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塔里斯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论述人们对待不存在的哲学态度。

最近，我一直在重新阅读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的《本然的观点》（The View from Nowhere (1986)）。在这本小书出版三十多年后，它的经典地位变得越来越牢固了。借用乔治·桑塔耶拿（George Santayana）用来描述斯宾诺莎的隐喻，“就像一座山起初被小山丘遮蔽，就在往后退却时，却显得越来越高大。”令人沮丧的是，当今很多思想潮流---仅仅举最愚蠢的若干例子，如有关心智的唯物主义理论和进化论认识论虽然被内格尔揭露出不充分性，但仍然持续繁荣发展。

《本然的观点》的核心是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事实上也是我们生活的核心之一。那是一种和解，一边是本地的、甚至狭隘的、主观性视角，一边是客观立场，其最先进的表现就是科学。内在视角（据此我们是最重要的）和外在视角（将我们是为庞大宇宙中无关紧要的内容）我们如何协调---或者连接起来？内格尔在探索如何对这个存在挑战做出回应，“现实不仅仅是客观现实”（p.87），还有完美绝佳的技术、想象力和很多的自我质疑。

伟大的物理学家和细腻的哲学家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预先提出了内格尔的执着见解。在《生活什么？》（1944）中，薛定谔指出“比较令人满意的世界画面只能在付出高昂代价的情况下获得，把我们自己带出这个画面之外，重新回到作为冷漠观察者的角色之中。”他补充说“虽然我们的世界画面赖以建立的东西完全产生于我们心智的感官意识之外，但有意识的心智本身仍然是那个构建内的陌生人，里面没有生活空间。”（p.119, in the 1967 edition）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虽然“所有科学知识都基于感官认知，以这种形式形成的有关自然过程的科学观点缺乏感觉品质，因而没有办法解释后者。在这个画面或我们形成的模式中，我们往往忘记它们。”（p.163) 换句话说，如果客观现实以及我们从数学物理的玻璃眼看到的世界是真正的完整故事，那就没有物理学了。就没有世界画面了，也没有“本然观点了”或者来自任何地方的观点了。

此时却非此地的观点

即使我们承认对自我和超越自身之外的东西的主观体验现实不可约分，但那些体验和客观视角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当我们从阿基米德的角度看待自己的死亡时，它就成为痛苦的源头。内格尔代表作的最后一节就专门探讨这个话题。他写到：

“主观-客观的终极鸿沟就是死亡。客观性立场不能够充分容纳以下事实的主观性价值，即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死去。”（第230页）。

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们的死亡更重要了。死亡意味着所有可能性的终结，但是就宇宙而言，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们的死亡更不重要了。正如内格尔所说，“这个个人（如本文作者）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像他高度偶然性的出现一样，既不引人注目也没有任何重要性可言。”（第229页）。事实上，按照希腊哲学家和天文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的说法，在西方哲学第一份保存下来的文本片段中，“万事万物都有根源，按照必要性原则，它们也必须离开；因为按照时间的命令，它们必须因为自己的不公不义而遭受惩罚和审判。”真正丢人的不是我们的存在转瞬即逝，而是我们到了该走之时却赖着不走。这种羞耻表现在现代人承认如下事实：生命尤其是人类的复杂生命存在是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反抗。

哲学家常常痴迷于研究死亡。承认我们的有限性是海德格尔的真实意识---向死而在（being-towards-death）的标志。从我们非存在的终极范围之外看待我们自己有时候令人痴迷和激动人心。在等待我们的---或者甚至懒得等待我们死亡的无日期的（和无数据的）夜晚的黑暗和没有区分的虚无---突出显示出我们的“普通”日子是多么层次分明和丰富多彩。偶然从客观性角度瞥见我们的渺小能够增强我们对很多东西如空间、时间、光线、暗影、喜悦、悲伤、人生和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多维度复杂性的认识。暴露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的知识本身都具有深刻的神秘性，它依靠众多难以衡量的概念网络来支撑。我们如何能够从自身睡梦中苏醒，充分看清楚在客观性角度下的我们到底什么样子？

哲学家之死

从死亡角度回过头来看人生，很少能减弱死亡和丧亲之痛。留在记忆中的共同生活的丰富性只会加深实际的或即将到来的失落的痛苦。至于濒临死亡的可怕悲惨过程，哲学似乎也是无能为力，帮不上任何忙。

当然，有些哲学家的死亡堪称典范。苏格拉底饮下毒酒的勇气在其肉体离开我们2500年之后仍然激励着我们。他的临终遗言，“克里托，我欠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一只鸡；记得替我还上这笔债”表达了他的愿望，感谢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治愈了他的疾病。

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安详离世被优美地记录在好朋友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长信中，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临终的日子还遭受“一年多的习惯性腹泻”的折磨。虽然他的生命以这种最不雅观的方式油尽灯枯，非常特别的是“虽然被身体的官能障碍折磨得不成样子，大卫·休谟仍然接待朋友，讨论哲学，担忧家人的生活，其尊严和勇气还是让所有见过他的人印象深刻。

即便如此，正如赞美诗告诫我们的那样，培养一种死亡意识和养成“把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的习惯，试图忽略濒临死亡的实际过程。正如英国诗人菲利浦·拉金（Philip Larkin）在其精彩的诗歌《无知》中所说，濒临死亡之时，“我们的肉体/用自己的决定把我们裹起来。”要维持死亡观念的形而上学纯洁性，我们自然更喜欢把死亡过程看作简单的消失，即便不是完全消失，至少是一个没有痛苦甚至没有特征的过程，从运行时间（RT）到非运行时间（not-RT）。

有些世俗的哲学家宣称，他们在根本就没有来世的想法中找到了安慰而不是确认了我们的悲剧意识。长生不老的想象带来的不是安慰而是恐惧。正如斯多葛派哲学家卢克莱修（Lucretius）的名言，既然没有一个人经历过这种状态，为什么要害怕死亡呢？

“因为死亡预先阻止了悲痛和痛苦，防止存在进入这些不幸本来可能涌入的场合，我们或许肯定我们对死亡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已经不在的人不可能感到痛苦，对他来说，在他的死亡与他根本就没有出生之间没有任何微小的差别，永恒的死亡偷走了必死的生命。”（物性论，塞利尔·贝利（Cyril Bailey）翻译，1910）。  

在内格尔讨论的论证中，卢克莱修进一步确认死亡之后的不存在是我们出生之前的不存在的镜像，而后者很难说是我们会感到遗憾的东西。莎士比亚写剧本的时候或者在恐龙走在地球上时，我并不存在。对此事实，我既不在乎，更不会感到沮丧。

不幸的是，这个镜像类比站不住脚。在我出生之前的存在中，我并不是私密状态的存在，因为没有任何物或人来接纳我的不存在。在我出生之前，我只是笼统的可能性，而非能应用减法的个体---更不要提死亡的全面减法了。与我死后的存在不同，我出生之前的存在并不是消亡的结果。

而且，如果死亡不重要，我们的生命也不重要。在所有不重要的东西中，肯定包括了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爱情和友谊。

卢克莱修似乎忘记了死亡切断了我们与亲人之间的纽带，这个世界并不会因为我们停止参与就停止存在。虽然我们每个人可能对我们自己的死亡和人的必死性这个普遍事实采取一种非悲剧的态度，但悲剧仍然出现在未亡人中间。虽然死后，我不会思念自己，但我希望其它人会思念我。

死亡之后

如果哲学家在生活艺术方面能够给我们提供某种指导，在死亡艺术方面偶尔还能为我们提供灵感和典范的话，在长寿艺术---如何对付丧亲之痛方面，他们能给我们提供的东西就少多了。约翰逊博士在著名寓言故事《拉塞勒斯》（Rasselas (1759)）中对此问题做了反思。该书是他在母亲去世的巨大悲痛中以很快的速度完成的一本寓言故事，以支付葬礼的花费。拉塞勒斯对一个宣扬斯多葛派价值观的哲学家印象深刻。他的导师伊姆拉克（Imlac）警告他“他们谈论起来就像天使，但他们的生活与普通人并无二致。”拉塞勒斯很快发现这个说法实在太对了，因为他发现斯多葛派哲学家在黑屋子里啜泣，女儿的死让他悲痛欲绝。

谁都不在乎死亡的世界也将是一个谁都不关心他人的世界。但那似乎是死亡战胜了人类，而非人类战胜了死亡。把我们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渺小，以此来减弱我们的悲剧意识，这种方法是对我们所关爱的人的背叛。从客观角度看，我们自己的确无关紧要，从长远来看，什么都不重要，即使战胜了死亡恐惧，那种胜利也是得不偿失的。

卢克莱修为幸运儿提供了另外一种将死亡恐惧最小化的方法：

“为什么对死亡感到悲伤和痛苦呢？如果过去的生活对你来说是愉快幸福的，所有那些福气并没有消失，你已经享受过了。。。为什么不能像在人生宴会上吃饱喝足的客人那样优雅地离开呢？”

简而言之，为什么不接受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要完结的事实呢？正是因为人们没有在人生宴会上吃饱喝足。人生不是一场宴会，我们活着的人不仅仅是等待装满的饭桶。不错，的确有些人对人生感到厌倦，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在面对真正的和即刻的死亡威胁时，我们有谁能够不突然意识到人生的宝贵呢？

活出我们真实的自我并不容易。或者正如内格尔用其流畅和简洁的文笔所说，“客观性立场从来不可能被主观化。”

作者简介：

雷蒙德·塔里斯（Raymond Tallis），《哲学此刻》编辑，最新著作是《论时间与哀悼：转瞬即逝的反思》。

译自：Death & The Philosopher by Raymond Tallis

https://philosophynow.org/issues/123/Death_and_The_Philosop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