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敦康:吟到夕阳山外山——我与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1 次 更新时间:2018-01-29 18: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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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敦康  

  

   《庄子·知北游》说:“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我今年86岁了,回望过去,八十多年的岁月,亦是忽然而已。在这忽然之间,个人伴随着时代流转,有过希望,有过彷徨,有过奋斗,有过无奈,那些身外的荣辱已如云烟,最终没有留下什么,仅当翻看过去写下的文字,便稍有些宽慰,那是思考在岁月中留下的痕迹,似乎表示着这一生没有彻底荒废。然当宽慰之情刚起,便马上涌起另一种感受,遂起无限怅惘,因为语言文章不过是“迹”而已,以一己之“迹”解古人之“迹”,乃是“迹”外之“迹”,那潜在的、终极的“所以迹”为何?却是语言文章难及之处,每思及此,只好默然。

   1930年,我出生在湖北汉阳,1951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在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一年后,1952年,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我随之转入了北京大学。

   1955年,我大学毕业,分到天津一所中学教学一年后,1956年,我回到北大哲学系读研究生。

   1957年,北京大学涌起了一股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当时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我身临其境,激动不已,一连写了四封信,道出了心中的感言,信中说:“在现在,光喊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是不够的。还要喊:理性的原则万岁!民主和自由万岁!社会主义的法制万岁!”

   这几封信,成为我人生重大的转折点,我因此而被划成了右派,人生遭受重大挫折,而当时的社会形势日趋严峻,这使我陷入痛苦和焦虑之中,我努力地用更深入、更冷静的哲学思考分析时代和自身,二十几岁的我在受到心灵的震动和打击后,寻找着思想的出路。之后在北京农村劳动、在北大做资料工作、摘帽后1969年分配到湖北枣阳平林公社任八年中学教员等人生历程中,我在生存和思想的艰苦磨炼中进行着生命的积累。那些年,我埋头于漫长无言的岁月,日复一日,有时会使人觉得人生似乎将以此终老,而我内心所崇尚的价值理想却愈加坚定,我对于时代的哲学思考和学术的钻研一刻也没有怠惰停止。

  

   在二十七岁到五十岁这段生命的时光里,我沉潜下来,劳动、读书、思考、反思、体悟,时间如涓涓流水不停地向前,我的思想情感也越来越对魏晋玄学产生了兴趣,有意无意之间,魏晋玄学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从中寻求着理智的了解和情感的满足,魏晋时期的哲人,具有深沉的时代忧患意识,他们崇尚思想解放、个性自觉的人格,将这些精神诉诸笔端,这些都非常契合我的性情。玄学家在承受着生存困境和悲惨命运的情况下仍然苦心孤诣地去探索天人新义,我以自我生命的体认,从中发现了我作为整个人的本体性的存在,找到了一条不从知识论入手而以整个人为裁判者来解读玄学的新途径。

   时光的涓流未曾稍停,在艰苦的思考中探索、再探索,转眼已是天命之年。年轻时的学术训练和活跃的思维以及对时代敏锐的洞察力加上中年时代于现实生活中的身心磨炼,形成了我用整个生命诠释哲学思想和人生价值的思维特点,想来人生的许多事,幸与不幸总是相伴相随。

   1978年,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终于可以作专业思想研究了,这正是我年轻时就立下的人生志向,这时我已失去了宝贵的二十年时间,直到近五十岁,我才有条件和机会开始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如果说五十岁以前,是我思想生命的磨炼和积累期的话,五十岁以后,我的思想生命进入了反思期、开拓和日臻成熟的收获期。我无比珍惜这难得的可以专心做研究的机会,抓紧剩下的时间,埋头耕耘,正如当代诗人臧克家的诗所言:

   块块荒田水和泥,深翻细作走东西。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从1978年进入社科院宗教所到1997年,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我除了对玄学进行思考研究外,我的学术兴趣逐渐转到了易学史的领域,围绕着先秦易学、两汉易学以及魏晋易学写了些文章,当研究进展到北宋易学时,萌生了写一部稍成系统的易学史通论的念头,考虑到这个愿望一时不可能完成,就将已经理出发展线索的北宋易学写成了这本《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诠释》先行出版了。北宋易学在易学发展史上是一个辉煌的高峰,易学大家辈出,从李覯、欧阳修、司马光、苏轼,到周敦颐、邵雍、程颐、张载,他们将才思与热情投注到易学之中,探索时代的主题,寻求明体达用的诠释途径,寻求内圣外王的贯通之道。在研读他们的著作时,深深地感受到他们那理性思维的英雄气质和担待精神,并为之感叹不已。儒家思想中的“三不朽”,为无数仁人志士和学者英雄树立了人生的目标,一代代的儒者,心怀天下,思接千古,他们勇于探索,敢于突破窠臼,以这样的精神凝聚成火炬照亮时代前进的道路,这样的情怀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在研读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体会着探索的艰辛和收获的愉悦,将由此而引发的思考融入到字里行间。

   在这本书中,我将我的前辈学者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三先生关于易道探索的文章附于书后。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他们探索的主题和北宋易学探索的主题是完全一致的,用张载的话来表述,这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外 ,生活在当代的中国哲学家与生活在北宋年间的古代哲学家所感到的困惑也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困惑用金岳霖先生的话来表述,就是“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凡是合理的不一定必然能成为现实。如果哲学家通过一辈子辛苦的探索,最后所达到的结局不是确信而是困惑,而这种令人遗憾的结局又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精神原动力驱使着历代的哲学家去从事不懈的追求,那么,这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探寻之旅,我所感受到的悲壮的英雄气便源于此。我感到了这股力量在鼓舞我向前,也同时接纳了这种困惑。

   2004年,北大出版社出了我的《魏晋玄学史》,2016年该书再版。这部书倾注了我的心血和情感,也是我对玄学情有独钟的一个印证。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道家明自然,儒家贵名教,名教与自然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如何调和?通过什么途径得以会通?这是时代摆在玄学家面前的课题,玄学家带着自身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投入了一场围绕这个课题进行的思考和辩论之中,在那个战乱频仍、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强权压制人性自由、精神生命无所依托的悲苦时代,玄学家站在由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价值理想的高度来审视现实,把时代所面临的困境转化为一个自然与名教、儒与道能否结合的玄学问题,探讨这个问题的过程体现了他们对于合理社会的热切追求,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汇聚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当我研读梳理完那个时代的玄学思想发展脉络之后,回顾这段历史,不禁由此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名教与自然,儒家与道家学说能否在现实生活的层次达于会通?如果事实上难以解决,那么最大的阻力来自何方?玄学家的探索给后人留下了哪些值得借鉴的普遍性的哲学意义?我对此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与思考之中,儒道会通的难题,实际上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而又永远不能解决的天人关系问题。

   自然即天道,是外在于人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必然之理;名教即人道,是内在于人的受人的意志所支配的应然之理。从天道自然的角度看,“天地不仁”,始终是遵循着自己的必然之理独立运行,而人则是创造了一套价值观念,按照社会运行的应然之理来谋划自己的秩序和未来,从这个角度看,人道是有逆于天道的。而从人道社会的角度看,人首先是一个自然的存在,拥有自然本性,其次是社会的存在,拥有社会本性,必然之理和应然之理内在地统一于人性的本质之中。人道既有逆于天道的一面,也有同于天道的一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同,也不可能出现完全的异。倡导自然主义的道家思想和推崇人文主义的儒家思想发展到魏晋时期,双方的矛盾对立达到了尖锐的程度而趋向于融合。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哲学思维正是由于儒道两家的这种复杂关系而形成了一种稳固的张力结构,在同异分合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向前发展,一部中国哲学就是围绕天人关系这个基本问题而展开。

   几十年来我一直反对照搬西方的模式来看中国古代文献,所以我追本溯源,努力探索中国哲学的源头。后来我也写了好多文章来和西方哲学的源头进行比较,和印度哲学的源头进行比较。我要证明,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源头。我是利用《尚书》《诗经》这些原典来做解释的,我就是要重新解释这些经典,通过诠释来确立中国哲学的地位。在我的《宗教·哲学·伦理》一书的第二部分,我写了《春秋思想史论》,我的目的是用中国本土的语言,用中国的话语系统来阐明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的突破”,和希腊、印度相比,中国哲学具备与前两者“三足鼎立”的“合法性”的地位。

   在埋头于哲学史的研究中,我有一种自觉意识,也就是说,从学理上讲,一个哲学家,如果离开了哲学史,绝对不能成为哲学家的,因为哲学是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当学者进入了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当把前人的思想论述读过、想过之后,我们可以根据时代的特点,以自己的理解而标新立异,甚至完全反对前人也可以,但是我们所有的思想都是通过诠释得来的。哲学史和哲学二者之间是交叉的,绝对不能画出个泾渭分明的界限。关键在于:是“照着讲”,还是“接着讲”。只有“接着讲”才有创新。

   所以,我明确地提出:“诠释学是哲学和哲学史的唯一的进路”的观点,这是一个普遍规律,无论中外古今,无论是搞哲学还是哲学史,都是诠释学。

   西方的诠释学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产生,它有它的文化理路,这个理路在我看来,就是在西方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两极对抗的时候激发出来的。从17世纪以来,科学主义占了上风,实证主义占了上风,就有一批人来反弹,要维护人文的神圣地位和独特性,就搞了诠释学。其实,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是不是诠释而来的?找找根源,可以一直找到古希腊,它也是通过诠释而来的。如果离开了对古代的诠释、对经典的诠释,没有这个依据,它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没法成立的。所以,这两派,不管是哪个主义,都是通过诠释而来的。由于西方文化语境逼出个诠释学来,诠释学就向哲学的路上发展。它向哲学的路上发展以后,西方的诠释学——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就跟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学不是一回事了。

   中国的经典诠释学,从先秦就有了。在中国的语境之下,提出“诠释学”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世纪之交才提出来的。我们古代的诠释,都是一个人有诠释的思想,然后马上化为诠释一个经典作品,朱熹的诠释、陆象山的诠释、王夫之的诠释,所有的诠释,每一个诠释家、经学家都有诠释思想。我认为,关于人文和历史的东西,必须有自己主客合一的理解,不能仅把它当作一个对象来研究。我对诠释的解释是:诠释就是对话,就是理解。

   一个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必有自己的经典,而经典的形成也就是那个文化的形成。这个东西带有原创性,带有开放性,可以允许各种不同的解释,它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发展,绝对不是固定的。经学就是中华民族从远古一直到近代的精神现象学、精神发展史,精神由开辟、发展,到壮大,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这是精神的支柱。所以,我主张中国的诠释学就是要通过对经典的诠释,体现我的关怀,我的理解,使我整个人走进去,和古人对话,获得思想和情怀的滋养,获得同情的理解,然后“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写出时代气息,写出自我的理解和精神。这才称得上是哲学家。

   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利用诠释学,我几十年的学术经历,着重诠释两个东西。一个是玄学,一个是《周易》。

本来我是要顺着《夏商周三代宗教》、《春秋思想史论》还有战国时期这样的一个诠释传统,来搞一个先秦的哲学,建立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我要解释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必须从历史上解释,要找很多的材料。但是,我没有完成这个想法,也没有时间再去做这个事情了。回顾我的学术生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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