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万胜 石梅静:企业“带动”农户的可能与限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7 次 更新时间:2018-01-19 04: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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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万胜   石梅静  
市场经营体系与市场管理体系在空间上是高度对应的,原来的跨区域的市场被强行收归到与性质区划同一。{27}在朝向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中,这个I型市场体系在两个维度上发生了分化。

   其一,市场经营体系与市场管理体系在空间上脱离了,市场经营体系的中心在销区,特别是在沿海的大城市,而市场管理体系的中心在产区的省会或者首都。由于我国幅员广阔,市场在地理空间上拉得很开,产销区的分布常常跨行政区划,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更加剧了这个空间分化。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分化主要发生在市场结构的上层,在县域范围内,农产品的市场经营体系与管理体系仍然是高度关联的。县域本来就是一个较完整的低级市场体系。随着小城镇建设的发展,县城对于本县经济的辐射能力越来越超越了县域内的各个集镇,处于一枝独秀的地位,而且市场管理权力也主要在县级层次上,乡镇里的工商所一般是县级工商局的派出机构。农业产业化以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扶持政策也主要由县级政府实施。我们可以认为,在市场经营体系与管理体系出现了空间分化之后,替代I型结构的不是V型,而是Y型,也就是下端收拢到县域范围内。

   其二,市场的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分化。将市场分为上层与下层结构,是布罗代尔的观点。{28}在市场经济的底层发生着纯粹的、面对面的即时买卖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而在市场的上层,交易双方互相并不见面,中间成为一个专业的、独立的部门,商人分化出来了。市场的下层是农户和小商人的世界,而在市场的上层是长途贩运的商人、批发商以及相关城市经济组织的世界。下层市场一般局限于县域范围内,而上层市场是超越县域的。周其仁较早地引用了他的市场结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市场实际,他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的上层与下层结构混同,而且只有下层结构没有上层结构。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市场的下层结构首先复活并很快完善,但市场的上层结构改革较慢。那些计划经济时代的议购和派购物资率先发展出了自己的上层结构,继而随着国家储备制度、全国性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建立,粮棉等战略性大宗农产品的上层结构在本世纪初也逐步建立起来。{29}

   在不同类别的农产品的上层结构逐次发展起来之后,我们看到,它们的市场结构是不同的。那些国家管制强度高的农产品,其市场结构比较类似于传统的I型结构。比如粮食市场,国家的储备粮系统控制了当年商品粮数量的20%有余,同时,国家还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全国性批发市场。而那些国家管制强度低的农产品,其市场结构更加类似于Y型结构。

   从先富带动后富的视角来看问题,在这个有形的空间体系里,下层市场和上层市场的性质是不同的。下层市场里的竞争很充分的,接近于完全竞争。近年来由于交通和信息技术的改进,贩子与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实际上,对于农民负面的外部性已经大大减少。如果考虑到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需要有贩子来充当优质劳动力,也许可以说,下层市场里的剥削成分下降了。或者说,在下层市场里,经纪人或大户对于一般农户的带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他们帮助小农提高了技术,解决了供销问题,实现了与远方市场的对接。而问题出在市场的上层结构,在市场的上层,存在着强大的垄断性的组织。在这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下层与垄断性的上层进行对接的过程中,存在很多腐败现象,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外部性。由于垄断产生了垄断利润,而这个垄断利润一般被城市利益集团所攫取,所谓的中间商,特别是产地的经销商,往往不过是这个利益链条中的次要角色,他们和农户一样都处于这个食物链的下层。这种垄断性,反过来又影响了下层市场的组织结构,在极具垄断性的上层结构控制下,下层结构必须削尖脑袋搞营销,这不是合作社擅长的。不仅合作社难以发育,就是龙头企业加农户都难以生存,往往是贩子或者独立的企业更能生存。

   在这个极不平衡的上下层结构关系中,如果要更好地发挥“带动”功能,必须要强化交易的公平性,努力减少超额利润的产生,主要办法有两种:一是改造上层,二是强化下层。如果要改造上层,就要弱化上层组织对下层组织的超强谈判能力,但在今天依然无序的市场体系里,某些垄断企业、大城市批发市场及其批发商的谈判能力是不可动摇的。但局部的改进也是可能的,比如中储粮和地方粮食企业之间的委托代储关系,是否能变成平等购销关系,实现收储分离。如果是强化下层,现在看来,仅仅是强化少数几个产地的企业是根本不够的。郑风田和程郁的建议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区,以替代以往只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做法。{30}

   他们认为农业产业区不只是一些企业之间的集聚,它本身甚至可以看成是一种组织形式,具有某些松散的企业形式的制度内涵,而且具有远超单个企业的能量,其竞争优势集中表现为:一是集聚效益的发挥降低了农产品的生产、销售、运输成本以及产业链上的交易成本,获得价格优势;二是规模化的生产占领了巨大的市场份额;三是高度专业化的细化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并促进产品创新,形成满足不同细分需求的同类产品的多样化产品体系,获得差异化优势,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四是协同的创新网络体系加强了产业区的自发创新能力,加速产业的技术升级和新产品的开发,形成垄断性的技术优势。

   他们的分析强调了农业产业区在效率上的特殊优势,从公平的角度来看,农业产业区也很有优势。首先,产业区的政府与企业或其他经营者的关系容易理顺。产业集群的出现,使得县级政府对于这个产业的财政依赖提高了,因此会倾向于提供更好的服务,地方领导不会放任部门和官僚对于企业的腐败行为。可以说,政府有关部门事实上代行了行业协会的职责。虽然政企之间的关系高度融合,但是由于这个产业区的范围不大,消息流通很快,某些非正式的横向监督机制,使得腐败也难以发生。其次,由于产业区的规模优势,提升了农村利益集团相对于城市利益集团的谈判能力,从而弱化了城市利益集团的垄断优势。第三,在产业区里,农户与贩子或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一步被降低了,农户的谈判能力也可能有所提升。结果,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发育的可能性增加了。

   农业产业区是以上有形与无形两种产业组织体系的集成。首先,它是一个多种产业组织的联合,其中既有块状经济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也有龙型经济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其次,它也是一个产业组织的空间体系,是一种区域经济组织。目前我们观察到的农业产业区一般是在县域范围内存在的,这实际上体现了县域经济的合理性。

   农业的专业化和区域化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向,也是国家政策鼓励的方向,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更好带动功能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这个可能性或许还不小。然而,即使这样的推断在未来成为了现实,“带动”也不完满,因为在农业产业区里,更容易被带动的是从事了专业化生产的专业农户,或者说是经营小农,问题是那些继续在自家承包地上从事传统农作物经营,特别是从事粮食经营的承包制小农,如何被带动?如果不是强制性推进土地流转,在广大的粮食产区里,这样的农户将大量存在。在以上设计的种种方案里,这样的承包制小农依然是被遗忘的角色,他们既不能被龙头企业带动,也很难被专业合作社带动,那么他们如何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五、结语:演变中的带动关系

  

   纵向来看,农业领域里的共同富裕道路,在历史上,至少是在政策导向的层面上,经历了这样的演变:排斥市场化的合作化——依附于市场化的合作化——市场化组织与合作化组织并存的体系化。当前,我们正处在依附于市场化的合作化向市场化组织与合作化组织并存的体系化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从演变脉络来看,解决带动问题的未来方案不是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模式,而是发展多种组织形式的共生共荣关系,换句话说,更能履行带动功能的结构,或许是某种农业产业组织“体系”。

   优化带动机制,完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实现市场化条件下更加公平的发展,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是优化上层市场结构,降低其垄断性质的负面外部性;二是实现市场竞争的有序化,使得市场的上下层结构之间能够更加有序地对接;三是推进农业产业的专业化和区域化,发展农业产业区;四是为从事大宗农产品生产的承包制小农设计纵向一体化的组织体系。关于什么样的纵向一体化组织体系能够更好地实现农业发展与保护农民利益的双重目标,笔者以粮食流通体系为例来阐述初步的构想。

   当前,国家在粮食流通领域里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多层级储备粮系统,并建立了最低收购价制度等政策体系。然而,如此的投入并没有带来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我们的粮食流通体系在上层有更多的行政协调,对应的底层却是一盘散沙。具体地说,储备粮系统垄断了政策性收购的权力,但它们距离农民很远,极少直接收购,而是委托县级国有粮库或改制后的县级国有粮库作为代储企业来收购,在周期性确定收储资格和日常发放代储费用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这些企业的控制。曾经的县乡粮站变成了一个个帮助储备库收粮的大贩子,它们转过来用市场和人情的手段控制了来集中卖粮的中小贩子。真正从承包制小农那里收粮食的是小贩子,他们主要靠出卖劳动力获得收入。如此就把收购链条拉长了,管收购的管不了生产,“带动”功能的传动就难以实现。

   要使物资和政策的巨量投入转化为农村基层制度层面上的些许改进,必须让管收购的对生产发生兴趣,包括让储备单位放弃政策性收购权的垄断,实现收储分离,也就是在储备单位与县乡收购单位之间建立真正的公平买卖关系而不是委托收购关系,使这些企业摆脱上层的超经济控制以实现自主。让县乡范围内的国有购销企业摆脱来自上层国有资本的超经济控制,建立某种公平且稳定的交换关系,是让县域国有购销企业愿意“带动”承包制小农的前提。在摆脱了来自上面的控制后,进一步的制度设计可以让管收购的真正地关心生产,甚至在收购企业与生产者之间建立某种合作组织,建立收购企业与生产者的利益共同体。

   【注释】

①艾丰:《论农业产业化》,载《人民日报》1995年12月11日,第1版。 ②庞道沐:《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步伐》,载《湖南政报》1995年第20期。 ③王渭田:《山东省农业产业化战略的提出与实践》,载《中国农村观察》1997年第4期。 ④徐祥临:《农村经济与农业发展》,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⑤陆学艺、王春光:《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⑥张晓山:《联结农户与市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 ⑦蒋亚平:《公司 + 农户——新的生长点》,载《人民日报》1988年8月7日,第2版。 ⑧谭静、姜伟:《科技带动龙头化战略的研究》,载《现代农业科技》2005年第8期。 ⑨吴志雄等:《论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⑩张晓山:《联结农户与市场》,第157页。 {11}周立群、曹利群:《农村经济组织形态的演变与创新》,载《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刘凤芹:《不完全合约与履约障碍》,载《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张晓山:《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载《农村经营管理》2003年第2期。 {12}艾伦·施瓦茨:《法律契约理论与不完全契约》,载拉斯·沃因、汉斯·韦坎德(编):《契约经济学》,李风圣主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刘凤芹:《不完全合约与履约障碍》,载《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14}周立群、曹利群:《商品契约优于要素契约》,载《经济研究》2002年第1期。 {15}郭红东:《浙江省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机制完善与创新研究》,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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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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