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历史三调”:甲午战争百年研究简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8 次 更新时间:2018-01-16 19: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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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进入专栏)  

   1894年的甲午战争,距今已过123年。理论上说,人们应该对这段历史渐渐淡忘,研究者也会渐渐将这段历史作为纯粹的学术题目进行研究,不再掺杂那么多的感情因素。然而,由于中国政治、历史的特殊性,这场战争似乎并未远去。回望过去一百二十年来的甲午战争研究,前一百年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最好的总结应该是甲午战争史研究泰斗戚其章先生的《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这是《历史研究》杂志社2000年组织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专题之一。此外,许华先生对甲午战争史的学术史也有系统梳理,其主要成果见于陈高华、张彤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本文的描述,在范围、细节上不可能超过戚先生、许先生,因而本文不拟像他们两位那样进行学术史的细致描述,而是通过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甲午战争学术成果的总体把握,归纳出一点想法,以供方家指教。我的大致看法,可以借用美国中国历史学教授柯文先生对义和团战争“历史三调”的归纳,以政治、历史及启示三个层面或视角,概述过去一百多年的甲午战争史研究。


作为政治的甲午研究

  

   对于中国来说,甲午战争打成那个样子,一败涂地,丧权辱国,主要的不是中国军事上不如人,而是中国人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无谓的政治纷争。政治分歧、派系斗争,是中国失败的根源,也是一百多年甲午战争研究始终无法走出的历史怪圈。

   就理论而言,那时的中国,是一元帝制时代,皇帝拥有至上权力,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虽说略有夸张,但君权至上、君权神圣,君宪改革后的日本望尘莫及,自愧弗如,而中国自身也往往以效率、统一自诩。正像驻日公使汪凤藻当年所观察的那样,日本政府受制于宪政后的议会、舆论、民意,甚至还受到军方、君主的牵制。然而,如果仔细研究甲午战争之后,人们不禁要问:分权的日本从表面上看没有中国式的动员能力、速度,但为什么一个没有悬念的胜局,却以失败而告终,而且失败的那样惨不忍睹,令人窝心。

   其实,道理非常简单。一个表面上统一、和谐的中国,受制于各种复杂的矛盾,在几乎所有可关联的地方,只有冲突,没有和谐,更不要说一致:两宫之间,在战与和上不一致;在最重要的大臣之间,李鸿章与翁同龢,李鸿章与张之洞,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被分属于各自的阵营,没有可以共同遵守的底线,没有为之一致奋斗的理由,有的则是借机落井下石,乘人之危;在朝野,文廷式、康有为、梁启超,特别是原本对清廷、李鸿章寄予极大希望的孙中山,在关键时刻,转身反水,趁势抄了清廷的后路,这不仅为此后中国政治发展埋下了伏笔,也是一百多年来甲午战争研究许多分歧无法消弭的根本原因。

   站在孙中山革命党人的立场上看,这场战争一无是处,清廷腐败,李鸿章腐败,北洋海军腐败,中国还处在满洲人的殖民统治之中,因而孙中山对这场战争不是旁观,而且顺势、顺手,准备趁着日本军队的进攻,顺势发动反对满洲人殖民统治的民族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按照孙中山、革命党人给出的叙事原则,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一百多年中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不是将这场战争视为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看作“清日战争”,看作“新异族”日本驱逐“旧异族”满洲人的斗争。从这个视角去研究甲午,可以看到清廷、清政府、清军几乎所有举措无不错,毫无可取之处。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要推翻的清廷,在最后时刻确实没有经得起考验,满洲统治集团退出中国政治舞台,成为彻底的失语者。历史是后来者写的,也是胜利者写的。更须注意的一点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不是传统中国一般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赋予“革命”的意义,因而孙中山所反对的清廷,并没有随着民国的建立,随着国民党执政而“去妖魔化”,相反,由于此后历史的复杂性,国共两党在孙中山之后争正统,不仅国民党的近代历史叙事将1894年甲午战争作为中国革命的起点,将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视为清廷腐败的证据;即便将国民党从大陆驱逐出去的中共,其近代中国历史叙事,也没有另起炉灶,重新建构,而是以孙中山为先驱,继续视清廷反动腐朽,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为历史必然,为中国革命的开始。

   与孙中山的情形相类似,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由于后来与清廷闹得极端不愉快,因而康梁留给后世的甲午叙事虽然精彩、精致,但仔细思索,康梁对甲午的认知,与历史本身可能还有很大距离,具有不易克服的偏见。

   康有为对翁同龢有知遇之恩,因而在康有为的叙事中,翁同龢战前主战,战后主张赔款不割地,这些原本不过众多主张中的一种主张,在很多时候却被渲染为道德上的正当性,甚至在一些研究者看来,假如清廷当时听取了翁同龢的意见,而不是听从李鸿章的意见,中国战则胜,败也不会那样惨。

   其实,康有为的这些看法并不是对甲午战争进行慎密研究得出的结论,而是康有为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建构的历史叙事,因为我们只要对照其弟子梁启超对甲午战争的讨论,对李鸿章的看法,我们很容易感到他们师徒二人的看法并不一致:康有为极端同情翁同龢,而梁启超则对李鸿章的谋略予以大致认同,对于李中堂的憋屈给予无限同情。

   政治立场深刻左右了甲午战后的研究,横看成岭侧成峰,成为甲午叙事中一道歧见杂陈的风景。脱政治化,应该成为甲午研究者的自觉,没有与政治的自觉疏离,没有脱离政治的独立思考,甲午研究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问,就很难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作为历史的甲午研究

  

   近代中国政治的复杂性,使我们很难将甲午战争作为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去研究,即便处在历史漩涡中的大人物,他们也没有办法左右历史叙事,他们能够改变的,就是最大限度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科学的、历史的甲午战争研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渐渐发生。

   1901年,李鸿章去世。稍后,桐城吴汝纶主持编纂了《李文忠公全书》,比较全面反映了李鸿章一生的事功、思想。这部书是研究李鸿章和晚清四十年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自然也是研读甲午战争的重要资料,是甲午战争研究基础建设的起步。

   李鸿章是甲午战争中方主帅,在战前几十年具体负责处理中朝、中日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大国的关系,是曾国藩之后中国政治舞台上第一汉大臣,读懂了李鸿章,才能读懂晚清几十年的历史。李鸿章参与处理过1884年的中法战争,熟悉中日、中朝关系的历史,因而他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张、作为,非常值得分析。有学者强调甲午战争为李鸿章一人敌一国,显然太过,但无视李鸿章的思路,不能进入李鸿章的内心世界,也很难弄清这场战争的是非曲直。吴汝纶的这套书奠定了甲午战争研究的基础,然而由于吴汝纶在编辑过程中,具有为李鸿章辩诬止谤的主观诉求,因而有意无意删除了一些不利于李鸿章的言辞,这是这部大书的不足。

   假如留意对李鸿章研究的变迁,不仅可以明白几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势,而且对于重新理解甲午战争,从历史事实本身弄清这场战争的缘起、转折,以及中国失败的症结之所在,都极有好处。在改革开放之前,李鸿章是一个绝对的负面人物,是卖国贼,是汉奸。这些指控虽说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但毕竟三人成虎,信以为真,即便贵为国家领导人,也很难摆脱历史成见。改革开放之后,对近代中国许多问题都有新的解释,李鸿章的研究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有了极大改观,研究者比较多地肯定了他在甲午战争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与李鸿章的影响相类似的有翁同龢、张之洞。翁同龢的日记也在1920年代出版,虽然因各种原因,此次出版也有为尊者讳的不足,但鉴于翁同龢的地位、影响力,其日记在甲午战争研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

   张之洞是甲午战争中仅次于李鸿章、翁同龢的重要人物,在战争后期台湾前途交涉中,张之洞的作用,至今都没有得到很好地揭示。张之洞全集也在其去世后不久开始编纂,1928年予以出版。

   李鸿章、翁同龢、张之洞等人相关资料的出版为甲午战争全方位研究提供了可能,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尤其是清史研究工程的推动,这些人的资料都有新的整理本,更全、更准确,而且范围也有极大扩展,诸如与甲午战争有关联的袁世凯、张謇、张荫桓、李秉衡、文廷式、黄遵宪、严复等人的资料,均相继整理出版。

   甲午战争基础史料的整理,还有《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外交史料》值得注意。前者为清光绪朝官方档案,甲午战争缘起、过程、结局,何以如此,都能在这套档案中找到解释。后者为王彦成、王亮父子相继辑录的清军机处等衙门外交史料。此外,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也值得重视,他的用心是要将中国外交史学术化,而不是简单的民族主义、国家立场。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叙事简略,但其对甲午战争由来、转折及结局的分析,极富创见。

   甲午战争研究最基础的资料,首推邵循正等编辑的《中日战争》七卷本,这是中国史学会主持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种,由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出版。这是国内外研究甲午战争案头必备书,可以说没有一个甲午战争的研究者可以无视这部书的存在。上个世纪末,戚其章先生受托续编《中日战争》十二册。正续两编基本上将甲午战争公私档案文书一网打尽,贡献极大。

   将甲午战争尽量进行学术化处理,是几代近代史学者的共同心愿,他们在加强资料储备的同时,也进行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日关系面临新的危机。为了汲取历史教训,王芸生在《大公报》开辟专栏,详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稍后结集出版,共七卷,前三卷围绕甲午战争展开,其资料价值非常高,对于此后中国政治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是近代中日关系奠基之作。

   紧接着,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1937年初由清华大学研究院作为“毕业论文丛刊”之一出版。这是蒋廷黻、钱稻孙、张荫麟指导完成的专题研究,充分挖掘中日文史料,详细描述两国政策演变、情势推移,至今依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后重印于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民国丛书》。

   与王信忠的论著稍有不同,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也是学位论文,完成于1948年,其指导老师为陈寅恪。这部著作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通过对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内部情势演变的考察,以为此役实为近代中国转捩点。其失败,固然有国际形势变化演变的深刻影响,但根本点则是因为中国此前三十年所谓“自强运动”实际上并没有获得预期效果,内政的失败,是甲午战败最直接的原因:一是晚清士大夫不明世界大势,因而耽搁了许多根本性改革;二是太平天国内乱导致汉人势力崛起,满洲人的中央集权受到极大削弱;三是政治场上的清流、党争、言官,极大削弱了中央凝聚力。这部书正如刘桂生先生序言所表彰的那样,对史料的收集、考辨、研讨、分析,可谓详尽、透彻、深细。不过,这部书直至1997年方才正式出版,此时,许多细节的研究,在学术界已有很大进步。

   从学术上建构甲午战争研究,还有很多成果值得注意,张忠紱、张荫麟、左舜生、千家驹、孙毓棠、戴逸、周一良、陈诗启、胡滨、祁龙威等都有精湛的研究。而台湾学者王家俭、李国祁、李守孔、林明德等,也都在甲午战争学术化方面做出各自贡献,极大扩展了研究资料、学术视野。

在如此众多的成果中,陈伟芳1959年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最值得注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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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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