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伯里克利战略”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由伯里克利建议的、雅典城邦采纳的战争策略。其要点是，避免陆上决战，掌控盟邦，战时不要扩张势力，不要采取危险行动；做到这些，雅典将轻松赢得胜利。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真实的“伯里克利战略”与修昔底德表述的“伯里克利战略”存在很大的差异：沿海袭扰战术带有很强的攻击性，雅典的财政经得起较长时间的消耗战，拿下墨伽拉是雅典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阿提卡有骑兵和要塞的保护，波斯的金钱资助弥补了斯巴达的弱点，得摩斯忒涅斯的战略更能奏效。总之，伯里克利的战略总体上是防御性的，但具有相当的进攻性，属于积极防御的战略。修昔底德的认识出现偏差有多种原因。未来的研究要继续选取新视角，并从作者的观点(体现于其评论、分析和拟定的演说词)与其所记史料相互抵牾之处着手。
关 键 词：“伯里克利战略”/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
标题注释：本文为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修昔底德陷阱’与公元前5世纪希腊国际关系研究”(15YJA770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公元前431年5月下旬的一天，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大军在斯巴达国王的率领下入侵阿提卡，开始践踏其土地。土地上的雅典人听从了将军伯里克利的建议，早已举家迁入雅典城内，此时坚守不出。作为回击，雅典人派出100艘战舰袭扰伯罗奔尼撒等沿海地带。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人采取的这一避免陆上决战、出动海军袭扰对方的策略被西方学术界称为“伯里克利战略”(Periclean Strategy)。这是一个扬长避短的高明战略?还是一个缺乏进取心、收效甚微的战略?甚至是导致雅典最后失败的祸根?19世纪末以来，学者们为此争论不休，讨论不断深入。这个问题还关系到修昔底德对于这场战争的理解，是整个“修昔底德研究”(Thucydidean Studies)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对此，国内学术界鲜有涉及。这篇小文将首先交待其由来，然后从沿海袭扰战术、雅典的财政、城邦墨伽拉、阿提卡的防御、波斯的资助和得摩斯忒涅斯(Demosthenes)①的将才等视角，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最后提出几点思考。期望引发学术界的关注。
一、“伯里克利战略”的由来
战争前夕，雅典人有没有制定出一个全盘的战略?对此，修昔底德并未明言，更没有专门阐述，而是通过其记述陆续透露给读者一些信息。在战前的演说中，伯里克利建议：
现在，我们必须以最接近岛民的立场考虑问题，抛弃土地和房屋，在海上和雅典城设防；同时，不要因为土地和房屋而被伯罗奔尼撒人激怒，从而与之列阵作战，他们在人数上占有很大的优势……(1.143.5)②……如果你们愿意在战争期间不拓展帝国的范围，不主动招惹祸患，我相信我们将最终胜出……(1.144.1)
在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入侵阿提卡的前夕，修昔底德又以间接引语的形式记录了伯里克利的主张：
对于当前的局势，他重复了自己以前的建议，即做好战争准备，将城外的财物撤回城内，不要出城列阵作战，而要入城防御，准备好他们的强项海军，置盟邦于掌控之中。他解释说，雅典的力量来自盟邦缴纳的贡款；一般来说，战争的胜利既靠智谋，又靠金钱的储备。(2.13.2)
在对伯里克利的盖棺论定中，修昔底德又引用了其原话：
他说，如果雅典人耐心应对，照料好自己的海军，战争期间不扩张自己的帝国，不做威胁城邦安全的事，就能最终胜出。(2.65.7)
概括起来，“伯里克利战略”的要点是：避免陆上决战；保持海军实力，牢固掌控盟邦；战时不要扩张雅典的势力范围，不要采取给城邦带来危险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高度认同伯里克利的战略计划，他认为雅典最后的失败应归咎于伯里克利的继任者们“反其道而行之”(2.65.7)，如果按照其计划行事，“只对付伯罗奔尼撒人，获胜就易如反掌”(2.65.13)。在雅典，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伯里克利身为雅典将军(战争爆发后2年6个月染瘟疫去世)，其建议只有被公民大会采纳才能变成城邦的决策。但伯里克利不是普通的将军，而是“一言九鼎”的雅典“第一人”(2.65.8；9)。因此，把这一战略计划称为“伯里克利战略”是有道理的。
二、沿海袭扰战术与“伯里克利战略”
早在1890年，“伯里克利战略”就引起了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1848-1929)的注意。这位德国军事史家把这个战略与“七年战争”(1756-1763)中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1712-1786)的战略进行了对比③。他认为，二者同为“消耗战”，即没有决战的战争。在1900年出版的《历代兵法史》第1卷中，他分析道，雅典人的陆军与对手相比太弱，必须放弃阿提卡，任由敌人蹂躏；海军则封锁敌海岸，摧毁敌贸易，突然登陆袭扰敌乡村，造成与敌在阿提卡相当的破坏。要绝对避免决战，坚持打消耗战。最后看谁首先无法忍受痛苦，筋疲力尽。德尔布吕克肯定了此战略，赞扬了伯里克利的魄力。但他也指出，消耗战摒弃决战，也伴随着危险——指挥员可能会谨小慎微，不敢利用稍纵即逝的机会进行冒险行动。这是对伯里克利战略的委婉批评。德尔布吕克同意修昔底德观点，认为伯里克利的继任者完全忽视了其忠告，在皮罗斯大捷后，四处出击，最后导致失败④。
德尔布吕克是一位军事史家，并不以研究希腊史见长。与其同时代的一批古典研究者(classicist)，如英国学者格罗特(G.Grote，1794-1871)、德国学者迈尔(E.Meyer，1855-1930)、英国学者格伦迪(G.B.Grundy，1861-1948)、德国学者贝洛赫(K.J.Beloch，1854-1929)、美国学者芬利(John H.Finley，Jr.，1904-1995)分别于1888年、1899年、1911年、1927年和1942年论及伯里克利的战略。他们大体上都认为此战略是防御性的、保守的⑤。造成这种普遍看法的原因是，从修昔底德的记述来看，在阿提卡，雅典人完全取守势；而从海上对伯罗奔尼撒等地沿海地区进行的袭扰似乎效果不佳，所造成的破坏远不如敌人在阿提卡平原的破坏(乡村居民全部撤入城内，引发大瘟疫，约1/4的雅典人病死；城外大量土地遭到践踏等等)。随着时间的流逝，雅典一方在此消耗战中逐渐处于不利地位。如果结果是这样，伯里克利的战略岂不是毫无取胜的希望?修昔底德何以对此战略赞扬有加?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评价这一战略中的沿海袭扰就是问题的关键了。1945年，韦斯特莱克发表论文指出，修昔底德对这类袭击着墨甚少，容易让人觉得它们无足轻重，但他细心记载了，实际上其规模是不小的⑥。第一次行动发生在前431年6月末，敌人尚在阿提卡，有100艘战舰，搭载1000名重甲兵、400名弓箭手，还有来自科西拉的50艘战舰，搭载为数不明的战斗人员。袭击了拉科尼亚的墨托涅(Methone)、厄利斯的珀亚(Pheia)；夺取了阿卡耳那尼亚的索利翁(Sollium)和阿斯塔科斯(Astacus)；不战而赢得了刻帕勒尼亚岛(Cephallenia)(2.17.4；23.2，25，30)。这支舰队返程时与伯里克利所率的陆军会合，入侵、蹂躏了墨伽拉(Megara)的土地。两军合计有重甲兵1.3万名，规模空前(2.31)。同年，以30艘战舰出兵罗克里斯(靠近优卑亚岛)，并在阿塔兰忒(Atalante)建立了一个永久性据点(2.26，32)。次年6月末，伯里克利亲率100艘雅典战舰，搭载4000名重甲兵、300名骑兵，还有50艘喀俄斯和勒斯玻斯战舰，在厄庇道洛斯登陆，四处蹂躏土地，差一点夺取了厄庇道洛斯城，还蹂躏了伯罗奔尼撒沿海的特洛兹顿(Troezen)、哈利厄斯(Halieis)和赫耳弥俄涅(Hermione)的土地，袭击了拉科尼亚靠海的一个城镇普剌西埃(Prasiae)；撤回后这支军队又立即出征波忒代亚(Potidaea)(2.56，58.1)。
修昔底德依照时间顺序记录了这些行动，但他显然不清楚这些行动的目的何在。因为根据他的习惯，如果确实知道其动机，他会记下来⑦。首先，这些行动是为了封锁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吗?显然不是。该半岛海岸线漫长，对古代的船只而言，许多港口都可以停泊。而且，当时的三层桨战舰呈狭长型，满载桨手等船员和战斗人员，不可能携带大量的淡水和食物，甚至连睡觉的空间都没有。一般不能远离海岸航行，夜晚还必须上岸宿营。那么，是为了封锁地峡吗?雅典在墨伽拉南面的萨拉弥斯岛(Salamis)和埃癸娜岛(Aegina)均有驻军，在科林斯湾的北岸有瑙帕克托斯作为海军基地，确有封锁地峡的架势。但南北两个方向此时都还不能有效封锁，尤其是北面，船只在夜晚可以贴着科林斯湾南岸轻易逃过雅典舰队的监视。
皮罗斯战役(前425年夏)后，皮罗斯(Pylos)这个要塞成为了斯巴达境内的墨塞尼亚人(Messenians)和希洛特逃亡的目的地和进行骚扰的基地⑧，给斯巴达人以沉重打击。那么，为什么伯里克利不把在敌人土地上建立要塞作为行动的目标呢?伯里克利无疑考虑过这一招(1.142.4)，但在敌人土地上建要塞，守卫、增援和补给都是难题，当地居民会不会纷纷投奔也不好说⑨。
既不封锁敌人，又不在其领土构筑要塞，那么沿海袭击到底用意何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可以提振自己士气，打击敌人的士气。阿提卡遭受蹂躏，雅典人怨气满腹，大家纷纷指责伯里克利(2.21)。此时袭击其沿海地带，既可报复敌人，又可以让敌人沮丧。但是，作为将军的伯里克利不希望自己的战略只起到心理作用，一定有其军事用意。韦斯特莱克分析道，伯罗奔尼撒经济脆弱，半岛大部粮食可以自给，但地峡地区需要从西西里、埃及和利比亚进口。仅沿海袭击就可以让这种贸易陷于停顿。不仅沿海地区会受到经济损失，就是内地也会受连累(1.120.2)。经济困难没准会引发城邦内部的党争，亲雅典的派别就有机会了，就像后来的墨伽拉那样(4.66-69)⑩。前431年的沿海袭击是试验性的，次年便将重甲兵的人数从1000名增加到4000名，并用300名骑兵代替了400名弓箭手，目的是扩大蹂躏的范围，提高蹂躏的成效。同时，沿海袭击的时机选择在敌人正撤离阿提卡，但尚未回国之时，留守军队(各邦军队的三分之一)数量不足且分散。而海军具有高度的机动性，因此袭击总是具有突然性，基本上每次袭击时雅典人面对的只有老幼。若遇顽敌，打了就跑。这种战术无风险、无伤亡、代价小。攻城拔寨，旷日持久且代价高昂，而养一支海军本身开支巨大(11)。
韦斯特莱克最后指出，鉴于敌人在陆军数量和品质上占据绝对优势，加上陆路从半岛到阿提卡又没有阻碍，雅典人同敌人硬拼是不行的，必须将自己的财政优势和海军优势发挥到最大限度，这种战略假以时日是可以起作用的，也许5-6年就可以达到目的。这就是伯里克利战略的真正用意。可惜的是，由于瘟疫的爆发，伯里克利过早地放弃了这种战略，其动机没有显露出来，修昔底德也就无从得知了(12)。
韦斯特莱克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伯里克利战略中的“进攻性”，他让我们看到，伯里克利在战前所建议的仅仅是其战略的总原则而已，而其中的细节没有必要当众讲出来，修昔底德也就不知情了。不过，修昔底德都不知道的事情我们怎么仅靠其文本就能分析出来呢?这个问题留待下文。
韦斯特莱克的这篇文章影响不小。1949年，韦德-格里(H.T.Wade-Gery，1888-1972)为著名的《牛津古典词典》所写的条目“修昔底德”就持一种折衷观点：伯里克利的战略一开始是进攻性的，后来由于波忒代亚的叛离和瘟疫的影响，改为防御性的；修昔底德作为伯里克利的仰慕者，不愿承认这个战略遭受失败的现实，从而对后来许多事件的评判有失偏颇(13)。
50年代，美国学者钱伯斯支持韦德-格里的观点，他列举了雅典人战前(约前445-431年)在北面色雷斯一带的行动，还列举了雅典人战前在西面的行动(约前462-431年)，包括墨伽拉、埃癸娜、阿卡耳那尼亚、科西拉、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指出这些扩张行动极大地增强了雅典的势力。因此，伯里克利的战略显然是攻击性的，其目的是速胜。他不想要一场持久战，因为他清楚盟邦一有机会就会叛离雅典，那就会危及雅典的财源，而伯罗奔尼撒人只靠身体和意志，不需要为大量桨手支付薪金，准备打一场持久战。再说，在战争爆发时，伯里克利已经60多岁了，不情愿让城邦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去(14)。伯里克利是否改变了自己的战略?修昔底德并未明言，但他承认瘟疫对雅典的打击沉重，还仔细记下了围攻波忒代亚的花费。我们顶多只能说，修昔底德没有明显注意到韦德-格里所说的战略改变。鉴于他对伯里克利的崇敬，修昔底德是会接受这种改变的(15)。
到了60年代，德韦特发表论文《所谓的伯里克利的防守战略》，认为此战略从根本上说就是进攻性的，所谓防守战略或者先攻后守都是没有道理的。他指出，首先，沿海袭扰对伯罗奔尼撒的粮食生产是有影响的，这一点同韦斯特莱克的分析是一致的(16)。其次，在袭扰行动中，不仅蹂躏土地，还夺取了许多城镇(有的不在伯罗奔尼撒)，如特洛尼翁(Thronium)、索利翁、阿斯塔科斯、刻帕勒尼亚和普剌西埃等。前430年那次攻打厄庇道洛斯，使用大量步兵，还有骑兵，虽未攻下，但用意颇深。厄庇道洛斯是个较大的城邦，与斯巴达友好，但与阿耳戈斯敌对(阿耳戈斯素有称霸伯罗奔尼撒之志，且与雅典友好)，如果拿下，就打通了通往阿耳戈斯的道路。雅典人所袭扰的地区，如墨托涅、珀亚、普剌西埃都是潜在的对斯巴达抱有敌意的地区，对特洛兹顿、哈利厄斯和赫耳弥俄涅的袭扰则与对厄庇道洛斯的行动相关联(17)。第三，阿塔兰忒就是一个在敌人土地上构筑的要塞，既可阻止对优卑亚岛的劫掠，又可以限制敌人的行动，这类行动在伯里克利活着的时候没有在伯罗奔尼撒土地上实施，但确实在其考虑之中(1.142.2-4)(18)。第四，雅典战前与科西拉的结盟，它和刻帕勒尼亚、兹达库恩托斯(Zacynthus)、索利翁、阿斯塔科斯、珀亚和墨托涅都位于雅典通往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航路上；在意大利，雅典的盟邦有赫瑞癸翁(Rhegium)，在西西里，则有勒翁提诺(Leontinoi)和厄革斯塔(Egesta)。雅典人的目的是阻止伯罗奔尼撒人的西面盟邦参与这场战争，并阻止她们向伯罗奔尼撒输送粮食(19)。第五，雅典人在罗克里斯采取的行动旨在保护优卑亚岛，该岛是雅典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和牲畜、力畜的寄养地；将征服后的埃癸娜人逐出，派雅典人去居住。此举可以阻止伯罗奔尼撒人将其变为进攻雅典的基地，并反过来成为进攻伯罗奔尼撒的基地(20)。
有人说，伯里克利的战略是陆上守海上攻，德韦特反驳说，前431年夏末的那次出征墨伽拉，规模甚至比前415年雅典人出征西西里的军队还要大(6.43)。这难道不是一次陆上出击吗?这么一支大军出动难道仅仅是为了发泄怒气?再者，墨伽拉位于雅典与科林斯之间，扼科林斯地峡，如果雅典与之结盟，那么伯罗奔尼撒人从陆路抵达阿提卡就几乎不可能了。在所谓“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约前460-445年)期间，墨伽拉因与科林斯发生争端而与雅典结盟，斯巴达人只得凭勇力厮杀才通过地峡(1.107-108)(21)。在中希腊，忒拜(Thebes)是雅典的劲敌，也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之外的重要盟友。雅典的铁杆盟友则是普拉泰亚。雅典在特洛尼翁、阿罗珀(Alope)和罗克里斯海岸地带的行动(2.26.1-2)就是在对这一带的城邦形成压力，以动摇它们对伯罗奔尼撒人的忠诚(22)。
德韦特总结说，从雅典人攻击的三个主要方向(中希腊、墨伽拉和阿耳戈斯地区)看，它们都是摇摆于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地区，伯里克利当然希望雅典的行动能带来最佳的效果。因此，伯里克利的战略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攻击性战略，不过当守则守，比如在阿提卡，必须是守，否则无异于自杀。修昔底德清楚此战略总体上是攻击性的，人们的误解是因其记述偏重于某一方面(23)。
我们看到，从韦斯特莱克开始，学者们主要从雅典的沿海袭扰战术这一视角对前人观点提出质疑，揭示了“伯里克利战略”的攻击性。如果我们不能否认此战略在总体上是防御性的(这一点下文再论)，防御分两种——消极防御(专守防御)和积极防御，那么此战略无疑属于后一种(德韦特的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
三、雅典的财政与“伯里克利战略”
既然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没有决战的消耗战，那么双方财力的强弱就决定着战争的结果。进入70年代，奈特率先开辟了这一新的视角。他在其论文《修昔底德与伯里克利的战略》中提出一个惊人的观点：“伯里克利战略”一开始就几乎没有赢得最后胜利的机会，其后继者是否遵从了其战略其实都无关紧要(24)。原因在于，这一战略存在根本弱点：对海军的依赖和财政的不足。众所周知，维持一支大舰队开支浩大。雅典城邦年收入1000塔兰同(Talent)，其中有600塔兰同来自盟邦的贡金。因此，能否控制住盟邦关系到雅典的生死存亡。战前，雅典有6000塔兰同的金钱储备，其他各类金银价值500塔兰同(2.13.4)，似乎能够应付长期的战争。其实不然，到了前425年，雅典的财政已经吃紧，只得大幅提高盟邦贡金的额度。仅仅镇压一个波忒代亚的叛离(前432/1-430/29年)就让雅典花掉了2000塔兰同，相当于雅典两年的收入之和。因此，战争拖延越久，其财政越是困难，越会提高贡金，这又导致更多盟邦叛离，如此下去，其霸权就会崩溃(25)。
奈特的研究虽然不够细致，但引发了学术界强烈的兴趣。1974年，美国学者卡根发表了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研究“四部曲”中的第二部《阿耳喀达摩斯战争》(26)。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卡根为伯里克利的战略算了一笔细账。战前，雅典有6000塔兰同的储备，但把其中的1000塔兰同拿出来以应不时之需，不得擅用(2.24.1)，那就剩下5000塔兰同。再加每年盟邦缴纳的贡金600塔兰同。有铭文资料表明，雅典为镇压萨摩斯的叛离和拜占庭叛离，花费了1404塔兰同，但是卡根着重指出，这笔钱肯定是用完盟邦的贡金之后才动用的(27)，因此这一年雅典的战争支出就是2004塔兰同(600+1404)。这个数字为我们估计后来雅典每年的战争开支提供了一个基准。何以见得?卡根接着算账。拿前431年来说，雅典出动100艘战舰去伯罗奔尼撒，30艘去罗克里斯，再加早前派出围攻波忒代亚的70艘，总数就是200艘。1艘三层桨战舰在海上服役1个月开支大约在1塔兰同左右，1艘战舰按1年服役8个月计算，海军支出就是1600塔兰同(200×1×8)。围攻波忒代亚的重甲兵不会少于3000名，后来增援了1600名，我们保守估计按照日常围攻人数3500名来算，城邦付给每个重甲兵1天1个德拉克马(drachma)，其仆从1个德拉克马，一年按360天计算就是3500×1×2=7000德拉克马=塔兰同；×360=420塔兰同。1600+420=2020塔兰同，这就是雅典这一年的大致开支。还有1.6万人守卫雅典的城墙和长墙，他们是否得到报酬不得而知，暂且不算在内。因此，两种方法计算都显示每年开支在2000塔兰同左右(卡根还举出了一种计算方法，此处不赘)(28)。
雅典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6000塔兰同减去1000塔兰同的紧急储备就是5000塔兰同，加上每年得到的贡金600塔兰同，按3年算就是1800塔兰同，3年雅典的总收入是6800塔兰同(5000+1800)。每年开支2000塔兰同，那么雅典可以支撑3年，到第4年就不够了(需要8000塔兰同)(29)。难怪修昔底德在第7卷说：
……在战争之初，有的希腊人认为，如果伯罗奔尼撒人入侵其领土，他们能撑1年，有的认为2年，还有的认为不会超过3年……(7.28.3)
也就是说，这笔并不复杂的账，当时的人们都会算的，伯里克利不会不知道。换句话说，伯里克利原本打算在3年之内达到目的，根本没想到打到第4年。3年之内当然不可能耗尽伯罗奔尼撒人的资源，因此，卡根的结论是，伯里克利的战略只是想从心理上拖垮对方，让对方相信，你们3年也战胜不了雅典(许多斯巴达人以为他们一蹂躏阿提卡，雅典人就要么闭城不出，遭受巨大损失；要么出城决战，遭受失败)，从而改变斯巴达内部的舆论，好让主和派(如阿耳喀达摩斯)占上风，与雅典人和谈(30)。这样，雅典与斯巴达两霸共存，伯里克利坚信，这个目标是雅典人能够实现的，对雅典人来说也就是胜利(31)。从卡根的观点出发，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伯里克利的战略完全是防御性的，这个战略到他去世时，就已经失败了；如果不改弦更张，恐怕避免不了失败的结局。
卡根看似天衣无缝的证明，远谈不上一锤定音，反而引起更多的疑惑：伯里克利这么一个保守的、注定要失败的战略如何赢得雅典人的支持?修昔底德对他的崇敬不显得很愚蠢吗?而且，伯里克利在战前说雅典城邦如何富有，可其总收入连4年的战争都支撑不了，不是自欺欺人吗?还有，一笔几乎人人都会算的帐，修昔底德为何不在开始向读者交待，而要压到第7卷才说出来?那雅典战前的财政一定另有隐情。
19年后，卡根的观点受到了卡莱特-马克斯的有力挑战。她首先指出，若按近代经济和财政的观念，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不及格的，因为书中找不到财政收支比率(32)。但是，重视财政在战争中的作用恰恰是修昔底德的首创(33)。
我们知道，伯里克利在敌人入侵阿提卡前夕，列举雅典城邦拥有的巨额金银(2.13.3-5)；而伯罗奔尼撒人“耕种自己的土地，无论私人还是公家，都没有多少财产可言。”(1.141.3)既然伯罗奔尼撒人那么贫穷，怎么还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传统的陆上战争是不需要城邦花钱的。因为能自备武装者就是公民，武器和给养公民自己负责，金钱不是必需的。同时，这个时期的战争是间歇的、短暂的，围城和长期的作战都是罕见的。等到金钱广泛使用，也就是说交换广泛发展，再加上海军的成长(尤其是海上霸权的出现)，战争就离不开金钱了(34)。战舰的建造和维护，大量的桨手，长时间的训练，都需要大笔的开销。修昔底德一开始在所谓“考古篇”(35)中就将“chremata”(“金钱”)与“dunamis”(“力量”)联系起来。因为有了它，就有了“nautikon”(“海军”)，然后带来“arche”(“霸权”)(36)。这种情况不适用于沿袭传统作战方式的斯巴达，所以修昔底德在列举雅典城邦的财富时，对斯巴达方面未置一词。
我们迫切地想要知道的是，雅典的财政到底能否支撑长时间的战争?是不是像卡根所说的只能打3年?卡莱特-马克斯认为，战争进行了到第4年(前428/7年)，雅典的财政远未枯竭。这一年，除墨堤谟娜(Methymna)之外的勒斯玻斯岛叛离了雅典人，次年被镇压。雅典人本可以继续让勒斯玻斯缴纳贡金，甚至增加其数额，但雅典人另来一套：将其土地分为3000份，拨出其中300份献给神，其余2700份分给了雅典人，“勒斯玻斯人耕种这些土地，每份地每年向雅典人缴纳2谟那(Mina)银子。”(3.50.2)这些银子流入了雅典个人的口袋，而不是国库。这说明决策者有意满足由于搬进城内而受苦的雅典人的愿望；同时，由于征收贡金容易遭袭(3.19)，这种方式更有效，这笔钱虽然到了个人手里，城邦可以通过财产税的形式再收回来(37)。不管怎么说，这类收入都属于雅典城邦。
有铭文显示，在战争的头5年，雅典向神庙大举借债(38)。按照今天人们的想法，借债意味着自己的钱告罄，但在古代并非如此。神庙的财富名义上是属于神的，实际上来源多样，是属于全体雅典人的。向其借款，是正常的举动，只是记住要还(39)。这并不能说明雅典此时财政枯竭，只是说明财政吃紧。
金银矿山也是雅典的收入之一，安庇波利斯(Amphipolis)、塔索斯岛和其对岸的色雷斯海岸有金矿银矿。所以，雅典人对布剌西达斯在这一带的活动高度重视，反应迅速。铭文显示，伊俄尼亚(Ionia)地区贡金数额较低，但第3卷说那里是“雅典收入的主要来源”(3.31.1)，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但不应是空穴来风(40)。还有战争赔款，塔索斯和萨摩斯都曾被迫赔付，萨摩斯的赔款高达近1500塔兰同(41)。
由此可见，伯里克利战前列举的金银财富，远非雅典财政的全部，只是其中最显眼的部分，他想借此鼓励雅典人。修昔底德记述雅典财政状况(其他如征收财产税等)的目的，无非是想从财政方面证明他的观点：伯里克利的战略是英明的，其后继者不如他(42)。
四、墨伽拉与“伯里克利战略”
我们知道，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是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单挑”，双方都有众多的盟友。其中，地峡上的墨伽拉对于雅典尤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奇怪的是，在修昔底德的笔下，它显得无足轻重。这一点让许多研究者迷惑不解。
1979年，美国学者T·E·威克和T·T·威克合写了一篇短小精悍的论文。作者首先指出，雅典人早就明白墨伽拉的重要性，故当时人普遍认为，墨伽拉与雅典的关系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首要因素。修昔底德不仅不同意此观点，反而还激烈反对它。他轻视“墨伽拉法令”(1.67.4；1.139)，强调他认为的战争的“真正原因”(43)。事实上，在战争头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墨伽拉在雅典人的战略里面，起着关键作用。这个观点的证据仍然来自修昔底德的记载，尽管他贬低这个作用，有时甚至到了耍滑头的地步，但他不会说谎(44)。
在第2卷的第31章，修昔底德第一次记载了雅典针对墨伽拉的军事行动，伯里克利亲率规模空前的大军蹂躏墨伽拉的土地，然后撤回。接着说：
此后，在这场战争期间，他们每年，还要再入侵墨伽拉一次，有时用骑兵，有时用全部步兵，直到尼赛亚被雅典人夺取时为止。(2.31.3)
尼赛亚(Nisaea)被占是在前424年，皮罗斯大捷以后，斯巴达人被迫放弃出兵阿提卡。也就是说从前431年至前425年，有6年的时间，每年以庞大的兵力两次入侵墨伽拉。这是多么重大的军事行动!可是修昔底德似乎把它忘在脑后，到了战争的第7年，才旧事重提：“他们每年两次以全军入侵其领土。”(4.66.1)反观伯罗奔尼撒人每次入侵阿提卡，修昔底德都郑重其事地予以记载，为什么这里却一笔带过?(45)
还有更奇怪的。前430/429年冬季，雅典人在瑙帕克托斯驻防了20艘战舰，“以防船只进出科林斯和克里萨海湾”(2.69.1)。“防止船只进入科林斯”是不必说的，瑙帕克托斯就位于科林斯湾的北岸，雅典人防的就是科林斯人；克里萨海湾是科林斯湾中的一个小海湾，墨伽拉的西部海岸位于此海湾边，为何不明说还防着墨伽拉人?前429年夏，斯巴达人及其盟友想要发动针对瑙帕克托斯的攻势，其舰队有两支，其中一支来自“科林斯、西库翁和那一带其他城邦”(2.80.3)。西库翁(Sicyon)和墨伽拉分别位于科林斯的西东两侧，“那一带的其他城邦”只有墨伽拉!但修昔底德就是不提其名字。看来，修昔底德不想让读者知道墨伽拉与瑙帕克托斯有什么瓜葛。还是在第2卷，修昔底德又透露一点信息：在萨拉弥斯岛的“岬角上有一处要塞，还有3艘战舰防守，不让任何船只进出墨伽拉。”(46)(2.93.4)
综合上述信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雅典人每年以大军蹂躏墨伽拉的土地两次，同时以瑙帕克托斯为基地封锁其西海岸，以萨拉弥斯岛的要塞为基地封锁其东海岸。还用所谓“墨伽拉法令”封杀其贸易。多管齐下，想要迫使其在3年内屈服。这就是伯里克利战略的根本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墨伽拉势必缺粮。在谈及雅典在西西里的行动时，修昔底德说其目的之一是“想阻止伯罗奔尼撒从西西里输入粮食”(3.86.3)。表面上看，这里的“伯罗奔尼撒”是个地理概念，而墨伽拉在地峡之外，不属于伯罗奔尼撒。实际上，指的是“伯罗奔尼撒同盟”，当然包括墨伽拉。修昔底德再次避免提及墨伽拉。瑙帕克托斯的警戒作用在能见度差的夜晚和雾天很有限，于是雅典人要在西西里采取行动，从源头减少粮食的输入(47)。
到了前424年，雅典的种种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墨伽拉出现内乱，亲雅典派与雅典人里应外合，若不是布剌西达斯及时驰援，墨伽拉肯定全部落入雅典人之手(4.66-74)。皮罗斯大捷后，斯巴达人不敢入侵阿提卡，墨伽拉的战略地位立即大大降低，雅典努力多年的目标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
修昔底德有意压低、甚至抹杀墨伽拉的重要性，是因为担心读者将雅典与墨伽拉的关系当作战争的根本原因，从而怀疑他对战争根本原因(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的合理判断。他觉得这样做可以让战争的原因更加清晰，因而是值得的。修昔底德可能低估了大多数读者的能力，他们了解墨伽拉对于雅典的重要性后，不会将其当作战争的根本原因(48)。
五、阿提卡的防御与“伯里克利战略”
在“伯里克利战略”中，阿提卡要被完全抛弃，任由敌人蹂躏吗?到了上世纪80年代，学者们对此产生了怀疑。美国学者奥伯第一个提出质疑。他首先肯定，按照修昔底德的记载，伯里克利的战略极富创新，完全合乎逻辑(49)。但是雅典人大部分住在乡下，全部迁入城内，既要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还要忍受离乡背井的痛苦。伯里克利用了什么办法让雅典人服从自己的战略计划?第一，他让雅典人抱有一线希望：伯罗奔尼撒人此番不会深入阿提卡。因为前446/5年那次的入侵就是半道折返(1.104.2)。即使深入阿提卡，也希望他们不要大肆破坏，因为雅典人有手段报复，即对敌人领土进行袭扰(50)。第二，他指望骑兵和据点有效限制敌人蹂躏土地。当时，重甲兵是主力军，骑兵只是辅助兵种，在方阵作战时，用以保护侧翼。骑兵的优势是速度，用它来对付散开蹂躏土地的步兵是很有效的。这一点，修昔底德在记述雅典远征叙拉古时反复强调(6.21.1；6.22；6.23.3)。雅典人有骑兵1200名，还有忒萨利亚的骑兵来援助。在阿提卡，雅典人有好几处要塞：厄勒乌西斯(Eleusis)、俄诺厄(Oenoe)、帕那克同(Panacton)、俄洛波斯(Oropos)等。它们可以在敌人入侵后发挥牵制作用。修昔底德的零星记载也说明了这一点：“他(指伯里克利)不断派骑兵出城阻止敌人小股部队冲到雅典城附近破坏。”(2.22.2)(51)战争的第二年，伯罗奔尼撒人在阿提卡待了近40天，大肆破坏，伯里克利保护土地的计划完全落空。原因是，瘟疫开始肆虐，到前427年有300名骑兵病亡(3.87.3)；忒萨利亚的骑兵没有来助战；伯里克利自己带了300名骑兵出海征战。
伯里克利死(前429年)后，他的不出城决战的策略仍然沿用。雅典的骑兵“照常”出动阻止敌人蹂躏土地(3.1.1)；就是斯巴达人在得刻勒亚(Decelea)构筑要塞后，雅典的骑兵：
由于每天都出去袭击得刻勒亚，守卫土地，他们的战马有的为敌所伤，有的在坚硬的地面连续不断地奔波劳累，跛了腿。(7.27.5)
阿提卡的雅典要塞也发挥了作用，截击了返回途中的科林斯人(8.98)(52)。
可见，修昔底德关于雅典人骑兵和据点作用的记述是一贯的、清晰的，但在其分析文字和拟定的演说词中，却完全没有提及。奥伯就此提醒我们，修昔底德跟所有历史学家一样有自己的偏见和固有观念，它主要体现在作者的分析文字和拟定的演说词中，而其不经意透露的零零星星的证据说明了事情的真相(53)。
奥伯的论文启发了另一位美国学者斯彭斯，他于1990年发表论文《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伯里克利和对阿提卡的防御》。他指出，在修昔底德笔下，阿提卡似乎完全被抛弃，任由敌人蹂躏，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他集中讨论所谓“流动防御”(mobile defense)在该战略中的地位(54)。首先，当时的希腊，绝大多数城邦粮食没有多少剩余，损失一年的收获就要饿肚子。重甲兵——辅以骑兵和轻装兵——首要职责就是保护收成。敌人若来蹂躏，一场方阵作战在所难免。除了在境内以方阵迎敌，还有打出国境、边境防御和流动防御三种作战方式(55)。近邻墨伽拉和玻俄提亚地区是雅典人出境作战的首选，得利翁(Delium)之战(前421年)说明，雅典人连玻俄提亚人都打不过，更不用说伯罗奔尼撒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个好办法。阿提卡边境虽有不少山丘，但仍有多达7条通道，派兵驻守断不可行。唯一可行的是流动防御，即以骑兵和阿提卡的据点为手段，阻止敌蹂躏，骚扰敌殿军，最大限度减少损失(56)。这一观点与奥伯是一致的。
前428/7年夏，斯巴达一方第三次入侵阿提卡，“雅典的骑兵像过去一样，一有机会就发动攻击，阻止对方大批的轻装兵离开营地，到雅典城周围破坏”(3.1.2)。“雅典城周围”一语表述模糊，斯彭斯结合修昔底德的记载，研究了阿提卡的地形地貌，得出结论：应该是以雅典城为中心，西至埃伽勒俄斯山(Aigaleos)，东至许墨托斯山(Hymettos)，北至阿特摩农山(Athmonon)的一片区域。这片不小的区域是安全的(57)。而且，在皮罗斯大捷前的几年当中，伯罗奔尼撒人每年在阿提卡待的时间不超过40天，也就是说，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雅典人还可以利用其土地。
斯彭斯最后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流动防御是当时雅典人最为可取的办法，伯里克利和其后继者都采取了这一方法——阿提卡并没有拱手让给敌人(58)。
斯彭斯的论文又启发了美国学者亨特。斯彭斯认为伯里克利对骑兵的运用不是事先就策划好了的，但亨特认为，有丰富的证据证明，运用骑兵来防守阿提卡是伯里克利计划好的，也是这么执行的(59)。亨特举了一例：前455年，雅典人与其盟友出征忒萨利亚，结果受挫，原因是，“他们控制的地域不超出其营地附近(因为忒萨利亚骑兵的阻挠)”(1.111.1)。“此后不久”，伯里克利率军出征。亨特由此得出结论，伯里克利肯定知道了雅典人受挫的事，明白骑兵能对宿营的步兵构成威胁(60)。亨特还提及一处不起眼的记载：伯罗奔尼撒人第一次入侵阿提卡时，抵达厄勒乌西斯后，“在名叫‘赫瑞托’的溪流群附近打败了雅典的骑兵。然后，他们前进，埃伽勒俄斯山在其右手，经由……到达阿卡耳奈”(2.19.2)。亨特认为，“埃伽勒俄斯山在其右手”一语颇值得注意。重甲兵方阵的弱点在其右侧(左手持盾，右手持矛，最右侧的士兵身体右侧无保护)。这说明，这句话不是指前进方向，而是说明骑兵对他们的骚扰已经够严重了，因此借右侧的山地保护自己(61)。作者的结论是，伯里克利不仅是一位战略大师(master strategist)(62)，而且是一位骑兵战略家(a cavalry strategist)(63)。
亨特的论文是对斯彭斯论证的补充，但上述所举的两个例子都显得牵强，尤其是后一个，查遍修昔底德书中的“……在其右手”的表述，都是指前进的方向，怎么这里就有“微言大义”?作者似乎过高评价了伯里克利的战略谋划能力。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敌对双方都把“蹂躏土地”作为主要作战手段。伯罗奔尼撒人入侵阿提卡，雅典人袭击敌沿海地带，都干着同样的事情：砍葡萄藤、油橄榄树，割掉或烧掉庄稼，拆房子，抢东西，宰杀牲畜(如果贵重财物和牲畜没有及时转移)等等。这一招大概很厉害。读者大多熟视无睹，学者们也没有深究。美国学者汉森于1998年出版了专著《古典希腊的战争与农业》(第二版)(64)，很好地回答了此问题。汉森家住加利福利亚，那里属地中海式气候，自己和家人经营农场。在自家地里种植葡萄、油橄榄树、果树、麦子等。他亲自试验古人的蹂躏方法，发现耗时费力，效果不佳。葡萄藤很结实，油橄榄树更结实，而且只要不连根拔起，就会长出新枝。放火烧麦子，也不容易(65)。在当时的阿提卡，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没有投入大量资本的基础设施，田野里只有庄稼，房屋里只有一些坛坛罐罐，这些东西即使被毁也容易再生产出来(66)。因此，这一招效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况且，蹂躏者的时间有限，还要面对骑兵等的骚扰。
但为什么战时雅典人对敌人的蹂躏怒火中烧呢?有学者对汉森的解释作了补充：敌人的蹂躏是随机的，如果哪个农户碰上了，就倒霉了，冬季就要饿肚子，这些倒霉的农户就要鼓动别人出城反击。此外，他还提醒，年复一年反复蹂躏，就很厉害了(67)。
六、波斯的资助、得摩斯忒涅斯的将才与“伯里克利战略”
英国学者考克韦尔以研究修昔底德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见长。他在1997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辟有专章《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战略》(68)，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他首先分析了雅典的战略目标。他指出，当时，一般希腊城邦的陆军都是兵农合一的业余队伍，而斯巴达则是一支职业队伍，他们的战斗力不在一个层次上。战前的前457年，雅典全军加上1000名阿耳戈斯人助阵(合计1.4万人)，在塔那格拉(Tanagra)战役中被人数少于自己的敌军击败，这支敌军的核心竟然只有区区1500名斯巴达人!因此，“伯里克利战略”中的关键词是“生存”(69)，即不被打败就是胜利。其目的不是击败斯巴达，而是要斯巴达承认雅典及其海上霸权是撼动不了的。从军事上说，这是一个消极的结果，但从政治上说，这是巨大的收获(70)。前425年，斯巴达因为在皮罗斯战役中遭受失败，低声下气向雅典求和。雅典本有机会实现伯里克利所说的“生存”目的，修昔底德相信雅典人拒绝这个机会是个错误(71)。
然而，就海军而言，情况刚好相反。雅典海军比一般希腊城邦要先进50年(72)，这正是伯里克利自信之所在。如果斯巴达一方没有外援，其海军就没有能力战胜雅典海军。因此，从一开始斯巴达人就寻求波斯国王的金钱资助(2.7.1)。波斯方面最低要求是，希腊人承认波斯国王拥有小亚，包括海岸地带的希腊城邦。斯巴达人在战前宣称自己要从雅典手里解放希腊，因此不可能让希腊城邦接受波斯人的奴役，所以犹豫不决。等到雅典远征西西里惨败后(前421年夏)，斯巴达看到绝佳的机会来临，抛开顾虑，与波斯国王合作。斯巴达缺乏金钱的劣势得以弥补，“伯里克利战略”就暴露出弱点来了(73)。
波斯国王固然希望雅典失去海上霸权，但他也不想让斯巴达势力坐大。因此，提萨珀耳涅斯(Tissaphernes)与斯巴达人虚与委蛇，不给他们足够的资金，应该就是波斯国王的旨意(74)。按道理说，战争越是拖下去，斯巴达和雅典越是两败俱伤，就越符合波斯国王的利益。然而，一个偶然因素出现了。前404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二世去世，他的小儿子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前401年)想要夺取其兄的王位。他想要借重强大的斯巴达重甲兵，于是自掏腰包，让斯巴达人很快取得胜利。因此，若无波斯人的资助，斯巴达确实无法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即使这样，胜利也是偶然的(75)。
除了伯里克利的战略，有没有其他战略让雅典取胜呢?有的，那就是得摩斯忒涅斯(Demosthenes)的战略。从修昔底德的叙述中，我们可以隐约发现，得摩斯忒涅斯对这场战争抱有主见。皮罗斯大捷一举扭转了战局，就是他的杰作。他发现斯巴达致命弱点不在其希洛特，而在墨塞尼亚人(见前文脚注)。墨塞尼亚人前8世纪被斯巴达人征服，他们有民族自尊。他们从皮罗斯出发的游击战让斯巴达人难以忍受(76)。此后，他率军偷袭墨伽拉，差点得手；接着，又策划从东西两面夹击玻俄提亚地区。这两个战役如果成功，斯巴达恐怕难以再入侵阿提卡。
得摩斯忒涅斯是军事专家，他尝试的轻装兵打重甲兵、夜袭、埋伏、火攻等战术卓有成效。他是那种前4世纪才出现的专才，而伯里克利身兼演说家、政治家、将军等。修昔底德认为得摩斯忒涅斯的成功是撞了大运，不给予赞誉，甚至不予评论，不让他有陈述自己战略机会。他欣赏伯里克利这样的全才，对于超越他那个时代的人物所展现的军事才能，他不具备识才的慧眼(77)。
考克韦尔的意思是，伯里克利之后，雅典实际执行的战略在很多情况下，是优于其战略的。也就是说，雅典最后的失败几乎不是伯里克利的后继者背离了其战略导致的，其中有很多偶然因素，包括小居鲁士抢班夺权。至于远征西西里——这个在修昔底德看来巨大的战略错误——雅典人也是一步一步陷进去的，直到大港决战之前，雅典人掌握着制海权，仍然有全身而退的机会。
考克韦尔在文中称“伯里克利战略”是一个“纯粹的防御战略”(a purely defensive strategy)(78)，但这只是针对修昔底德对此战略的表述而言，不是最后的结论。他的研究并没有否定以前的研究成果。但他对得摩斯忒涅斯将才的观察和评价，是以前的研究者未曾注意到的。
七、几点思考
首先，从以上学术梳理来看，真实的“伯里克利战略”与修昔底德表述的“伯里克利战略”存在很大的差异：沿海袭扰战术带有很强的攻击性，而不是成效甚微；雅典的财政经得起较长时间的消耗战，而不是仅能支撑3年；拿下墨伽拉是雅典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而不是无足轻重；阿提卡有骑兵和要塞的保护，并没有完全抛弃；波斯的金钱资助弥补了斯巴达海军力量的不足，暴露了“伯里克利战略”的一个重大弱点；“伯里克利战略”不是雅典唯一的选择，得摩斯忒涅斯的战略更能奏效。
其次，修昔底德对于“伯利克里战略”的理解出现偏差，其中原因较多。主要是，作者的认识是在看到战争结果之后形成的。这一方面让作者平添了一双慧眼，所谓“后见之明”；另一方面则让作者陷入所谓“后见偏误”(Hindsight Bias)，即从事情的结果去推断其原因，似乎一切都是必然发生的。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斯巴达方面借助强大外援才得以战胜本已无还手之力的雅典，可见，雅典海军实力的强大。因此，只要这个实力不被完全毁掉，雅典断不至于落到战败的境地。有了这个想法，修昔底德就没有深入了解“伯里克利战略”的具体细节，对其积极防御的一面缺乏认识。再者，就是作者出于伯里克利的崇敬和对后继者之一克勒翁的鄙夷，使自己带上了偏见。还有，作者对伯里克利本人了解有限(伯里克利去世时，作者大约不到30岁)。最后，这部书是一部论战之作。时人认为伯里克利就是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固执地坚持“墨伽拉法令”，雅典本来就无胜算，如此等等，作者都要反驳。在强调自己观点的同时，必然有所忽略。
第三，为何自韦斯特莱克以来学者们不断有新的发现?从上述回顾来看，不断选取新视角很重要。沿海袭扰战术、雅典的财政、城邦墨伽拉、阿提卡的防御、波斯的资助和得摩斯忒涅斯的将才等等都是这样的新视角。新视角不能说已经穷尽了，未来仍可以继续开辟。
最后，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种种质疑的证据几乎都出自修昔底德的著作，那么，他的书中为何有与其观点相左的记载?修昔底德在战争一开始着手记载(1.1.1)，这里“记载”应该是“做笔记”(79)。因此，其著作中很多史料是在事件发生不久记下的。有些史料尽管与其观点(体现于其评论、分析和拟定的演说词)抵牾，但他仍忠实写进去。他对史料有选择，有省略，但不会篡改和伪造，这是他作为“良史”的可贵品质。两相对比，便可发现问题，这仍是未来研究的重要入手处。
注释：
①本文部分专有名词的中文翻译可能与读者熟悉的有所不同，故加了英文拼写。
②本文引用的修昔底德文本均系笔者从古希腊文本自译，原文见“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即H.S.Jones,J.E.Powell,Thucydidis Historiae,Oxford University Press,First printed 1900.Reprinted with Emended and Augmented Apparatus Criticus 1942.这里依据惯例仅注明原文的卷、章、节序号，下文引用修昔底德的原文均循此例。
③Hans Delbrück,Die Strategie des Perikles.Berlin,1890.
④Hans Delbrück,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Vol.Ⅰ,Warfare in Antiquity,tr.by Walter J.Renfroe,Jr.,Reprint Edition,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0.pp.135-145.
⑤转引自B.X.de Wet,The So-called Defensive Policy of Pericles,Acta Classica,1969.p.103.
⑥⑦H.D.Westlake,Seaborne Raids in Periclean Strategy,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39,No.3/4,1945.p.75; p.76.
⑧希洛特(Helots)是斯巴达城邦的奴隶，为斯巴达人耕种土地。作者这里的“希洛特”居住于拉科尼亚(Laconia)，这里的“墨塞尼亚人”指的是被征服的墨塞尼亚人，一般也被成为“希洛特”。前者与斯巴达人关系略好，墨塞尼亚人则一直在反抗斯巴达人的统治。
⑨⑩(11)(12)H.D.Westlake,Seaborne Raids in Periclean Strategy,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39,No.3/4,1945.p.79; p.82; pp.82-83; p.84.
(13)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49,Reprinted 1953.p.904.
(14)(15)Mortimer H.Chambers,Thucydides and Pericles,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Vol.62,1957.pp.83-84; pp.86-87.
(16)(17)(18)(19)(20)(21)(22)(23)B.X.de Wet,The So-called Defensive Policy of Pericles,Acta Classica,1969.p.105; pp.105-106; p.107; pp.108-109; pp.110-111; p.115; pp.115-116; pp.116-119.
(24)Donald W.Knight,Thucydides and the War Strategy of Pericles,Mnemosyne,Vol.23,1970.p.152.
(25)Donald W.Knight,Thucydides and the War Strategy of Pericles,Mnemosyne,Vol.23,1970.pp.160-161.
(26)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Third Printing,1996.其他三部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尼喀阿斯和约和西西里远征》(The Peace of Nicias and the Sicilian Expedition)和《雅典帝国的覆亡》(The Fall of the Athenian Empire)，分别出版于1969、1981、1987年。所谓“阿耳喀达摩斯战争”(Archidamian War)，指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头十年，当时斯巴达国王阿耳喀达摩斯二世(约前476-427年)在位，故以其名字命名。
(27)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Third Printing,1996.p.37.另见Russell Meiggs,David Lewis(ed.),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Oxford:Clarendon Press,Revised Edition,1988.pp.149-151。此事发生于前440-439年，共三笔开支：128+368+908=1404(塔兰同)。
(28)(29)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Third Printing,1996.pp.37-40; p.40.
(30)(31)Donald Kagan,The Archidamian War,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4,Third Printing,1996.p.35,40; p.25.
(32)(33)(34)(36)(37)(38)(39)(40)(41)Lisa Kallet-Marx,Money,Expense,and Naval Power in Thucydides’History 1-5.2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2; p.205; pp.10-11; p.3; pp.188-189; pp.194-195; p.196; pp.198-199; p.199.
(35)修昔底德著作第1卷追溯希腊早期历史的部分(1.2-19)，被西方学者称为“Archaeology”。
(42)Lisa Kallet-Marx,Money,Expense,and Naval Power in Thucydides’History 1-5.24,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204.
(43)“我相信，战争真正的原因，尽管不太为人所知，是势力壮大的雅典人，引起了拉刻代蒙人的恐惧，从而迫使他们开战。”(1.23.6)
(44)(45)(46)(47)T.E.Wick,T.T.Wick,Megara,Athens,and the West in the Archidamian War:A Study in Thucydides,Historia,Bd.28,H.1,1979.pp.1-2; pp.2-3; pp.3-5; pp.5-8.
(48)T.E.Wick,T.T.Wick,Megara,Athens,and the West in the Archidamian War:A Study in Thucydides,Historia,Bd.28,H.1,1979.p.14.
(49)(50)(51)(52)(53)Josiah Ober,Thucydides,Pericles,and the Strategy of Defense,in John W.Eadie and Josiah Ober(eds.),The Craft of The Ancient Historian:Essays in Honorof Chester G.Starr,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5.p.172; pp.174-175; pp.178-179; p.180; p.183.
(54)I.G.Spence,Perikles and the Defence of Attika during 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110,1990.p.92.
(55)(56)(57)(58)I.G.Spence,Perikles and the Defence of Attikaduring 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Vol.110,1990.p.93; pp.94-95; p.103; p.106.
(59)(60)(61)(62)(63)J.H.Hunter,Pericles’Cavalry Strategy,Quaderni Urbinati di Cultura Classica,New Series,Vol.81,No.3,2005.p.101; p.104; p.105; p.108; p.103.
(64)V.D.Hanson,Warfare and Agriculture in Classical Gree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作者在该书前言中说，此书最早的版本发表于1983年，但第二版改动很大。
(65)(66)V.D.Hanson,Warfare and Agriculture in Classical Gree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p.219-224; pp.176-177.
(67)Iain Spence,Book Review,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1999.06.20.
(68)George Cawkwell,Thucydid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
(69)修昔底德书中有3处提到，伯里克利认为雅典人依照他的战略，将“periesesthai”(1.144.1; 2.13.9; 2.65.7)。这是个将来时不定式，意思含糊，兼有“赢得胜利”(win)和“生存下来”(survive)之义。英国学者布伦特似乎第一个(1965年)注意这个词的涵义，他翻译为“to win through”，后来被很多学者接受。见P.A.Brunt,Studies in Greek History and Thought,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88.
(70)(71)(72)(73)(74)(75)(76)George Cawkwell,Thucydid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p.43; p.43,55; p.44; pp.48-49; p.48; p.49; p.52.
(77)(78)George Cawkwell,Thucydid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7.p.54; p.43.
(79)“记载”原文是“xynegrapse”(阿提卡方言拼写)，即“synegrapse”“syn—”的基本意思是“伴随”、“与……同时”等。“graphō”的意思是“写”、“记”。它们合起来的意思比宽泛的“写”显然有所不同，即在事件发生之时就写，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实录”。
作者简介：何元国，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何元国(1966- )，男，湖北应城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安徽史学》201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