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 顾昕:新社群主义社会思想与公共政策分析

——阿米泰·埃兹奥尼(Amitai Etzioni)的睿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9 次 更新时间:2018-01-19 03: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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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   顾昕 (进入专栏)  

   新型社群的建设,是良好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石,但是单靠好的社群还不足以维系一个好的社会。一个好的社会必须通过政府和市场的运行来维护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民生,并达成良好的治理。政府既不永远是问题也不永远是答案,而市场也并非永远为民众带来好东西或总是罪恶的渊薮。[40]

   由此可见,埃兹奥尼的新社群主义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位于正中的位置。新社群主义并不像左翼思潮那样一味地贬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一味地弘扬行政机制(政府)的矫正作用,也不像右翼思潮那样讲狭义的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神圣化。在核心内容上,对于社群的作用,埃兹奥尼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保守主义有着旨趣各异的看法。

   就市场而言,埃兹奥尼反对新古典主义,主张超越效用主义的偏好观,将社会性偏好(social preferences)和道德性行为(moral behaviors)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而建立一种义务论而非效用论的社会科学;主张超越工具理性,将价值观和情感因素纳入分析;主张超越方法论个人主义,将社群作用和集体理性纳入分析。[41]

   对于国家,埃兹奥尼一方面反对自由至上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的最小国家或国家收缩论,另一方面也反对形形色色的国家主义,而是支持福利国家转型论,即国家在激活社群上扮演积极的角色。[42]

   埃兹奥尼的理论研究成果有着巨大的影响,自不待言,但也存在着一些缺陷。首先,埃兹奥尼对社群性质的界定模糊[43],对公民社会所基于的共享价值观、社会规范、道德承诺等也没有很好地界定[44],并且在写作风格上,常常在诸多论题之间常“以闪电般”的速度转变,论述太过跳跃性[45],从而使他的新社群主义经典之作无法在哲学界立足。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新社群主义阵营中尚缺乏一个能与罗尔斯、诺齐克、桑德尔、沃尔泽、哈贝马斯等人相媲美的顶尖哲学家。

   其次,在方法论上,埃兹奥尼是社会学中结构功能主义的传人,但其对于社群作用以及政府、市场、社群合作伙伴的论述,秉持功能主义的思路,仅仅强调其各自职能的整合,并不具有分析上的尖锐性和震撼力。[46]

   最令人遗憾之处,埃兹奥尼的理论研究未能吸收经济学前沿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从而损害了自己的学术冲击力。具体而言,尽管埃兹奥尼的社会经济学吸收了心理学家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早期研究成果,但对于两位心理学家以及一大批经济学家所大力发展的行为经济学,未能充分吸收其养素,致使社会经济学停滞不前。

   同时,埃兹奥尼对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所代表的布鲁明顿学派在社群治理的组织和制度以及多中心治理上的研究成果,未加关注。这两点学术忽视,在卡尼曼和奥斯特罗姆分别与2002年和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依然没有改变。

  

四、新社群主义公共政策研究


   新社群主义区别于旧社群主义的一大特征便是将社群主义从哲学的思辨引入到了公共政策领域的分析之中,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智库的活动之中:一是社群主义网络;二是社群主义政策研究院。这两个智库都是无党派的非营利组织,通过政策研究、组织对话、发表共同立场文件、举行论坛等方式,为立法机关和社群组织就广泛的社会福利、公共道德和社会问题提供咨询意见,致力于为广泛的社会问题寻求新社群主义的解决方案。

   社群主义网络由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哥伦比亚人文与科学学院负责运营,而社群主义政策研究院则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直属的独立研究机构。社群主义网络具有平台性质,其中上传了很多文章、书评、访谈和报道。相对来说,社群主义政策研究院的学术色彩浓厚,其上传的可下载文本大多为学术论文和深度评论,且大多数为埃兹奥尼本人的作品。

   就美国对内政策,新社群主义智库主要关注如下几个领域:

   第一,社会福利资格(entitlements)。鉴于新社群主义的思想基石之一在于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因此其对民众理应获得什么社会福利资格的关注也就顺理成章了。[47]埃兹奥尼所赞赏的美国社会政策专家尼尔·吉尔伯特(Neil Gilbert)提出了福利国家从行政化转型为能促型国家的主张,[48]将原本被视为民众的社会权利转型为社会福利资格,而政府的职能,一方面是对民众与社群多元化的福利需求做出适当的回应以明确福利获取的资格,另一方面大力促进民办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建设,让后者承担起福利提供的职责。[49]

   第二,家庭重建。发展“社群主义家庭”一直是埃兹奥尼的重要主张之一。[50]新社群主义智库认为家庭必须要承担起道德责任,不仅要为孩子提供物质必需品,还应培养孩子的道德品格,而那些专业化的幼儿园在道德教育上的作用实有很多局限。[51]

   第三,学校与教育。新社群主义组织强烈要求从小学到大学各级教育机构能够认识并认真承担提供道德教育的大任,从而传播并滋养美国社会共享的价值观,例如所有人的尊严都应该得到尊重、容忍是美德而歧视是可恶的、和平解决冲突优于暴力等等。埃兹奥尼认为,自律和同情是公民道德教育的两个核心价值。家长、教师和行政人员很容易在旨在培养这些关键特征的课程和学校文化达成共识,难的是不放弃他们作为道德教育者的关键作用。[52]

   第四,刑事司法。自1960年代以来,社区警务(community policing)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兴起,成为重要的城市警务理念和实践,并已广泛传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以新社群主义为导向的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基于“社群正义”(community justice)的理念,强调社区作为在个人和政府之间的中间地带可以在公共秩序的维护上成为强大的“第三力量”。[53]依照埃兹奥尼的主张,要实现社会的善治,亟待发展基于社群的非正式社会控制,而不是一味地强化政府控制以及民众对权威的恐惧。[54]

   第五,族群多样性与和解。全球化在加强全球联系的同时,也加剧了种族、宗教和文化冲突,促使种族主义和分裂主义崛起。人类的一大挑战就是应对种族、宗教和文化差异所诱发的冲突。埃兹奥尼认为,对我们想要的社会来说,最好的比喻既不是一个美国保守主义者所赞赏的“熔炉”,也不是一道如多元文化主义者所弘扬的“彩虹”,而是一个体现了统一之中有多元(pluralism within unity)的“马赛克”。[55]很显然,正是出于对其少年时光卷入的阿以冲突与战争的深切反思,埃兹奥尼领衔的新社群主义组织,积极探寻不同种族、民族和宗教团体之间的和解之道。

   第六,公民社会。自19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被重新发现。社群主义组织提倡,社会的质量不仅取决于宪法和法律的性质,还取决于公民社会的生命力。[56]政府需要学习和尝试创造性地利用公民社会的结构,在提供卫生、教育等社会服务方面与公民社会建立伙伴关系。[57]公民社会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在于社会服务的提供,其中各种宗教性的信仰型组织(faith-based organizations)在美国日益成为社会服务或公共服务的民间提供者,在小布什当政时期受到政府的强力支持,被视为复兴美国公民社会的不二之举。[58]社群主义网络将这类组织视为社群组织的一部分,认可其为民众提供的广泛的、多样化、个性化的社会服务,并赞同政府支持这类组织的能力建设。[59]但新社群主义者同时强调,政府对信仰型组织的扶助必须合宪,即必须排除那些将信仰皈依作为享受服务之先决条件的组织排除在政府支持之外。新社群主义者主张宗教性和世俗性社群组织应该在公平竞争的制度和社会环境中得到发展。[60]

   第七,公共安全。在911事件之后,美国为了抗击恐怖主义加强了国内公共安全的维护,众多安保新举措的推出与申张个人权利保障的诉求形成了激烈的冲突。针对个人权利申张公共安全维护之间的紧张,埃兹奥尼2003年出版一部与他人合编的论文集,2004年出版了一部专著,从新社群主义的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一方面把美国爱国主义方案对公民自由所施加的一些限制视为维护公共安全的不可避免的代价,视之为权利与义务多元社群共享价值观改变的客观情况下所产生的必要的平衡,另一方面反对美国通过反恐战争在其他国家实施自上而下的“国家建设”,视之为缺乏共享价值观基础、忽视当地社群发展的新国家主义或新帝国主义莽行,而此等忽视社群主义的国家行动反过来有损于美国的“国土安全”。[61]

   此外,埃兹奥尼本人及其新社群主义同道,还就美国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议题,诸如枪支控制、竞选筹款、选举冷漠、公共卫生与福祉、市场与企业的道德性等等,发表了大量论著,并激起了广泛的回应。

   毫无疑问,埃兹奥尼及其新社群主义智库不仅关注美国国内的公共政策,也关注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安全等议题。2004年,埃兹奥尼出版了新社群主义国际关系的巨作《从帝国到社群》,标志着国际关系领域中新社群主义学派的异军突起。这部巨作一方面反对将美国对外政策解释为构建自由主义列维坦型国际秩序的主流主张,也反对强行推广美国价值观的自由帝国主义对外政策,另一方面将尊重世界各国诸多社群的多元发展与构建基于普世价值观的超国家社群融为一体的新社群主义式努力,视为对外政策的理念基石。[62]

   在埃兹奥尼看来,在国际关系领域,主流的思维是将本国利益放在第一位,而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在美国社会有走向极端之势,在日趋多极化的国际形势中,这种思维只能引致更多的国际政治经济冲突,也并不能为美国带来更多的利益。只有将传统现实主义的关注点放在利益与价值诉求的对话之中,更有可能导致一个可持续的国际社会。

   埃兹奥尼认为,从小的方面而言,对外政策的要旨应将复杂的政策目标分解成小而独立的步骤,渐进而为,这是促进国际体系持续变化的更好办法。[63]从大的方面而言,对外政策的目标在于致力于建设超国家社群(super-national communities)。[64]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对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控制、大规模移民的管控、金融危机、跨越国界的物品与人口走私、电脑病毒的全球传播、跨国资本对管制和税收的规避等问题,民族国家政府的治理越来越有所限制,超国家社群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势在必行。[65]

   作为犹太人和阿以战争的亲历者,埃兹奥尼及其智库对于中东事务予以强烈关注,并发表大量,开展大量活动,自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埃兹奥尼本人对于中国事务也非常关注,并从新社群主义视野,建构出与完全不同于美国主流的对华政策主张。这些主张实际上与中国外交政策的主流主张极为贴近,但更具有理论功底,更具有国际视野,对美国社会和国际社会更具有影响力。

   就涉及中国的诸多政治经济热点问题,埃兹奥尼在国际性国际事务期刊发表了多篇论文加以分析,并由其智库网站进行转载。其中,一篇文章在韩国的国际性学刊上发表,指出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行动并不符合国际法的“侵略”定义,这不仅直斥美国、西方和日韩主流新闻媒体描述之非,而且振聋发聩地明确中国在周边海域(东海与南海)的行为并不具有进攻性[66]。

另一篇文章则指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设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秩序的构建中已经成为了“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从而成为超国家社群的积极成员之一,而美国就亚投行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企图阻碍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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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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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顾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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