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试图给国际陆地边界创设一整套可靠的理论，但这种尝试并不成功。相反，试图为国际边界问题研究提供一套程序和方法的努力却相当成功。必须指出，学界在国际海洋边界方面已经构建了某些具有预见性的理论（Prescott and Schofield, 2005： 215-330）。学界之所以能在该领域取得成功，应主要归功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公约对领海基线的划定、基于特定目的可主张海域和海底的最大宽度、相邻和相向国家国际海洋边界划界规定了相应的规则。虽然对某些法律规则的准确解释仍存在一定的争议空间，但可供解释的空间是有限的。
地理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Ratzel）提出了预测各国国际边界行为的一套模型。他认为，各国对本国领土可能的界限均有自我认知，并将其称为“空间认知”。这与庞德提出的自然边界（les limites naturelles）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经考察法国自16世纪以来的历史，庞德指出，法国历代统治者期望的国家边界包括海洋、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与莱茵河（Pounds, 1951, 1954）。历史证据显示，拿破仑对法国的领土范围有更宏大的愿景（Zamoyski, 2004： 12-13）。
拉采尔将国家视为生命有机体，即国家会发展和消亡。基于这一逻辑，他提出了国家的“空间认知”。边界及其附近地区，即边境，构成了该有机体的表皮，并为其提供保护及内外交流的管道。因此，在拉采尔看来，边境是动态的，一旦边界被划定，政治扩张将暂时中止。他提出了领土发展的两条规律。
可将边界演进法则界定为努力追求简化，该简化过程包含了减少边界。（Ratzel, 1897： 555）
根据历史地理现象发展的一般法则，较小地区的边境将被较大地区的边境包围。（Ratzel, 1897： 557）
德国在历史上兼并了较小的边疆区、王国和公国，其边界演进史可很好地说明上述法则。关于其他国家的类似情况可参考赫斯莱特编纂的条约集（Hertslet, 1875-1991）。例如，1816年4月14日，奥地利与巴伐利亚通过缔结条约交换两国边境地区的领土。巴伐利亚将Hausruckviertel和Innviertel的部分地区割让给奥地利，换取了Department of Mount Tonnerre及Landau的市区和堡垒（Hertslet, 1875： 434-443）。拉采尔还从英国、比利时、德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活动中找到了支持上述法则的依据。他还对边境的性质提出了有力的主张。
(国家间的）政治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之间的边界（特征）（Ratzel, 1897： 584）
我们发现，一个地区的兴衰不仅表现为空间的增减与相关的边境保护措施，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该地区的未来。（Ratzel, 1897： 605）
豪斯霍弗尔（Haushofer）强调了地理在国家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着重分析了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再次崛起的原因（Gyorgy, 1944）。他创建了政治地理学派（Geopolitik）。该学派在30年后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边境的兴衰与国家的兴衰息息相关。豪斯霍弗尔认为，应对具有较强民族相似性的居民创设文化边界，在文化边界之外创设军事边界，该边界将避免文化国土遭受突然袭击。他还将边界划分为“进攻”“防守”“增长”“衰退”四种类型。
美国政治学家斯派克曼也认为，地理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国际关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一篇有关地理目标与外交政策的论文中，他提出了如下观点。
边界的变化反映了国家力量均衡的变化，边境一侧力量的增加与另一侧抵抗力量的减弱均可以导致力量均衡发生改变。（Spykman and Rollins, 1939： 392）
边界的演变和发展
安塞尔也支持上述观点，他将边界视为代表相邻国家之间力量均衡的暂定线，并将边界线称为力量均衡线或政治等压线（Ancel, 1938）。当然，该比喻并不合适，因为等压线是指两侧的空气压力相等。一侧的空气压力可能增高，另一侧的压力可能降低。然而，对拉采尔空间认知理论最有力的挑战却是1945年以来的国际实践，这一时期邻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变化多数在短期或长期内并未导致政治边界发生变化。例如，20世纪80年代，越南对老挝和柬埔寨的控制并未改变两国的边界。同样，20世纪80年代伊拉克与伊朗之间的战争并未导致两国与苏联、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叙利亚之间的边界发生任何变化。相反，20世纪的一些边界变化主要源自相关国家力量对比之外的其他因素。例如，英国将本国在利比亚和索马里的殖民地割让给意大利，以换取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63年，马里和毛里塔尼亚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调整了两国从法国继承的直线边界。1994年，南非做出了重大牺牲，将沃尔维斯湾的陆地领土及海上的企鹅群岛（Penguin Islands）割让给纳米比亚。这一小岛具有重大的经济价值，1878年3月英国皇家海军参谋长戴尔（Dyer）代表英国占有该岛，英国对该岛的主权后来由南非继承（Kinahan, 1992： 116-121）。显然，在政治和经济实力上，南非比纳米比亚更为强大。
19世纪80～90年代，欧洲列强在瓜分非洲的过程中，一般先选择利用直线来划分殖民领土的边界（Oliver and Crowder, 1981： 156-158）。之后，它们会对领土边界进行实地调查，在考虑重要部落分布、贸易路线与河流等因素的基础上，协商决定放弃或调整直线边界。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而言，这种做法最为普遍。为了方便殖民统治，殖民者经常调整边界，但这并非由相关国家之间的力量不平衡造成的。这样一来，仅剩下沙漠地区还继续使用直线边界。1889年，法属达荷美与英属尼日利亚之间的边界为沿着一经线向北至北纬9°的平行线。1906年，两国决定调整该边界，相互交换了海岸地区的一些领土，将从海岸往内陆为界改为以奥克帕拉河（Okpara）为界（McEwen, 1991）。
当然，纵观历史，不少国家有时会通过武力强占邻国的全部或部分领土。例如，葡萄牙放弃了对东帝汶的海外殖民后，印度尼西亚在1975年入侵并控制该地。1999年当地居民行使民族自决权，最终取得独立。1990年，伊拉克入侵并占领了科威特，次年，联合国维和部队解放了该地区。
学界未能提出可准确预测国家有关国际边界行为的法则或指南，但他们提出了研究边界和边界争端演进的程序和方法。
法国法学家拉普拉戴尔与美国地理学家琼斯界定了理想边界可能经历的几个阶段。两项研究成果相隔17年，但它们并无时代烙印。这一特点使得它们与拉采尔、豪斯霍弗尔、斯派克曼、安塞尔的研究截然不同。
拉普拉戴尔认为，边界的演变包括三个阶段，即准备、决定与执行。琼斯则将其总结为相对应的三个阶段，即分配、划界与勘界。
准备阶段先于实际划界。有关边界具体位置的争论首先在政治层面展开，然后才在技术层面进行。一般而言，该阶段的核心问题是边界的大致走向，而非整个领土的归属……相关决定涉及对边界线或划界的描述……执行则需要将描述和确定的边界落到实地，这项工作就是所谓的勘界。（Lapradelle, 1928： 73）
在扬弃上述观点的基础上，琼斯增加了最后一个阶段，即管理，它涉及界碑、通视道和护栏的维护。
两位学者并不认为所有的边界划定均须经历上述的全部程序。有些情况下，有关国家可能首先确定一条直线边界来确定领土归属，然后据此进行勘界，这可能是因为它们无法找到更合适的划界方法，或者无法就调整直线边界达成一致。有些情况下，各方对争议地区的情况非常了解，往往可以直接进入划界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土处置和边界调整多采取了这种做法。有时，经过划定和勘定的国家边界并未能得到维护和保持。在这种情况下，边界的位置可能由于一些原因变得模糊不清，如边界地区植被生长，边民为了建房偷盗金属管和石头等边界标识物，河道变迁冲毁边界标识物，等等。
边境法则与边界争端
在一系列敏锐的评论中，琼斯指出了阻碍人们找到边界法则的主要原因。
每个边界几乎都是独一无二的，关于边界的很多一般性结论的有效性存在疑问。（Jones, 1945, vi）
划界的整个过程需要考虑每个边界的具体情况才能得以顺利进行，在该过程中，某边界的具体特征比它在理论上属于哪种特定类型更加重要。（Jones, 1945： 11）
认识到边界的特殊性，不少学者开始采取与拉采尔、豪斯霍弗尔、斯派克曼、安塞尔不同的方法，从政治、社会、经济等信息中总结出与边界相关的法则和规律。例如，博格斯通过计算边界长度与领土面积，试图构建边界的阻碍效应。他最终得出结论，边界面临的压力直接来自国家的人口。然后，他把该阻碍效应指数与陆地的人口密度相乘，得出了另一个指标（Boggs, 1940）。辛克斯指出，上述计算方法并不可靠（Hinks, 1940）。多里翁创设了边界弯曲指数，并以此研究了魁北克和纽芬兰的边界。与博格斯的研究一样，这一尝试也并不成功（Dorion, 1963）。
近年来，安德森编制了197个国家的边界指数，包括邻国间每条边界的开放性、稳定性、安全风险等指数(Anderson,2003)。例如，芬兰的指数包括该国与挪威、瑞典和俄罗斯之间边界的各项指数。边界潜在的开放性包括五个分指标，涉及海拔、地貌、现有通信网络等。数值1表示边界开放性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边界便属于这种情形。调查结果显示，法国和摩纳哥边界的开放性最高。安德森对边界不稳定性做了类似的分级，欧洲内部的部分边界得分为0，分级共有6类。该指数是基于邻国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关系按照特定的边界问题来确定的。其中，以色列和叙利亚的分值最高，为5分。
将上述两个指数相乘便可得出地理政治指数，其分值从0到25不等。例如，奥地利和匈牙利边界的开放性指数为4?5，不稳定指数为0，地理政治指数为0。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而言，其边界的开放性指数与不稳定指数均为5，其地理政治指数为25。
最终，安德森还计算出了国家陆地边界的脆弱性。一国的边界是它与邻国间的全部边界之和。在计算出一国与每个邻国边界的个别指数的基础上，经权衡该边界在该国全部边界中所占的比例，可最终计算出该国的边界指数。
安德森上述计算方法的最大问题在于他未能举例说明如何确定边界开放性和不稳定性的具体指数。一旦确定了两个指数，人们便可以机械地得出地理政治指数和国家陆地边界脆弱性指数。如果拿这些指数来衡量每段边界面临的冲突风险，其结果很可能无法经受住实践的检验。
来自不同学科和专业的学者出版了关于边界争端个案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从整体上总结边界争端的实质构成要素。法学家约翰逊研究了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哥伦比亚河边界（Johnson, 1966）。历史学家拉姆和博班分别研究了1914年的麦克马洪线与1918～1993年的克罗地亚边界（Lamb, 1966; Boban, 1993）。政治学家罗纳德·约翰研究了厄瓜多尔与秘鲁，玻利维亚、智利与秘鲁以及柬埔寨、老挝与越南之间的边界（Ronald Bruce St John, 1994, 1994a, 1998）。不少政治地理学家研究了国际边界争端。斯科菲尔德出版了有关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历史主张及20世纪海湾和阿拉伯半岛边界和领土的原创性研究成果（Richard Schofield, 1993, 1994）。近期的重要成果包括克勒门契克关于波黑以及纽曼关于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军事分界线的研究（Klemencic, 1994; Newman, 1995）。已经发生的大量边界争端表明，我们在分析新的争端时应重点关注争端的起因、争端在特定时期爆发的原因、相关国家的目标、支持某种立场或做法的主张和依据、争端得以解决或继续存在所造成的影响。（本文摘选自《国际边疆与边界：法律、政治与地理》，[澳]维克多·普莱斯考特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8月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文章有删减。）
本文转自《薛定谔的猫先生》公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