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贤和:回忆四十年前的那次高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3 次 更新时间:2018-01-24 22: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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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贤和  

   上大学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但重要又有最重要和次重要之分。现在的年轻人对上大学看得越来越轻了。有些甚至以缀学创业为荣。但如果你问问七七级的中国大学生,什么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他一定会说,是七七年的大学入学考试。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七七年的考试是中国“文革”十年后的第一次大学入学考试。它是中国“文革”后教育回归的标志;它也是中国“文革”结束的一个休止符。它改变了无数中国青年的人生。它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一过程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绝无仅有,惊心动魄。

   像当时大多数的中国青年一样。在十年“文革”当中,我经历了太多:停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挖防空洞,拉练,建校办工厂。停课闹革命时无书可读,复课闹革命时屡被批判。挖防空洞时从做砖坯、烧砖窑做起。校办工厂设备简陋,工作又脏又累。有时还非常的危险,以致险象环生。记忆中最痛苦的事,是高中恢复招生了我却被排斥在外。记忆中最幸运的事,是在去插队的最后一刻,被留在城里工作。“乱世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历经风雨十年,到1977年时我已经在北京市物资局金属公司马莲道仓库工作了六年。我已经从一个稚弱的搬运工人,变成了一个青涩的办公室干部,在仓库的财务股做会计工作。当时一起参加工作的20个初中生当中,一个人因为交通事故已经去世,另外一个因为工伤失去了双腿,还有一个因为工伤断了半个手指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因为搬运过重的物品,得了腱鞘炎。我自己也头上、背上伤疤累累,甚至已经有了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经过了种种波折,似乎一切都平静了下来。那一年发生的唯一大事,就是几年前推荐去清华大学念书的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回来了。她坐到了我的对面,成了会计股的新成员。死水微澜,冥冥中大家似乎都在等待着些什么,直到那一年的盛夏。

   姑父是七七年八月份邓小平举办的教育座谈会的33名代表之一。他一回来就说要好好准备,大学要公开招考了。当时觉得不大可能。直到一、两周以后,坊间的小道消息到处都是的时候,才行动起来。但是考什么呢?是考文科还是考理工科?按我的背景,工作多年,没上过高中,杂书看了不少,应该考文科。但我们是被“文革”和解放后各项政治运动吓怕了的人,并且当年流传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世界都不怕”。家里和自己都是想上理工科,但又怕考不上。犹豫来,犹豫去,决定先学数学。学好了就去考理工科,学不好就去考文科。学数学好办,有一个近亲是景山学校的数学老师。那时的中学老师的生活还是很苦的。亲戚带两个孩子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一间小屋,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一张书桌,一个蜂窝煤炉。那时一周休息一天。我星期六晚上到她家,她先安排好两个小孩子睡觉,然后辅导我的数学。先是答疑,然后再重点讲解新的课程。我们用了一、两周补习初中的课程,然后就以一周半本书的进度讲解高中的课程。这样努力学习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高中的数学课补完了。她说,我觉得你可以去试试理工科。受到了她的鼓励,心中有了一些自信。就开始收集物理和化学的资料,开始补习物理和化学。

   物理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没有了好老师,只好周末向姐夫请教。姐夫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像现在许多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一样,很聪明也很牛。问了一、两次之后,他就得出结论了。“你什么都不知道,还是明年再考吧”。我高中没上成,憋了一肚子的气要考大学,岂能就此罢休?他不教怎么办?想想家里还有一个亲戚是大学物理老师,就跑去请教她。亲戚很热情,也很客气。在解答了我所有的问题之后,她轻轻地说:“我觉得你不如好好的准备一下,明年再考。”一盆冷水浇下来。心中没有了底。怎么办?是考还是不考?心中开始惶恐了起来。好在这时《人民日报》和各大媒体已经在10月21日正式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准备高考已经成了一个全民运动。大家都行动了起来。我的中学,北京市十三中学,组织了高考复习班。中学的好友找我一起去参加复习班的学习。别人是复习,我是学习,感觉还能赶上进度,这样就慢慢又有了一些信心。更幸运的是,胡同里的玩伴,自己不考大学,却介绍我认识了两位做高中化学老师的邻居夫妇。像我的数学老师一样,这夫妻俩都是教学高手。都在给人做私人辅导。根据我的程度,他们让我旁听太太的私人辅导,不用交钱,可以提问。一次一个多小时,听了有三、四次。自学有些问题半懂半不懂。听她一讲,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感觉。效率增加了数倍。感恩,感恩他们当年的热情相助。

   那时我是有全日工作的。工作的单位比较远。坐车一个来回要三个多小时,骑车要快一些。如果天气好的话,一趟大概50分钟。八点上班,五点下班,下班后还要政治学习一个半小时。加上路上的时间,每天可以用于学习的时间并不多,只好少睡觉。上班的时候不能学习,但可以闭目养神,或者午休时间,趴在桌上打个盹。我是记帐员。工作熟悉了以后,还是很清闲的。但高考的消息公布了以后,单位忽然说要培养我。他们说需要我在每个工作岗位上做一做,这样就把我调到了出纳的岗位上。这下麻烦了,出纳是管现金、管报销的人,是一个非常繁琐,需要全神贯注的工作。人来人往,现金来,现金去。每天别人下班之后,出纳还要账账相对,把账目与现金核实相符了以后才可以回家。这样一来,我的学习时间就更少了,并且常常累得晚上无法念书。考试将近,还没有准备好,形势一下子变得严峻了起来。父亲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下子胃出血,病倒了。

   父亲病得不轻,住院了。大家都到了医院里。母亲轰我回家去复习功课。开始,我还在医院的楼道里复习,后来还是回家了。回家了也没有去上班。打电话,请事假。请事假是要扣工资的。我是国家的正式职工,有三十七元一个月的工资。那时大家都没有任何其他的额外收入,工资是唯一的收入。扣工资对个人来讲是一个损失。更重要的是,单位是不能没有出纳的。两天后,单位派车直接去了医院。核实了父亲确实病重住院之后,车直接开到了家里与我做了出纳的交接,允许我继续请事假。我们单位高考政策执行得比较好,每个高考的人都给两个星期的公假准备考试。这样事假加公假我在考试前有了将近一个月的复习时间。这对我能考上大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北京的考试是在1977年12月10号和11号分两天举行的。十号上午九点到十一点考的是政治。下午一点半到三点半考的是理化(物理和化学合为一门)。第二天依次是数学和语文。数学考试我发挥得不错,最后一道大题应当是给出了完美解。理化考卷里有一道酸碱平衡的考题,我一看就乐了。我们初中复课闹革命时有一个教化学的老教师,他教书很认真,很希望我们能学些东西。但每次他教到或者复习到酸碱平衡度时我们就又停课闹革命了。再复课时,我们要先复习以前学过的东西。停课、复课,停课、复课,反反复复,我们学了三、四遍酸碱平衡,一直到毕业我们也没有翻过酸碱平衡这一章。虽然当时多数学生并不好好学习,但老师不放弃,每一次都认真、不厌其烦的讲解,使我对酸碱平衡已是烂熟于心。感谢老师当年的不忘初心,这道13分的题,对我来说是得来易如反掌。

   我是在右安门外的一个中学参加的考试。从家里骑自行车去要四十多分钟。第二天考试结束,我真的是很累。有精疲力竭的感觉。在教室里坐了一阵子,才慢慢地走出来。准备骑车回家,因为是考试,姐姐特地把她的二八凤凰自行车借给了我。本以为可以一缕轻骑,打道回府,与家人庆祝一下。没想到车锁怎么也打不开了。左试,右试,试了半天,锁没打开,警卫来了,把我连车带人给扣下了。警卫一查,麻烦大了,这不是我的车,我成了偷车的贼。警察都来了,晚上要进拘留所了。警察再一查,问题又小了,另一个考生把我的车给骑走了,把他的车留下了。他也是借的他姐夫的车。认不太清,可以原谅。可恶的是,他的钥匙可以开我的锁,我的钥匙开不了他的车锁。他不肯回来换车,警卫又不让我撬他的锁。折腾到半夜,我只好搭公共汽车回家了。那会儿没有电话,考完试,不回家,家里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很是着急。庆幸的是,这事是发生在第二天的考试之后。要是发生在考试的第一天,我这学就上不成了。

   七七年的高考录取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通知过高考基本录取线的考生参加体检和政审,第二步是通知录取。时间在等待中匆匆度过。1月18号是发体检通知的日子。早上在上班,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楼上的工会干事小刘(我中学的同学)跑来问我,你觉得你考试考得怎么样?我说,我觉得考得还不错。她说,那就对了,宣武区打电话说我们单位有一个过体检线的考生的材料没有拿走,让我们去拿。这事由工会主席老赵负责。我马上上楼去找老赵。老赵是个老资格,是位每月拿99块钱的正科级干部。他秃头,带个厚厚的大眼镜;整天叼个大烟斗,做沉思状;一副深不可测,或者说是神在九霄外的样子。我去找他。他很和蔼,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放下烟斗。以一付关心、爱护、特地拉长了的语调慢慢对我说,“小孙啊,考不上不要紧嘛。工作还是有的吗。要好好地安心工作。”他站起来,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去区里开会。没有我们的通知书,只给了一些要安心工作的材料。你拿去看吧。”得,这下没考上大学不说,还需要感谢领导的关怀。感谢过他,退出了他的办公室。看看手里的宣传材料,一肚子的无奈与丧气。回家跟父母说没考上。父母一夜没合眼。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小刘又来找我。她说,“你与老赵昨天谈的怎么样?今天区里又来电话让我们去取材料。”我一听就跳起来了。这次我直接去找我们的一号领导人孙主任。孙主任是军队上的转业干部。他个子高高大大,办事干净利落。他一听情况,马上就说,这是好事,我马上派人去拿。下午材料就拿回来了,果然是我的体检通知书。拿到通知书,我高兴的不得了,手舞足蹈。还是有同学好,还是孙主任好,多年后都是这么想。体检,政审一切正常。体检时还遇到一两个一起复习的同学。大家都非常兴奋。然后就是耐心的等待。

   北京市是78年2月25号发的录取通知书。我没有收到,有些着急。这次小刘也没收到电话,没有好消息给我。倒是有人说,你初中毕业,就是高考刚刚过体检线,录取的可能性也不大。那我到底考了多少分呢?我很想知道。单位的前院,有一排平房,是公司总部派驻代表的办公室。公司总部的年轻人很多家里都很有背景。其中一位熟人跟我说,他母亲可以查考试成绩。我就请他帮我查一下。第二天他就拿来了。成绩很好。以我的基础,这已经是上上乘的成绩了。这下我坐不住了。开始给北京市招生办写信,并且去招生办上访,一阵折腾。招生办说还有一批扩招。我就天天去传达室等我的信,天天去。对大多数人来讲招生已经结束了。我还天天去传达室等录取通知书,这是精神不正常的表现。我已听到人们的窃窃私语,和好心人的规劝。我的善良的张股长逢人便说,我“大学没有考上,人倒落下了毛病”;很为我伤心。说他善良是真心的。我做出纳时擅自请假,后来又不安心工作,东跑西问,去上访,这些都耽误了工作。他有压力要对我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和处理。他说我落下了毛病是尽量把这处理往后拖,或者是希望可以不了了之。是接受批评,还是考上大学,度日如年般的等待。终于有一天,传达室的班长亲自把我的录取通知书送来了。一个大大的信封。他把信封重重地拍到我的桌上说,好小伙子,还真让你等到了。办公室里欢腾了起来。

   等到了,等到了。几度山穷水尽,几度柳暗花明。社会的动荡,人生的曲折,酸甜苦辣,磕磕碰碰。我终于考上了大学。感谢我的数学老师,感谢我的化学老师,感谢我的中学同学和老师,感谢我的同事和领导。感谢一路走来的同路人。那一夜,我翻来覆去,一夜无眠。想起将要面对的北师大数学系的高山,就想马上起来挑灯夜战,开始苦读。那一夜,父母睡得香甜。一路鼾声。

   那一年全中国共有570万人报考;包括从1966年到1977年各届的考生,还有78届的优秀高中毕业生提前参加考试。所以77年是13届考生同时进考场。考生年龄相差很大,从37岁到13岁(这是77级考试的年龄限制),相当于两代人。有一家父子、母女同时考上大学的,也有一家兄弟姐妹多人考上大学的。第一批录取结束后又扩招了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包括扩招的6.3万人,本科和大专最后录取的总人数是27.297万人,录取率是29:1,是4.8%。这在中国高考历史上是最低的。作为七七级的大学生,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小部分人。但是我们的幸运是建立在我们的不幸之上的。读书应当是每一个年轻人的权利。整整十年以上,中国的年轻人失去了这个权利。这是错误的,是不正常的,是历史的悲剧。四十年过去了,回头再看。当年有多少庆幸,有多少惋惜?有多少欢乐,有多少痛苦?桂冠之下,又有多少同龄人的叹息?“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中国今非昔比,作为当年的幸运者,把过去的事情记录下来,希望这样的事以后不要再发生。

   转自: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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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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