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审视现代经济学主流范式:特征、弊病及成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2 次 更新时间:2018-01-23 22: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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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受库恩范式的影响,经济学片面向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攀亲,从而形成了一种常规范式的研究倾向。事实上,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研究都是在凯恩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下作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而这种分析具有明显的狭隘性和浅薄性。(1)数理建模把行为者等同于追求最大化的原子个体,它机械性地重复成本-收益的计算,从而得出很多臆想的论断;(2)计量实证则将相关性关系和统计规律当成因果性关系或经济规律,它以回归分析确定事物间的作用机理,从而犯了工具主义谬误。至于新古典经济学常规范式如此流行的成因,不仅根本上源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而且也关乎中国经济学人的狭隘知识结构和中国经济学界的流行学术风气。

  

   关键词:主流经济学;计量分析;数理建模;库恩;常规范式

  

   一、前言

  

   一般地,科学理论具有这样的基本特性:反独断(anti-dogmatism)、反权威(anti-authority)、反迷信(anti-supersition)。这就告诫我们,在从事理论研究时,不仅要对其他不同看法持宽容态度,更要对流行信条持质疑态度,这也是科学范式得以不断更迭和科学理论得以持续进步的基本动因。事实上,试图固守一个主流框架而取得认知上的实质进步,往往是难以想象的,这不仅是因为任何时代对世界的认知都是非常局限的,更是因为任何个体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譬如,就现代经济学而言,某个经济学家甚至某个经济学流派往往都只是从某个特定角度并在某种特定框架下对经济世界进行解释,而放弃了其他可能的解释。根植于自然主义思维以及“假设=演绎”分析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更是如此。事实上,即使主流经济学能够集中最优秀的大脑,它对真实世界的解释也是有限的。纵观经济学发展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当某个学派成为主流经济学并具有足够强大的控制力量时,经济思想的发展就会停滞下来。[1]

  

   不幸的是,现代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恰恰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强盛的主流化趋势。基恩写道:“在教学上,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核心课程都清除掉了非新古典的观点。零碎的非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课程,无非是为了让那些异议者有事可做而已”,“在科研上,这种清洗更加彻底,因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编辑和评审会把这些异议者的观点排除在他们编辑的杂志之外……那些不用新古典概念的文章总是被拒绝,甚至常常连审都不审”,“在公共政策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称雄主宰著名期刊。鲜有异议者被安排在具有公共影响力的位置上,大多数官僚位置满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由于这些大学的核心课程清除了非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思想,这些人通常甚至不知道还有可能以其他方式来思考经济学。对他们来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就是经济学。”[2]在这种情势下,目前大多数经济学人都遵循一种“锤子规则”(the rule of hammer),热衷于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下对其理论作细枝末节的逻辑证明和数据检验,尤其是倾向于使用日益复杂化的最优化数学技术和最新的计量分析工具进行应用研究。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数学主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现代主流经济学就逐渐偏离探究经济规律的学问要求,而日益成为一种“我向思考”的智力游戏,从而也就严重窒息了经济学思维和认知的拓展。在20世纪80年代,里昂惕夫就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充满了数学公式,让读者从一大堆多少有点道理但又是完全随意捏造的假设前提中去推导出精确按毫不相关的理论结论。”[3]10年后布劳格则进一步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现代经济学病了。经济学已经日益成了为其自身的智力游戏而不是为理解现实世界的实践结果。经济学已经将该学科转化为一门社会数学,其中分析的严格性成了一切而与实践的相关性则毫不重要。如果拿起一份近来的《美国经济评论》或《经济杂志》,不免令人困惑:是否登上了一个奇怪的星球,那儿沉闷成了专业刊物的深思熟虑之客观。经济学曾经被谴责为一门‘沉闷的科学’,但昨日的沉闷科学远远比不上今日使人昏昏入睡的学院派哲学更加沉闷。”[4]

  

   显然,无论是科学理论的要求还是当前经济学的现状,都对现代经济学的范式转换和发展提出了要求:经济学研究应该跳出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窠臼,摆脱主流思维和数理拜物教的束缚,积极从吸取其他学科的思维而形成多元化的研究路向。然而,尽管经济学的危机如此沉重,但绝大多数经济学人依据固守常规范式,依然沉迷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这就涉及到了对待经济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风气。因此,本文就此相关问题作一阐述。

  

   二、现代经济学主流范式的基本特征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论文往往受羊群效应的引导,以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形成了明显的主流和非主流之分。一般地,所谓主流经济学,通常是指为一群具有极高声望的经济学家所使用并进入顶级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那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思维。正是受这些经济学泰斗和顶级大学的影响,相关理论观点和研究思维就为其他经济学人或次级大学所效仿,从而在学术界形成了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上的多数。显然,这种多数不仅体现在研究者人数和刊物上,也体现在受到资助的资金额和被授予的奖项量上。进一步地,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维和理论观点在现代经济学教材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些基本观点和思维还在更高级的著作中被扩展和细化;同时,这种细化和扩展过程往往借助于严格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这些细化的论文就构成了所谓的“前沿”研究。

  

   承袭新古典经济学,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就呈现出这样两大基本特征:(1)所研究的主要领域,它关注工程学内容, 集中研究具有稳定的外在偏好并作最大化选择的理性行为,并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性;(2)所使用的主要方法,它倾向于自然科学方法,在理论研究中采用在一定约束下的正式数理模型,在应用研究中则以计量实证分析做补充。相应地,这两大特征也就成了现代经济学界界定主流和非主流的基本维度。例如,纳尔逊就认为,经济学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区别就体现两方面:(1)就研究领域而言,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领域并关注个人行为和效率问题(主要是指市场和政府的活动),而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私人领域并关注社会制度和平等公正问题(主要是指包括家庭在内的伦理生活);(2)就研究方法而言,主流经济学评价学说所使用的基本方法往往具有严格性、精确性、客观性、科学性、一般性、正式性和数学化,而非主流经济学评价学说所使用的基本方法则更呈现出直觉性、模糊型、主观性、非科学性、偏面性、非正式性和文字化。[5]

  

   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就呈现出这样的基本特点:遵循特定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模型的内部逻辑一致性上而非问题的实际解决上;同时,通过设立一系列外围假设来免除自身理论被经验材料证伪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一种逻辑“演进”的解释体系。正是基于这种常规范式,大多数经济学人都热衷于撰写方法导向的“前沿”论文,而不是具有独立体系的专著。多兰就总结了这种常规科学的特点:“经济学家们的相互交流主要依靠的是代表对知识有所贡献的期刊文章,而不是关于基本原理的教科书。有牢固确立的教科书传统,学生们只是在他们训练的高级阶段才粗略地接触古典和当代经济学家的原著。经济学家的日常工作是确定显著的经验事实,把事实和理论对照,并扩展理论的应用领域,很少关心什么构成一个正确的问题或什么构成经济分析中一个正确的解之类的基本问题。争论是有的,但在争论的背后,原则上人们对用什么类型的证据和思维方式来解决争论具有一致意见。”[6]

  

   然而,基于上述两大维度对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界定,主要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之前学术情形,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区别标准就逐渐变得模糊了。究其原因,(1)科学至上主义热衷于对自然科学的模仿,它不仅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当成常规范式,而且将其学说视为远比已前更为系统和进步的学说;(2)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推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已经大大拓宽了,广泛深入到了家庭等传统私人领域以及社会制度等传统非经济问题。因此,为了将一部分学人与另一部分学人区别开来并赋予他们以更大的学术地位和资源优势,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别标准就主要集中在第二个维度:方法论的选择上。一般地,主流经济学往往将形式逻辑的严谨性视为科学的根本标志,从而热衷于采用数学工具,建立大量的数理模型和计量模型;相反,非主流经济学更注重对事物本质的探究,从而倾向于采用批判理性主义和演化主义的思维,致力于建立一些典型的理想模型。科兰德写道:“经济学史是方法论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常常被描述为数学方法与非数学的历史和制度方法之间的斗争,这是主流与异端的一条分界线。”[7]

  

   因此,对数学逻辑以及数学工具的使用程度就逐渐成为当前区分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标准。克鲁格曼就写道:“为什么有的思想被人们接受,而有的却被拒之门外呢?答案对于局外人也许有些神秘,但对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而言却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只有可以模型化的思想才会得到垂青。”[8]为此,劳森强调指出,数学演绎方法是主流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无论是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还是捍卫,争论的焦点都集中在数学演绎方法上。非主流经济学就认为,充斥在经济学论文中的数学公式只不过是从一系列貌似合理却非常武断的假设出发,最终将把读者引导表述精确却与现实无关的理论上;而且,由于新奇、多样性、复杂性、演化等与数学模型所依据的形式逻辑相抵触,从而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程序中就难以嵌入真正的演化思维。[9]尤其是,随着数学的运用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根本标志,以及功利主义对“主流化”现象的强化,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也就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模糊了正统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界分。按照张林的理解,正统经济学(orthodox economics)和非正统经济学(heterodox economics)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则属于历史和地域范畴。从学术史上看,正统经济学的学术主张集中体现为维护现存体制,倡导经济自由主义以及推崇市场机制,研究方法上则采取个体主义的、静态的、机械的方法;相反,非正统经济学的学术主张则集中体现为批判现有资本主义制度、倡导国家干预以及反对维护自由市场的正统经济学说,研究方法上则采取整体主义的、动态的、有机的或者演化的方法。显然,无论是凯恩斯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奥地利学派或新制度经济学,都属于正统经济学阵营;相反,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以及激进经济学)、美国制度主义还是后凯恩斯经济学或者女性主义经济学,都属于非正统经济学。同时,从学术史上看,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以及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这两对概念存在这样的关系:(1)正统学说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处于主流地位,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分别被不同的正统学派所把持;(2)这两对概念往往也存在交叉,如德国历史学派在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是主流经济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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