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万胜 石梅静:企业“带动”农户的可能与限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7 次 更新时间:2018-01-19 04: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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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万胜   石梅静  
这个双重内涵,在200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得到清晰概括:“扶持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

   所以,龙头企业制度也被视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合作制。吴志雄等人也认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就是发展合作经济:

   ICA(国际合作社联盟——笔者注)强调,合作社的原则是劳动控制资本,发展合作社的目的是弱势群体联合起来打破大资本垄断。用这个理念指导我国农产品合作组织的发展是不行的。第一,我国许多农产品合作组织,其骨干或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农村先富起来的人们,因此,与其用弱势群体联合的理念去分析,不如用先富带动后富的理论和政策去解释,才能更准确、更全面。第二,许多农产品合作组织由专业大户持大股,其个人资产有些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元,这些合作组织办得不错,很受群众欢迎,显然,他们并没有体现劳动控制资本的ICA政治理念,而是实践了先富帮未富的政策原则,是劳动者资本为主的联合。第三,不少农产品合作组织依托大公司发展起来,并和大公司实现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关系,显然没有体现弱势群体联合起来对抗大资本的意图,而是弱势群体和大公司结合,实现了互利共赢。⑨

   与政策和理论话语相比,农村发展实践中的“带动”是一个更加含糊和更加灵活的说法,在政策和理论探讨中被作为底线的“利益共享”甚至都不是必须坚守的。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其实是无限责任的,社会成员只要是从事了“正当职业”,都在客观上“帮助”政府履行了某种责任。如果这种“帮助”直接体现为农民处境的某种改良,那就存在一种对农民的“带动”。比如,如果某个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某种产品,被当地农民模仿性地生产,尽管企业和农民之间没有什么利益共享机制,甚至有竞争关系,但也会被看成是一种带动。或者这个企业在经营中进行了农技推广工作,那么也算是一种带动。更为广义的“带动”,甚至包括农业经营主体承担的各种非经济性社会责任。

   我们可以这么来理解,在农村发展实践中的“带动”与农业产业化政策文本中所指的“带动”相比具有更宽泛的内涵,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一种企业与农户之间契约关系的“带动”问题,这要求企业与农户之间建立明确的或紧或松的契约关系,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里,这可以看成是一个企业制度的选择问题;另一方面是作为企业经营行为的外部性的“带动”功能,企业与其所带动的那些组织或事物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共荣的关联,但不存在明确的契约关系。之所以这两种关系都可以被看成是某种带动,特别是企业必然具有的外部性也会被地方干部看作一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带动”,根源是这种外部性帮助政府实现了某些目标。

   我们进一步认为,带动关系不仅仅体现为企业内部制度和企业行为的外部性,还体现在农业经营与管理组织“体系”内部的关系中。

  

二、作为一种企业制度的带动关系

  

   “龙头企业 + 农户”的结合方式,按其制度安排的不同,大体上有4种类型:第一种是非契约化的市场交易关系,第二种是“互惠契约”关系,第三种是“出资参股”关系,第四种是“租地—雇工经营”关系或者“土地返租倒包”的关系。根据张晓山等人的理解,其中非契约化的市场交易关系,由于并没有建立一种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所以不能算是龙头企业 + 农户,只是一种普通的市场制度;而“租地—雇工经营”关系或者“土地返租倒包”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将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高度内部化的企业内部经营制度,其中农户是作为股东或者雇工出现的,不具有独立经营的能力,所以,这种企业制度也不是龙头企业 + 农户。⑩互惠契约应该是最标准的龙头企业 + 农户关系,至于农户在企业中出资参股,如果同时保持了和企业的契约化的交易关系,那么,这种合作制度也可以被看成是龙头企业 + 农户关系的高级形态。

   在农业市场化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成功的龙头企业 + 农户的典型,比如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正大集团、广东的温氏集团、雀巢公司等,但是更为常见的是企业或农户的违约行为。农业产业化概念的提出,就是对于这一现状的批判,认为如果真正建立了双方的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机制,那么就可以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同时实现企业与农户的互利共赢。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具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企业和农户之间利益的不一致,在市场风险增加时会被放大,此时,最常见的策略依然是分散突围,各求自保。

   学者对于这种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契约的不稳定性做了深入的分析,他们所列举的契约不稳定和约束力弱的原因,包括契约双方实力的不对等、农产品市场的波动性、行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等。{11}刘凤芹引用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观点认为,合约不完全的成因有:第一,语言本身的限制;第二,疏忽:从而合约是不完全的;第三,解决合约纠纷的高成本;第四,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弱的或强的不可缔约性;第五,喜欢合作的倾向:指异质性商品或关系性合约。由于合约是不完全的,就暗含了合约纠纷或违约契机。可以将前3种原因引发的不完全合约称为“通常意义上的”不完全合约。如果假定存在一个公正的法律体系,能便利私人订约,并运用通用的政治原则,那么法庭可以完善这类不完全合约,或可以通过再协商及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完善此类合约。{12}后两种原因引发的不完全合约,可以称为“注定不完全合约”。对于这样的合约,法庭无法得到充分的信息来做出判断,经济理论和法理对其均没有更好的制度安排或解决方案。刘凤芹认为,信息不完全和专用性投资是产生注定不完全合约的根本条件。当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太高所产生的信息不完全和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时,当合约方互有专用性投资而引起敲竹杠和租金消散现象时,一个注定不完全合约就产生了。刘凤芹引述以上有关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观点,是为了说明农业经营中的短期契约的不稳定性的根源,实际上,这也同样适用于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看似长期的合约。由于对于企业或小农的法律制裁都很困难,所以长期合约的稳定性也很差,结果,长期契约在履约时遇到的情境往往和短期契约的差别不明显。{13}

   因此,很多人认为应该在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引入一个合作社组织,以降低企业与农户之间高昂的交易成本。周立群和曹利群根据山东莱阳的经验发现,在农业产业化之初,农村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是合作社和“龙头企业 + 农户”。为了克服这些组织的缺陷,有必要引入组织中介,形成新的组织形式——“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或“龙头企业  + 大户 + 农户”。这种组织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有制度缺陷,从而在实践中日益发展成为农业产业化的主要组织形态。{14}郭红东根据浙江的经验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15}蒋永穆和王学林认为伴随着农业产业的发展,产业化经营形式有一个升级的过程,而“龙头企业 + 合作组织 + 农户”的组织结构应是农业产业化发展成熟时期的产物。{16}他们进一步完善了这个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的演变谱系图,并认为在农业产业化的成熟阶段,将是以中介组织联动型的组织结构为主导的。

   相较于单个农户,合作社的谈判能力比较强,有利于形成组织内部的力量均衡,维持契约关系的稳定。但要保持这个均衡是很困难的,恰亚诺夫分析了这种均衡出现的条件,他说:

   农业纵向一体化过程中合作成分的兴起于发展只是在一体化过程中某些特定阶段才是可能的,其前提条件是地方资本力量的相对软弱。这里我们特别强调“相对”一词,因为这种相对软弱既可能是由于地方企业资本家自身的绝对软弱,也可能一方面是由于农民农场本身的经济力量雄厚(例如丹麦),另一方面还可能是由于国家支持合作成分,另外还可能是巨大输出资本或工业资本需要未掺假的原料。{17}

   可见,在纵向一体化的链条上,资本愿意与农户合作的原因是他们自己比较软弱,这个条件在小农经济条件下至少不是稳定的。有时候,我们还能看到所谓合作社其实并不是用来和资本抗衡的,而是企业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可见无论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地主“加”佃农,还是产品经济条件下的人民公社“加”社员,都曾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加”农户也会十分困难。所以,很多企业支持为自己提供原料的农户组成合作社,目的是为了动员更多的资源和力量确保契约关系的实现,是把一种关系变成多种关系。这更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捆绑,而不是自下而上的联合。

   农业产业化发生在农产品产业链上,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出现是这种产业链内部整合过程中的现象。在这个产业链上,不仅仅农户是弱势的,即便是根源于农业企业的老板们也可能是弱势的。现在的一个事实是,主导这个产业链整合的力量越来越从农业资本转向了城市工商资本,所以很多人主张从城市供应链的角度来理解合作社的发展。{18}在这个极不平等的纵向博弈关系中,即便是坚定主张合作化道路的学者也开始质疑,合作社是否真的能够成为一种弱者的联合?在目前的合作社研究中,很多研究推崇一种类似于美国的所谓“新一代合作社”的公司化导向的合作社,这其实是认为合作社应该成为农民中的强者的联合。张晓山的观点比较温和,他主张合作社应该成为专业户的联合,类似于一种中农的联合。如此看来,市场竞争激烈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不仅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的承诺难以实现,就是合作社也可能远离农户中的弱者。

  

三、作为企业行为外部性的带动关系


   由于“龙头企业 + 农户”和“龙头企业 + 合作组织 + 农户”都很难稳定下去,企业转而依靠经纪人来连接农户。在土地产权制度事实上有所放宽之后,很多企业进而发展所谓“基地 + 农户”,即发展资本化的农场,从而降低对于农户的依靠。总的来说,合作制度陷入与市场制度或科层制度的激烈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在合作制度中,自然会产生带动关系。但在地方经济发展实践中,地方和基层部门往往认为那些非合作组织或个体的经营行为也具有带动性。这种带动性不是这些组织或者个体的组织制度本身的属性,而是它们的经营行为的外部性。外部性又可称为溢出效应、外部影响或外差效应,指的是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对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强加了成本或赋予利益的情况。作为外部性的带动,指的是这些非合作组织或个体的经营行为对农户赋予了额外的利益。

在农产品市场上,和农民打交道最多的经营主体是贩子,他们才是最重要的农业市场经营主体,这是一个生活常识,但他们却不被看成是最主要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因为农业产业化政策和理论青睐那些组织化程度更高的主体。“贩子”是一个口语,在政策话语里,他们被称为经纪人或者大户。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里,农村的贩子曾经被看成是对农民进行残酷盘剥的人,属于自发资本主义势力,在计划经济时期受到严厉打压。改革初期,他们发展很快,但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他们的经营行为还有些遮遮掩掩,如同私营企业要给自己戴上一个红帽子一样,他们常用另一个含糊的词来包装自己的牟利本质——服务。随着农业市场化的深入,他们的地位不断得到认可和提升,他们先后被说成是专业户,是经济能人,是农村致富带头人,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多个轮子之一,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实现形式,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等等。在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话语脉络里,农村贩子的形象越来越正面。南巡讲话后,“带动”取代了“服务”,使得他们的经营牟利行为获得了正面的道德内涵。现在,在不太正式的宣传中,我们常常能看到“经纪人带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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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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