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玲:关于综合国力的测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1 次 更新时间:2006-08-23 17: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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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  

  

  【内容提要】 综合国力的测度是非常复杂的工作,不同指标体系的选择、不同数据来源、不同的指标权重以及不同的合成方法等都会产生不同的测度结果,对综合国力排名的理解必须结合其相应的测度过程。作者在对综合国力概念和测度方法简述的基础上,对目前国力测度中所用的方法和结论进行比较研究,指出结论的差异根本在于对综合国力结构理解的不同,尽管排名不同,但目前全球力量的基本格局都是超强的美国和诸多国力次强的国家构成。另外,用单方面指标测度的国力对综合国力的全面理解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关键词】 综合国力;测度;强弱

  

  综合国力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中心,其测度使人们对国力的认识更为具体,它是认识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国际交往中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重要依据。本文在解析综合国力概念的基础上,着重对目前关于全球力量格局测度的不同方法进行比较,指出不同的测度方法反映了对综合国力结构认识的侧重点不同,最重要的不是各国具体的得分或排名,而是为什么有的国家排在前面,有的国家排在后面。

  

  一 综合国力的内涵和构成

  

  自从地球上有了国家,就有了纷繁复杂的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相互作用,无论作用的方式如何,其背后的基础都是国家的综合实力。然而综合国力的概念至今莫衷一是,由于研究者研究问题的侧重点和目的不同以及所在国家国力发展阶段的差异,他们都会对国力产生各自不同的认识。 

  (一)综合国力的概念 

  对于综合国力的概念,中西方学者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西方学者的基本思想是以强权政治为中心,典型的代表是克莱因(Ray S.Cline),在他《80 年代的世界权力趋势和美国对外政策》一书中强调:“在国际舞台上的所谓实力,简言之,乃是一国之政府去影响他国政府去做本来不愿意为之的某一事情之能力,或者使他国不敢去做本来跃跃欲试的某一事情之能力,而不论其影响方式是利用说服、威胁或者明目张胆地诉诸武力。”[1]现在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西方学者对国力的定义已不再是赤裸裸地强调国家间影响方式的强制性,而强调利用经济力、军事力或其他软力量相互组合的方式,典型代表如约瑟夫·奈(Jorseph S.Nye),他认为,“力是影响他人行为得到自己想要结果的能力”;[2]兰德公司对国力的定义是“一个国家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追寻其战略目标的能力”。[3]

  中国学者对综合国力的定义多是强调国家的和平与发展,提出在保护本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与他国互惠互利、和平共处。黄硕风认为,一国的综合国力要反映一个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物质力和精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4]王诵芬等认为,综合国力是主权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拥有的各种力量的有机总和,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又是强国据以确立其国际地位、发挥其国际影响和作用的基础。[5]

  中西方学者对国力概念的认识差异主要是由于本国国力的强弱和意识形态等不同所造成的,西方学者认为的国力强调“影响力”与“强制力”,中国学者认识的国力更强调“生存力”、“发展力”和“国际影响力”。实际上,国力是国家间的相互作用,既然有强国对弱国的“影响和控制”,也就有弱国生存和发展所受到的威胁,就有弱国对强国的“反影响与反控制”,国力的格局是这些作用与反作用后的“均势”,综合国力是一国存在、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影响或强制他国实施本国意愿的综合实力。

  (二)综合国力的结构

  综合国力的结构非常复杂,既包括把本国内部事情做好的“内在能力”(即生存力和发展力),也包括本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和控制别国的“外在能力”;既包括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发展的“硬实力”,也包括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是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能力的“软实力”;[]既包括先天性的国家资源禀赋(即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禀赋),也包括后天通过努力获得的能力(即技术、经济、军事等方面的能力)。

  对于综合国力的具体构成要素,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认为,构成国力的要素有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9 项。[7]克莱因主张一个国家的国力主要由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目标和国家战略等5 个要素构成。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研究认为,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对外活动的积极性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能力、地理、人口、资源、防卫实力、国民意志、友好同盟关系、军事实力、战略物资和技术、外交能力等,主要强调经济实力和对外关系两个因素。[8]黄硕风认为,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有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和资源力7 个方面。[9]王诵芬等认为综合国力包括资源、经济活动能力、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科技能力、社会发展程度、军事能力、政府调控能力和外交能力8 个方面。[10]

  近期学术界对于国力的研究多集中在制度和政治体系的研究,关于国力的具体构成要素研究较少。兰德公司的研究认为,可以从3 个层面进行理解国力:一是形成力的资源,二是力的形成过程,三是力的外在显示。据阿史利(Ashey J.Tellis)等人的分析,国力的资源来源于技术、企业、资本等,国力的形成过程在于政府业绩,而国力最终的表现在于军事力。[11]约瑟夫·奈认为,可以从拥有获得想要结果的资源力上看国力,也可以从影响他人的行为方式上看国力,包括武力胁迫、经济收买或用自己的魅力吸引别人实现自己的想法。[12]

  本文借鉴近期关于综合国力的研究成果认为,把综合国力当做一个生产系统考虑可以更好地理解综合国力的结构。从国力生产过程上看,国力结构包括国力资源、政府的调控能力和外在显示的国力。国力资源是国家力量形成的基础,依据波特(Michael E. Porter)的生产要素理论,构成现代国力的主要资源有技术、人力资本、资本资源、信息基础设施、自然资源5 类。[13]在现代经济中,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社会组织创新都取决于科技水平,尤其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科技是综合国力构成中先导性的要素。科技领先靠的是卓越的人才,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除了人力资本资源,一国的发展必须拥有一定的资本资源,健康、高效和有序的资本市场不仅能够给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也会刺激产业结构的升级。基础设施作为公共物品,其供给的规模和效率对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瓶颈” 冲破作用是无疑的,包括计算机、电话、因特网之类的现代基础设施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市场化程度得到加强,已成为国力资源的核心组成部分。自然资源是一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虽然其作用已逐渐被其他资源所替代,但是由于其不可再生性和稀缺性,在国力中的地位仍然不可忽视。

  在综合国力生产系统中,国力资源是国力生产的必要条件,政府的作用非常关键,它是国力的最主要组织者,在国力生产中具有以下功能:第一,提供国内各项资源有效转化为国力资源的条件,合理规划和管理,保护各项建设的成就,如为人力资本的建设和保护进行公共教育、公共卫生方面的投资与管理,提供支持经济增长的良好宏观环境等等。第二,政府根据现有的国家力量与国际环境,选择适合的外交政策和目标,积极参与国际制度方面的建设,保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使之在国家外交力、政治力等方面取得成功。第三,政府是国家军事力量的组织生产者。 

  从国家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上看,国力主要表现在3 个方面,即经济力、军事力和外交力。经济力是综合国力最重要的表现,它不仅是国力系统中其他力量的基础,通过经济购买或援助等经济支付方式影响或控制他国,也是对外交往中的重要方式。国家通过一定的外交策略,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参与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制度的建设,对他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与感召力,也是国力重要的显示。尽管现在军事力相对历史上的重要性有所减弱,国家与国家之间被多重的政治和社会关系联系着,但是军事力在国际关系中还是最重要的,在国际政治领域,军事力仍然是国家间争端的最终“裁判”,威慑制止战争和控制战争的能力,仍依靠国家的军事实力,军事力依然是一国威力的明显尺度。

  总体看来,综合国力是一个包含众多复杂子系统的大系统。一国经济力的强大需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以及在全球创新系统中对领先产业的占有,而获得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根本在于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政府支持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则是创新的根本性条件。军事力的获得以经济力为基础,同时政府是国家军力的组织生产者,人才素质、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等对军事力的生产影响也是无须多述的。而一国的教育力、科技力、政治力、外交力和军事力等本身也都是非常复杂的独立系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方面,这些力与力之间互相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网状结构,独自或交迭地对外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所以综合国力不是多种力量的简单加总,而是多种力量有机组合的一个系统;另一方面,尽管国力系统中的各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但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相关关系,如一国经济力强大并不代表外交力也一定强大,所以考察一国的国力,总体上考察很重要,结构是否均衡也非常重要。

  

  二 关于综合国力的测度

  

  (一)国力测度方法的回顾

  早期,由于资料的限制和基于现实方便的考虑,人们往往以单一指标进行综合国力的测度。历史上,国力往往被看做与军事力对等,所以军事力自然被看成国力的表征。如国际政治学家伊尼斯·克劳德(Inis Claude)和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以全部的军事能力衡量国力,诺曼·奥考克(Norman Alcock)和阿 兰· 纽考伯(Alan Newcombe)以军费支出衡量国力,[14]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以海军能力代替国力。经济指标也被当做综合国力的代表,如克劳斯(Klause Knorr)以国民生产总值(GNP)或总产出代表综合国力,布鲁斯(Bruce Russett)则利用全部燃料和电能消费量测度国力。

  单一指标方法由于描述国力过于简单和现实的缺点受到批评,人们更愿意用多指标合成方法描述国力。汉斯·摩根索[15]是系统测算国力的开创人,他的方法后来被许多学者效仿,他认为国力的构成要素应区分比较稳定的和经常变化的两种,国力组成部分包括:地理条件(最稳定的要素)、自然资源(特别是粮食和原材料,是比较稳定的要素)、工业能力、军事装备(特别是技术、领先水平、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人口(特别是人口结构和趋势)、国家特质、国家士气,外交和政府管理的质量。

  对于多指标合成方法,最简单的是用线性汇总方法,克雷佛·基曼(Clifford German)的研究不仅提出指标体系,也提出指标非线性合成的方法,他的国力可用公式描述为:G=N(L+P+I+M),G 是国力,N 是核能力,L 是土地,P 是人口,I 是工业基础,M 指军事规模。[16]克莱因也使用非线性合成的方法,其著名的国力公式为:Pp=(C+E+M)(S+W),Pp 是国力,第一项括号指国力的物质要素,后者是精神要素,其中,C 指基本实体,包括国土和人口;E指经济能力,包括GNP、能源、非燃料矿物、工业生产能力、食品生产能力和对外贸易;M指军事能力,包括核能力和常规军事能力;S 指国家战略意图;W 代表贯彻国家意志。

  中国学者测度综合国力一般用多指标合成方法,王诵芬[17]等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使用分层赋权逐层汇总的线性汇总方法测度综合国力,选择的综合国力要素有:资源、经济活动能力、对外经济活动能力、科技能力、社会发展程度、军事能力、政府调控能力和外交能力。这种方法在许多后继的研究中被多次运用,不同的是指标选择上的差异。黄硕风运用混沌学、系统论、协同学和耗散结构论的原理,以定性和定量分析、专家知识与建模计算相结合的体系集成方法,建立一组旨在测算中国国力的“综合国力动态方程”,提出综合国力应该是“硬国力”(包括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和资源力等物质形态的要素)、“软国力”(指构成国力的精神和智能形态的要素的集合)和“协同”变量(代表有关领导组织协调统一的构成要素的集合)的非线性组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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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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