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万胜 石梅静:企业“带动”农户的可能与限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7 次 更新时间:2018-01-19 04: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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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万胜   石梅静  
或者“大户带动”这样的提法。从“盘剥”到“服务”,再到“带动”,乡村社会里一个最古老也曾经是最卑微的职业,获得了全新的、高尚的社会评价。

   另一类非合作组织是独立的企业,特别是公司化农场。在郭晓鸣等提出的产业化经营形式路线图中,他们认为在经历了成熟阶段的“龙头企业 + 中介组织 + 农户”之后,到了完善阶段,存在两种均衡的制度形式,一种是合作社一体化组织,另一种是农工商综合体,后者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司化的大农场。当前,各种公司化农场正在蓬勃发展,它们存在的合理性,首先在于它们的制度效率比较高。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更加私有化的企业制度,往往更善于节约交易成本。{19}罗必良通过对比一个国营—集体的联合农场与股份制温氏集团公司的发展史,重申了自己对于产权清晰化的一贯主张。{20}还有人提出,农业要发展,必须支持经营大户,认为他们才是我国农业的未来。{21}何秀荣更是明确地提出要发展公司农场。{22}人们的讨论越来越收敛于问题的核心:如何通过农地制度的改革,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资本化农场的出现,不仅仅是由于民营企业制度的高效率,也确实是源于农地地权制度的逐渐放宽。1994年实行的农业开发,特别是四荒拍卖,向资本主导的规模经营打开了一扇窗。{23}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在发达地区,以集体为单位的规模化经营逐渐发展起来。随着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集体所支配的耕地经营权逐渐向资本让渡。2003年以来,在发达地区出现了所谓“三个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农民用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口号,吹响了政府推动农用地大面积向企业集中的号角。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提出:“鼓励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要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始于2006年的城乡统筹改革实验区,实践并发展了这种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用地增减挂钩的做法,使得耕地大规模向企业集中的做法在中西部推广开来。此后,国家将这种增减挂钩的政策逐渐放宽。2008年以来,诸多地方政府推进了拆并村庄、集中耕地的实践,一时间,让农民上楼,将土地集中起来统一出租给企业成为一股风潮。

   在贩子与农户之间的交换关系中,贩子的行为动机一定是自利的;在公司化农场制度下,企业摆脱了对于农户土地的依赖,变得更为独立。在这两种制度中,与农户风险共担和利益分享机制几乎都不存在,或者说其中的“带动”机制其实已经瓦解,主要依靠贩子与农户交易,或者主要依靠自己的基地来生产的“龙头企业”已经名不副实。从市场化与合作化的关系来理解,龙头企业制度的名不副实,其实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市场化逐渐放弃了合作化的使命。2007年实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表明,国家的政策导向从单向地透过支持龙头企业来间接地支持农民,转向了在支持龙头企业的同时,也直接支持农民自己的组织,那么这个法律的出台,或许标志着在政策导向上或者地方发展实践中,农业产业化与合作化开始在有所联系的条件下分道扬镳。

   但是,农业产业化战略并没有被弱化。事实上,国家对农业产业化的投入越来越大。那么,这种缺少企业与农户利益联接机制的农业产业化又怎么理解呢?具体地说,这种事实上弱化了合作化使命的产业化经营中存在怎样的“带动”机制呢?

   带动机制的主要内涵有两方面:带动的功能和带动的结构。

   就带动功能来说,它不一定需要合作制度才能实现,可以通过自己经营行为的外部性来实现。问题是,为什么政府会因为这种间接的不确定的社会功能来支持企业呢?一个可以类比的经验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乡镇企业也得到了国家的支持,这种支持曾被认为是对它们所代表的集体化道路的肯定。后来,大多数乡镇企业实际上失去了集体色彩,但是仍然得到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或金融的支持,因为这些企业可以实现政府的很多目标。实际上,只要能够创造税收、解决就业,即使是外资企业,国家也会支持。因此,随着意识形态的放宽,国家要支持一个企业,越来越不在意这个企业本身的制度结构。所以,我们思考企业或者贩子对于农民的带动功能,主要是考察这些企业或者贩子经营行为的外部性帮助政府实现了哪些目标。

   无论是贩子还是企业,至少都帮助政府发展了农业,这是企业与贩子首要的外部性。当我们将农业合作化方向与产业化方向作对比时,往往为合作化的弱势地位感到不平,但应该注意的是,在政府的整个目标体系里,农业本身也是一个弱势产业,它们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与其地位是很不相称的。一方面农业不受重视,另一方面它又极其重要,农业行政部门为了实现发展农业的目标,必定是效率当先,不拘一格的。因此,企业与贩子的正常经营行为如果成功了,那么在农业行政部门的眼里,就是他们的贡献,是自己的成绩。

   另一个重要的外部性是,这些贩子或企业客观上还承担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功能。如果说农业产业化经营战略要解决的是农户如何连接到市场上去的问题,或者说是乡土和远方的对接问题,那么,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要解决的就是分散的小农如何联合起来提供公共物品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分与统的结合问题。前者只考虑帮助农户应对市场的风险,后者照顾到了农户面对的自然风险。在公与私的关系上,后者更有公的色彩。在实际运用中,产业化和社会化的含义有一些交叉,它们都涉及到产前、产中和产后的服务。如果不走市场化的道路,产业化的所有功能都可以通过社会化服务体系来完成。所以,在提出农业产业化经营战略之前,1990年提出的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这是一个全面的一揽子方案。反之,如果彻底走农业市场化的道路,产业化却不能替代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全部功能,特别是小型农业基础设施的管与用问题。2004年启动的小水利产权体制改革的不尽人意,就划出了农业市场化的一个限度。

   农业市场化的限度看似存在,却又极其模糊。一方面,很多经济合作组织与基层组织合二为一,它们的功能很全面,不仅可以帮助农户对接市场,也能组织农户提供各类公共物品。在这里,国家、合作和市场是混成一体的。另一方面,一些明显应该由政府部门来做的事情,很多地方也委托企业完成,比如为了防治2010年春季低温带来的病虫害,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但这个工作,在有些地方是交给龙头企业来完成的。因此,在2008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加快建设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时,拿出的是一个折中的方案,在肯定农业产业化方向的基础上,鼓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具体的表述为:

   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企业或者贩子的外部性还包括农民增收。对于政府来说,农民增收也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但是,农业产业化的增收效应本质上是 “涓滴效应”。此理论认为,经济发展不用过多地考虑弱势群体,因为强者的发展会自然带动弱者提高收入。这种涓滴效应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相比国家向企业的资金投入以及乡村向城市的输血而言,企业对于农户的涓滴到底有多大的意义,是有待考量的。

   强调带动功能的意义,并不是说结构形式就不重要。如果过于在意结构设计,完全按照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标准来套中国的实际,那么就会忽视合作机制之外的带动机制。但是,如果根本就不在意结构设计,也是错误的。没有一定的结构,功能也无从实现。在农业改革的过程中,国家允许农业市场化的发展,并没有彻底放弃原有的计划调控的结构体系。实际上,在放活微观结构的同时,国家从宏观上掌控整个农产品市场的能力也在逐渐加强。在粮食市场体系里,尽管是贩子承担了原粮收购的主要任务,但是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粮价波动。在2008年的国际粮价波动中,我国的粮食市场波澜不惊,这背后依托的就是强大的中央储备粮系统对全国性批发市场的掌控,以及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体系。正是因为在宏观上存在一个有机的强大的调控体系,在微观上的企业制度和经营机制的放活才获得了空间。正如在90年代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提出的 “不能敞开,就不能放开”,如果没有能力敞开收购农民的粮食,那么就不能放开粮食价格。反之,只有宏观上确保农民生产的粮食有销路,才能放开粮价的自由涨落,发展粮食产业化经营,甚至推进国有粮食企业产权改革。在这种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之下,多种所有制的粮食企业不再具有囤积居奇、扰乱市场的能力, “两头叫,中间笑”的局面将难以再现,那么它们牟利行为的负面外部性就受到有效遏制,而正面的外部性得到了保留,一种间接的带动,也就成为了可能。

   综上所述,我们考察带动功能是否存在,不必限于龙头企业或贩子与农户之间关系的微观结构,还应放眼于整个农产品市场体系的宏观或者中观结构;我们不仅可以在企业或者合作组织里来思考,还可以从组织之间的关系中来思考,由此提出了一个农业产业组织“体系”的概念。

  

四、农业产业组织“体系”里的带动关系


   这里说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指在无形市场上的产业组织间关系,即交易关系、管理关系或者其他相互影响关系,主要指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二是指在有形市场上的产业组织之间的关系,即农业市场经营或管理主体在空间上的分布关系,主要指城市垄断集团与上游组织或农户的关系。

   就无形市场上的产业组织间关系来说,改革前,我国的农业产业组织主要是指政企不分的国合部门以及集体经济组织,{24}而改革使得这个组织体系高度多元化了,一方面是分化出众多类型的市场经营和管理主体,另一方面这些主体之间又出现了复杂的联合关系。以粮食产业为例,改革使得单一的粮食部门分离出了粮食行政部门、储备粮系统、地方国有购销企业、非国有购销企业和各层次的贩子。在这个组织体系里,各种经营主体分为从事政策性业务的主体和从事经营性业务的主体。政策性业务主体主要是从事粮食储备业务,包括中央储备、省级储备、市县储备,还有民营储备单位。在经营性业务主体中,有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民营企业或贩子。在所有企业里,有龙头企业与非龙头企业之别,且龙头企业又有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的差别。在所有的贩子里,是否与权力部门有“关系”也有差别。这些主体之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市场供销网络,而且其中还存在很多合作组织,以及更高层次的协会组织。

   吴志雄提出了一个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的概念,并探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优化的问题。他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应该是多种组织并存的一个体系,这个体系至少包括“社”(农产品合作组织)、“龙”(农产品加工企业)、“网”(农产品流通企业及其网络)和“会”(农产品行业协会)。{25}他指出,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把所有农民都组织起来,而是“组织农民”、“个体农民”和“打工农民”并存。多种组织形式的存在为这些不同类型的农民提供了选择,而且,不同组织之间的合理搭配,也有助于实现先富带动后富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特别强调要扶持行业而不是企业,目前,政府直接对企业进行扶持,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里面必然存在大量的寻租现象。应该在企业和政府之间划一条河,然后再修一座桥,这个桥就是行业协会,让协会自己决定到底应该支持哪些企业,减少造假,如此才能使得那些“真龙”得到更多的扶持,如此既能体现政府的职能,也能降低政府扶持的负面效果。{26}

而有形市场上的产业组织关系也很重要。我国当前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是在改革过程中,从高度一体化的计划经济体系里蜕变出来的。在计划经济体系里,农业产业相关的市场经营与市场管理的组织体系在空间上是I型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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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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