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佳玉: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国际法战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 次 更新时间:2018-01-16 21:31:43

进入专题: 北极事务   国际法战略  

白佳玉  

   【摘要】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实现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权益,建立在“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义利观基础上。国际法以其规范性和合作性特点确保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义利观的实现,为中国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国际法新原则提供机遇。中国以北极利益攸关国身份,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衡量标准,顺势促进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规则遵守,引势带动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规则构建,加强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规则的国内法保障。积极参与北极事务相关国际体制建设和机制创新,在双边层面,可开展与北极国家的合作以求共赢;在多边层面,将中国北极利益嵌于全人类共同利益之内,形成关注北极事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分阶段有序实现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的北极方略。

   【关键词】 北极事务;国际法;全人类共同利益;战略

  

   【全文】

   北极的命运与全人类命运休戚相关,为北极谋即为世界谋。严寒的北极引起人类的重大关注始于全球气候变化和北冰洋冰融。由此带来的海平面上升等全球公害问题促使利益攸关国选择集体应对。海冰消融也同时给人类探索和开发北极提供机遇,人类活动的增加为脆弱北极环境带来挑战,跨境污染防治与生态安全保护要求北极域内外国家通力合作。中国在地理位置上属位于“近北极大国”,因“近”而深受北极变化之影响,因“大”而应担负更大的使命。从被动受影响到主动有担当,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渐进发展需要依靠国际社会所尊崇的公器——国际法来实现。那么,国际法能否上升为战略手段使得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不受事变左右?是否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提供切实有力的战略环境?可否通过长远谋划、协调实施促进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正向发展?逐层递进的问题解读将最终呈现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之国际法战略全貌。[1]

  

一、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义利观指导下的国际法战略价值

  

   北极因气候之变引发自然环境的改变,这些变化波及的范围超出北极地区的空间范畴,对靠近北极各国、乃至全球的气候与环境带来威胁;甚至超出当下时间范畴,对当代人和后代人享有的环境福祉构成破坏。有效应对北极之变关乎全人类整体利益,也成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党的十九大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要求扩大各国的利益交汇点,秉持正确义利观,即“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其内涵也阐明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义利观应有之意。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建立在以义为利的义利观基础上,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实现国家合法利益。这些共同的、整体的利益或者源于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需求,或者通过国家间的互动共同构建。全球性和跨区域性利益的实现需要规范化的制度工具,国际法在保障其实施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国际法不是某个国家意志的产物,而是多个国家意志协调的成果。尽管国际法自诞生以来,走过殖民体系代言者、强权政治维护者的弯路,二战后的国际法体系在各国共同努力下得以嬗变。以联合国为主要国际体制平台的当代国际法已将国家主权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并重,并将服务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目标渗透到动态发展的国际法治中。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怀和与之相统一的国家利益维护,使得国际法成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最佳战略选择。国际法治对国际合作的强调也与北极事务之合作需求相吻合。中国可通过参与北极事务的国际法治提升中国在全球性事务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影响力。

   首先,国际法对外能够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构建公平和公正的国际秩序。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国际法为平等主权的国家间确立并发展原则、规则和制度,为维护国家间的稳定关系并平衡动态变化的利益诉求提供依据。中国在可预见的国际法律秩序中参与北极事务,在国际法允许的范畴内实现利益诉求并解决相关冲突。同时,变化中的北极客观环境也对北极秩序提出新的要求,惟有国际法能够在谋取各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构建符合客观规律的新秩序,不断接近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理想模式。

   其次,国际法对内能够有效确保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义利并举、以义为先”之正确义利观的实践。“法者,天下之准绳也”,惟国际法可在调和国家间关系中适用统一的标准、凸显追求共同利益的国家理性。国际法的适用能有效摒除北极事务开展中双重标准问题,切实保证中国在尊重北极国家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前提下参与北极事务,也确保中国的合法权益获得尊重和认同。国际法的权利义务内容可将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义利观念制度化。

   再次,参与北极事务的合作属性需要以促进合作为根本目标的国际法治工具。合作一方面可以促成北极治理参与主体之间形成统一的国家观念,发现彼此存在的共同利益,推动碎片化北极国际法律规则的体系化。另一方面能够有效解决北极治理中共同利益困境问题,促使北极各治理主体在国家行为选择上做出妥协和让步,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1}。联合国于2012年9月24日通过的《国家级和国际级法治宣言》明确合作是联合国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人权、发展三大主旨目标的主要路径,肯定了国际法治是促成国际合作的根本措施。[2]据此逻辑推论,合作系维护北极环境安全、保护原住民权益和促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手段,国际法治则能够推动北极合作的实现。

   最后,中国在北极事务参与中提炼的新理念可最终发展为国际法新原则。中国倡导正确义利观参与北极事务,强调将全人类共同利益确定为参与北极事务的根本出发点,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该理念满足北极地缘格局下的各方需求,同时能够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在卓有成效地带动北极事务良性发展并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后,该理念可成为国际法新原则,从而培养中国在国际法治中的影响力和领袖力。

  

二、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国际法战略环境


   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有其主观和客观制约因素。主观制约因素反映为上文论证的义利观,客观制约因素则表现为实在国际法战略环境。北极的自然地理状况不同于南极。南极为海洋包括陆地,且该陆地因1959年《南极条约》而冻结各国领土主张,难以根据现代海洋法通过明确主权国家的陆地管辖权来确定管辖海域,南极治理主要依靠“自成一类”(sui generis)的南极条约体系。北极为陆地包括海洋,北极国家认同海洋法为解决北极问题的主要法律依据,其他领域的问题由现有国际法律规则所调整,使得北极治理的国际法依据形式多样,涵盖了以全球或区域为核心的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一般国际法原则以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软法等国际规则。

   (一)基于全球性条约的北极事务参与

   中国作为《斯瓦尔巴德条约》(简称《斯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他航运与环境领域的全球性国际条约缔约国,既享有参与北极事务的权利,又负有保护北极的义务和责任,可积极参与北极事务以推动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斯约》生效于1925年,旨在平衡挪威对斯瓦尔巴德群岛为主的岛屿主权利益和其他缔约国平等地享有该条约调整范围内的岛屿及其领水进行捕鱼、狩猎,从事海洋、工业、矿业或商业活动,科学调查的权益。《斯约》的缔约国身份使得中国在承认挪威岛屿主权的同时获得在岛屿及其领海范围内进行资源开发、科学调查和往返岛屿的权益。中国首个北极科考站“黄河站”便根据《斯约》的授权建于斯瓦尔巴德群岛的新奥勒松。有海洋宪章之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全面系统地规定了现代国际海洋法制度{2},被视为规范北冰洋内活动的主要全球性国际法律规则。中国于2013年5月获得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地位,确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海洋法规则适用于北冰洋既是中国参与北极治理的前提条件,更是综合实现中国北极利益的有利依据。

   航运领域的全球性国际条约为中国参与北极航运事务提供法律依据。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认可的“主管国际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的确保船舶航运安全和环境安全的条约法规则及具有软法性质的国际组织决议构成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指向的“一般接受的国际规则或标准”,该类规则和标准也当然适用于北极航运活动。然惟此不足以应对北极航行中的特殊风险,如自然环境恶劣、航道冰雪覆盖、基础设施匮乏、通讯活动受阻等。[3]强制性极地规则通过《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和《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的修订而生效,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拟扩大北极航道利用的船旗国提供了最具针对性的国际法依据。并且,北极航道沿岸国有必要通过国内立法,将广泛考虑了各方利益的强制性极地规则的内容体现到航道管控的法律规制中{3}。

   环境领域的全球性国际条约为中国参与北极环境治理提供法律依据。与北极环境治理密切相关的全球性多边条约涵盖了人类共同关注事项——气候变化应对和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海洋环境保护的全球性多边条约更多体现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防治船源污染的国际海事公约中。

   (二)基于区域性条约与非正式协定的北极事务参与

   全球性国际条约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基本法律框架,但是北极问题的解决亦有赖于区域性条约或者一些非正式协定。中国作为北极域外国家,不属于这些区域性规则的缔结者,但目前北极区域性条约或非正式协定却存在有关北极利益攸关国权利的规定,使得中国在其参与的全球性条约之外还可能享有北极区域性条约或非正式协定赋予的权利。这些权利既为中国参与北极事务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又需要中国行使权利时履行应注意的义务。

   北极区域性条约数量有限,近年来主要通过了《北极海洋油污预防与应对合作协议》、《北极海空搜救合作协定》和《加强北极科学合作国际协定》。虽然北极区域性条约的“区域化”属性限制了域外国家在协定缔结过程中的参与,但其并不排斥其他国家为实现协定主旨的协作。例如,上述区域性协定均赋予了非缔约方(北极域外国家)一定的权利,具有创设第三国权利的意思表示。如区域性条约缔约方(北极国家)有获取非缔约方协助的需求,非缔约方(包括中国)不对此做出相反的意思表示,即意味着非缔约方同意享有此权利。

   除条约硬法约束外,北极理事会和北极周边国家达成了诸多区域性非正式协定等软法,涉及环境保护、渔业开发等方面。中国以北极理事会观察员身份,在北极环境治理层面大有可为。渔业资源开发方面,北冰洋沿岸五国制定的《关于防止北冰洋核心区不规范公海捕鱼的宣言》未将其他渔业利益攸关国考虑其中,吸收更多利益攸关国的谈判仍在进行中,不排除日后达成有约束力协定的可能。

   (三)基于习惯国际法的北极事务参与

   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参与北极事务的法律依据除条约法的明确授权之外,还包括《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确定的习惯国际法。

   “海洋自由”是格老秀斯时期即确定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包含公海科考、航行与渔业自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吸纳了“海洋自由”理论,并将其具体化为公海自由。在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之间,“海洋自由”仍发挥着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功能,赋予各方和平用海的自由权利。依据公海科考自由,中国具有参与北冰洋科学研究的相关权利。一方面,中国在北冰洋的公海海域科考无需任何国家同意。另一方面,可以对包括公海海域范围内水体、海床和底土在内对象进行考察和研究。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北极事务   国际法战略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国际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7904.html
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