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从君宪到共和:袁世凯的一段心路历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0 次 更新时间:2018-01-16 19:4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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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在传统辛亥叙事中,袁世凯重出江湖后一味搅局:先是利用武昌危机与清廷讨价还价攫取权利;继则用清军打压南方,威逼革命;终则利用南方逼退清帝,进而交换民国大总统宝座,“窃取”胜利成果。

   这个叙事框架带有以袁世凯后来帝制自为倒推其重出江湖时的心情和作为,与历史事实具有相当差距。作为晚清重臣,袁世凯从维新到新政,再到仿行立宪,一路走来,基本上充当着晚清政治变革重要推手,他们那一代政治精英能够认同的也就是君主立宪,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后的政治选择就是利用政治危机推动政治变革,实现君主立宪,只是当君宪主义被各方抛弃后,袁世凯方才顺势而为,转向共和。

   关键词: 袁世凯  辛亥革命  清帝退位

  

   武昌起义第二天是袁世凯农历生日。那一天,赵秉钧、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袁乃宽、王锡彤、杨度等旧友新朋云集洹上为之祝寿。大家正兴高采烈议论风生时,传来武昌的消息。这自然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袁世凯究竟对武昌事变有何反应,过去的说法五花八门,各说各的,其实很多都是猜测:

   有的根据孙中山、黄兴等人后来的说法,以为袁世凯被摄政王开缺后心怀不满,与孙黄有过联系,试图反清,加入革命阵营;

   莫里循甚至推断说,他们那些知道内情的人当时就晓得袁世凯即将表示赞成共和;

   甚至还有人如倪嗣冲、段芝贵、张一麟、袁克定等希望袁世凯趁乱而起,黄袍加身,重建汉人帝国;

   还有一种貌似阴谋论的看法是,袁世凯一开始就对武昌局势有过清醒判断,以为瑞澂、张彪均无能之辈,不可能平定叛乱。

   而摄政王载沣少不更事,妒贤嫉能;庆亲王奕劻昏庸贪鄙,更没有处理危机,奠安大局的能力。所以他老袁终于有机会重出江湖叱咤风云。


化危为机:推动君宪主义落实

  

   这些分析或许有道理合乎逻辑,但并不合乎事实。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后来发生帝制自为之类事,那么起袁世凯于地下,他无论如何不会相信这些分析判断就是他的看法。作为传统体制受惠者,袁世凯和他的老师李鸿章及太老师曾国藩一样,打死了也没有僭越想法,他无论如何不可能看到武昌的一个小火星就想着要夺取大清两百年江山。此其一。

   第二,君主立宪是自1901年新政开始后,袁世凯和那一代中国政治精英孜孜追求的东西,也正是因为这场立宪运动,方才使袁世凯在平庸的清末官场异军突起,成为大佬。预备立宪到了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大致轮廓已经划定,只是由于皇上和皇太后在一天之内相继去世,中央政治中心发生些微偏移,摄政王载沣在随后两年间也确实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出台,铁路干线国有化方案发布,确实有考虑不周不密的地方,但这些政策也不能说有什么明显过错。第一届责任内阁不用这些人还有人可用吗?铁路不果断国有,还有机会纠正问题加快发展吗?要不了几年,各省筹集的资金真的都像川汉铁路公司那些被消费掉挪用掉,那可真的要出大问题。袁世凯对于这些并没有表示反对,而是认为有其合理性,给予相当支持。

   第三,对于武昌事变,袁世凯起初并不认为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变,他清楚看到军中不稳,主要是因为朝廷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出台后,使军队将领和各省立宪党人相当失望,他们因此失去分享权力的机会,所以袁世凯此时的反应不是要推翻清廷,而是要帮助清廷度过这个难关。当然,他也希望利用来自武昌的压力,稍后还有来自独立各省的压力,促动清廷早点觉悟,纠正在责任内阁上的失误,调整铁路干线国有化方案中的问题,更重要的还要促使清廷接受一些宪法方面的改革,如此则武昌叛乱以及各地骚乱将失去继续恶化的理由。这是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所能作出的合乎情理合乎逻辑也合乎历史事实的本能反应。

   基于这种判断,袁世凯重出江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寻求与武昌方面和解,答应南方政治改革的要求,充分照顾立宪党人和军队将领的利益;二是对朝廷,袁世凯则是利用武昌和南方各地压力,促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重新制定政治变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真诚而不是虚情假意地糊弄人民,一定要将大清国带上君主立宪轨道。至于其他,正如袁世凯当时对王锡彤所表示的那样:我袁世凯不能作革命党,我更不会同意我的子孙作革命党。

   对于袁世凯的这个表态,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认为这是袁世凯的策略性考虑,他就是要东山再起,就是要重登政治舞台。其实,设身处地替袁世凯想想,他所接受的教育,他多年来的政治理想,都使他没有任何必要不这样想,他就是要为朝廷分忧,就是要用智慧去化解一场政治危机。这是优秀政治家最亢奋的事情。所以不必以太小心胸去揣测袁世凯重出江湖的用意。

   基于这些考虑,袁世凯在接到朝廷任命后立即回复,一方面表示武昌事变确实是关乎我朝安危的大事,不可掉以轻心;另一方面表示这几天正是换季时节,旧疾复发,容稍加治疗,即当力疾就道,藉答朝廷高厚鸿慈于万一。

   在袁世凯回复朝廷电报第二天即10月15日,奉命前往武昌平息叛乱的陆军部大臣荫昌途径彰德府,专门停留拜访袁世凯征求意见。袁世凯语重心长告诫荫昌不要轻敌,不要妄动,不要以为湖北新军无人,要妥协处理,争取和解,但也要有武力解决的准备。袁世凯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对荫昌的叮嘱也是对的,不存在传统研究所说袁世凯有意让荫昌鲁莽扩大事态,加重自己出山砝码这样的雕虫小技。如果一定要说袁世凯在用智谋的话,他的智谋大约就是金庸武侠小说所说的“无着胜有着”。袁世凯信奉的是大智慧,那就是请求朝廷尽快推进政治变革,以政治变革回应南方要求,平息各省怨气。

   根据这些原则,袁世凯通过梁士诒、唐绍仪、张謇等人向朝廷建言,希望接受立宪党人的要求,加快立宪进程,以政治变革去消弭南方各省军事叛变的压力。袁世凯认为,根据他对目前时局的观察,解决湖北及各省军事问题并不是难事,现在最难的还是北京的政治,中国如果不能在政治上有办法,军事上就很难有办法。政治上的办法就是这些绝对君宪主义者一直渴求的宪政。在袁世凯的政治概念中,朝廷只有向这个方向去用力,才能将压力转变为动力,化危为机,推动中国政治由此上一个大台阶。这才是袁世凯的大智慧。

   根据袁世凯的提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谈政治的梁士诒重新活跃起来,与唐绍仪等相互呼应相互配合,从事政治运动,原先混乱不堪的北京政界逐渐向袁世凯所期待的方向发展,所以袁世凯重出后的关注重心并不在武昌前线,他在组织了一次有限但非常有力度的武装反击后,就兵临城下按兵不动,利用各方面关系施展政治诱降,希望湖北新军将领相信他一定会说服朝廷下诏罪己,开放党禁,实行立宪,皇族一定不会在未来的责任政府中担任要职,过问国政。

   通过谈判化解危机是袁世凯既定方略,也是当时最可行的一个步骤,因为袁世凯和他的幕僚还有清廷中的许多人都清楚,武昌的政治危机主要是因为朝廷的倒行逆施,假如不是将责任内阁变成了皇族内阁,假如不是那样不合时宜发布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政治危机或许也会发生,但肯定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与南方进行和平谈判,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袁世凯的判断是对的,10月29日的滦州兵谏也是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滦州兵谏发生后,朝廷终于低下高昂的头,下诏罪己,宣布撤销皇族内阁,建议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筹组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宣布将盛宣怀革职查办,意味着将调整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宣布接受滦州将领的《十二条政纲》,为尽快制定公布宪法,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以为蓝本。

   清廷的转向为政治解决由武昌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提供了可能。11月2日,山东巡抚孙宝琦建议袁世凯对南方要适可而止,不要强攻,应该尽快派员往见黎元洪,面对面谈判,和平解决。

   孙宝琦的建议其实就是袁世凯的想法。同一天,袁世凯指示刘承恩致信黎元洪,强调朝廷已下诏罪己,宣布立宪,开放党禁,禁止皇族干预国政,大家的目的差不多都已达到了,大家还是应该重建共识,结束对峙,和平了结,共同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

   对于袁世凯的橄榄枝,黎元洪确实有意接受。这不仅因为黎元洪是被迫参加革命,而且因为他发自内心认为中国目前还根本走不到民主共和那一步。中国在政治上的唯一选择,在黎元洪等新军将领看来还是君宪主义,所以他对袁世凯的和平建议并不反感,更不反对。再加上清廷发布了十九信条,未来的政治架构已经大致描绘出来了,君主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不再拥有实质性权力,新的政治架构与革命党人的共和理想并没有多大差异了,所以黎元洪发自内心对刘承恩的传话表示欢迎和理解,并不反对南北双方坐下来谈谈。

   如果按照黎元洪或湖北军政府的意见,南北和谈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此时的武昌毕竟注入了新因素。就在袁世凯向黎元洪发出和平倡议同一天,湖北军政府在阅马场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拜将典礼,任命黄兴为战时总司令。革命党人的加入使南北和谈增加了新因素,也使袁世凯的和谈计划遇到了新困难。11月7日,黎元洪向北方信使王洪胜坦率说出自己的忧虑,以为朝廷尽管现在已同意进行重大改革,但可能已经太晚了,南方各省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宣布独立了,如果现在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如果还归皇上,那么皇上一定会比过去更厉害。因此黎元洪开始考虑筹组新政府的可能性,和平希望日趋渺茫。

   黎元洪的担心是真的,清廷确实有过这方面的记录,只是和平希望还没有完全破灭前,袁世凯并不愿意放弃。11月10日,袁世凯接受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建议,修书一封,委派亲信蔡廷干、刘承恩往见黎元洪,表明只要南方承认君主立宪为解决危机的惟一出路,那么其他什么问题都好说,秋后算账云云,也就不成问题。

  

在坚持中犹豫徘徊

  

   袁世凯不希望此时抛弃朝廷另起炉灶,这不仅有个道德底线无法突破,更重要的是袁世凯那一代中国人毕竟在过去的十几年为君宪主义而追求,现在眼见着机会有了,为什么还要放弃转而走上过去十几年大家一致反对的共和呢?在内阁总理大臣就职之初,袁世凯曾向各国公使表示,他的任务就是要保存大清王朝既有体制同时又要进行体制创新,既要留存本朝皇帝,又要施行人民多年来期待而一直没有真正实现的君主立宪政体。至于从前的满汉歧视,自当在此次变革中一扫而空。更为重大的问题,则在于保存中国,避免中国因此次动荡而导致分裂。他期望各党在这个大目标上能够建立起码的政治认同,能牺牲小我,为保全大我作贡献。

   很显然,袁世凯的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达成南北和解,所以对各种方式和手段,他都不会拒绝尝试。11月20日,袁世凯通过俄国驻汉口领事,再派刘承恩和张春霆到汉口俄国领事馆与黎元洪的代表孙发绪等人谈判,向南方介绍新内阁的情况,表示皇族已完全退出政府,不再与闻国政,所以将来的政治改革必将能够顺利进行。刘承恩等人还重申外交危机,忧虑外国干涉。南方的态度依然很坚决,表示已不会重新回过头来承认清政府,清政府的历史已成为过去,南方执意建设一个新国家新政府。

南方革命党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是因为独立各省代表联合会在这一天议决以武昌为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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