自由发挥而更少受到限制的权力。

  

   许多承诺落空了,他没能完全废除(更不用说替代)“奥巴马医保计划”,发誓要修建的“长城”还无影无踪,基础建设大发展也仍然是纸上谈兵。但在否定性的意义上,特朗普绝非无所作为。美国已经退出了TP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协议,并可能退出北美自贸协定和伊核协议。他也成功地撤销了许多奥巴马以“行政命令”方式签署的政策和条规。同样重要的是,他也一直在冲击体制限制的边界,试图将频繁的“反常”言行“正常化”,改变何为总统规范(norms)的定义。而这种重新界定本身,也是对共和党建制派的“绑架”努力,使僵化的体制屈从于新总统的“活力”。

  

   特朗普主义会在曲折中步步为赢吗?竞选的奇迹效应能在执政时期延续多久?特朗普仍然面临许多艰难挑战。在国际事务中,特朗普已经被大部分盟国视为“信誉最低、危险最大”的美国总统。在国内,“通俄门”的调查仍然在进展,弹劾动议时隐时现。而解雇“正在成为麻烦的”特别检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可能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作为一个反叛的当政者,特朗普处在各种交错的压力之中:主流媒体的抨击,社会运动的抵抗,民主党的对抗,共和党建制派的要求,白宫西翼的内斗,家族亲属(尤其是女儿和女婿)的诉求,以及其选民基本盘的要求。12月中旬在盖洛普发布的民意调查中,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35%,低于现代历史(在这个任期的节点)上的任何一位前任总统。

  

  

  

   目前的经济形势对特朗普有利。《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指出,特朗普是美国经济复苏的幸运继承者:“自他当选之后美国股市增长了25%,但从2009以来增长了195%,失业率在奥巴马时期已经从10%的峰值下降到4.7%,然后在特朗普执政后继续下降到4.1%。”特朗普当然会毫不谦让地将所有经济成就归功于自己。

  

   而《减税与就业法案》的光环很可能会破灭。Vox杂志发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向全美42位著名经济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所做的调查,其中同意这项法案会刺激经济增长的仅有1人,多数人反对,其余少数无法确定;而所有42位经济学家都认为这项法案会增加债务。另外有许多经济学家和评论者指出,虽然这项减税法案声称会极大地惠及中下层阶级,但实际上将加剧贫富差距,所谓“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s)的神话从未实现过。

  

   然而,经济冲击会影响特朗普的选民基本盘吗?如果经济政策未能满足那些经济受挫者的期望,甚至低于他们在建制派执政时期获得的收入与福利水平,那么他可能会失去一部分反建制派的选民支持。但是,对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抵制者而言,他们的身份关切往往高于经济需求,可能会不离不弃地留守在基本盘的核心。

  

凝聚这些选民依赖于意识形态的话语力量,特朗普主义需要自己的意识形态建筑师。像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之类的新保守派(neocon)思想精英是不可指望的,他们大都激烈反对特朗普或与他保持距离,认为他完全不符合保守主义的真精神,有些成为“绝不要特朗普”(NeverTrump)运动的核心。克里斯托尔主编的《旗帜周刊》在11月发表社论《投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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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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