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史研究并不是一门新兴学科，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就有人参照西方现代化理论回溯近代中国走过的路，尝试着从现代化视角评估近代历史。这种思路，对于后来的研究极富启发。1949年后，中国政治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阶级斗争成为一切工作的总纲，“革命叙事”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流，现代化叙事渐渐边缘化直至消失。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政治由此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中心渐渐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中国现代化史研究也在沉寂了三十年之后重新起步，重回知识界视野，渐渐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学科。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积累了许多的经验，也积蓄了一些问题，回望过去，还是为了未来。

拨乱反正：现代化史研究重启

毛泽东之后，主导中国政治的是华国锋。华国锋在一批政治老人帮助下抓捕了江青等人之后，为了政权的合法性，迅即宣布结束长达十年的文革，有意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而新时代最有意义也是见效最快的事情，就是集中精力恢复发展生产。接续毛泽东晚期已与西方世界尤其是与美国的和解，借助于冷战解体大背景，改善、拉近与世界的关系，重启中国现代化进程；接续华国锋的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延续了这个进程。他们这些人经历过文革灾难，清楚中国的处境与问题，他们重提现代化，就是要为中国寻找一条走向富强的路。而这条路，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前无古人。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可能有问题，但不必否认历史学研究离不开现实刺激、需求。没有现实刺激、需求的纯学术研究是存在的，但更多的历史学题目，就是社会发展的结果。

近代中国历史上，与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心目中的现代化最相像的，无疑是近代早期的“洋务新政”，因而中国现代化史研究重启，就从重评洋务新政开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仅一个月，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熙就发表了重新评价晚清“官督商办”洋务新政的长文。这篇文章以“拨乱”笔法废弃文革十年对洋务新政的评估，从现代化视角重新估价洋务新政中“官督商办”的意义。

根据汪熙的看法，“官督商办”是中国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运作方式，是清政府在近代化早期运用私人资本创办近代民用工业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这种企业形式最初出现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兴盛于八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官督商办大型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这些企业由于创办之初就有很高、很大的期待，政府资本不足，没有办法像早期洋务创办军事工业那样由政府垄断，因而只能由政府委托靠得住的大商人负责招募民间资本，以类似于股份制的形式吸纳民间零散资本，聚少成多，创办大型民用工业。这是洋务新政走到新阶段的新创造，应该说对于近代中国工业体系的形成贡献巨大。

我们当然不会说汪熙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在为现实中的经济政策寻找历史依据，但是我们可以说这篇文章能够发表，至少说明其思想主旨与现实政治不冲突。类似的研究，在三中全会之后不太长的时间里成为学术主流，黎澍先生在一篇评估1979年历史学成就时这样说：

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是什么？

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很混乱。那时对洋务运动是彻底否定的，对戊戌维新也是否定的，对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提出了“立足于批”的基调。而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却作为两次革命高潮而给予完全的肯定，这实际上是把农民起义运动当成了近代史的主流。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似乎是直接与农民运动相衔接，成了旧式农民运动的继续。有些作者认为，这也是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应当拨乱反正。这个看法有它的道理。在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起义已是旧式农民战争的尾声。洋务运动作为太平天国的反动，是统治集团的部分人企图采用西方技术挽救垂死的封建制度所作的努力，但是它在客观上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其后，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才开始出现反映这种发展要求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失败，导致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续，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

黎澍的评论，比较真切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界的思考，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重启。重评洋务，实际上就是为现实政治中的招商引资、利用外资、对外开放等先前几十年一直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主张“脱敏”。

中国现代化史研究属于广义历史学，历史学是“文革”重灾区。即便文革前十七年，由于新的历史话语影响，中国现代化史研究在大陆渐行渐远，人们对于过往历史持一种严厉批评态度，因而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几乎被完全误读，甚至可以说被严重妖魔化。进入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史研究起步，就是从拨乱反正，就是对过去几十年强加给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污泥浊水给予清洗。汪熙先生重评洋务如此，紧接着重出江湖的黄逸峰、姜铎也持这样的学术立场。

黄、姜都是文革前研究洋务新政有成就的学者，那时对洋务新政的评价还有很多保留，现在随着形势变化，他们的看法也在变，他们在新发表的文章中对洋务新政给予前所未有的极高评价。他们指出，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长达三十五年，在近代中国漫长的转型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洋务运动是中国农业文明背景下第一次从外部输入工业文明，创办的第一批近代企业，揭开了中国挥别传统，走向现代的序幕。

在新时期许多研究者看来，洋务运动是十九世纪中期中国一次最伟大的变革，符合历史潮流，特别是洋务运动中的经济活动，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文革前即对洋务运动展开深入研究的夏东元也在修正自己的看法，以为洋务派所创办的新式企业，具有强大生命力，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属于与“封建主义”相对立的“资本主义”。

从中国现代化史研究视角说，改革开放之初几篇重评洋务的文章意义重大，这些文章以及那时相继召开的几次洋务运动学术研讨会，不仅对改革开放提供了历史依据，而且对后来重塑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纯粹的“革命史观”开始受到一些研究者的质疑，一个全新的，或半新不旧的现代化叙事也在中国近代史学界渐渐形成。

最先试图建构一套新的话语体系的为李时岳、陈旭麓。李时岳在1980年就重新思考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全部近代史。他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主线就是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因而“革命叙事”所张扬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都不应该继续占据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主导地位，而应该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等中国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运动取而代之。这些讨论在那时具有极强的挑衅性，是对几十年的“革命叙事”特别是文革时期“激进史学”的反拨，这是此后二十年中国学术界同情改良主义，批评激进主义思潮的滥觞，“革命叙事”一家独大的局面从此不再。

与李时岳旗帜鲜明的批判性稍有不同，陈旭麓对“革命叙事”并没有给予正面批评，而是在“革命叙事”之外“添加”了一个“现代化叙事”。这个“添加”格外重要，在那个特殊的年份，既能让主流意识形态大致接受，又极大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进展，是原则与策略的最佳组合。

根据陈旭麓的看法，中国大陆学术界自1950年代开始讨论近代史划分的标准，就是以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为主线，形成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递进为构架。陈旭麓尖锐指出，这个构架积久渐趋公式化，许多近代史著作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而且被大家援用的三次革命高潮也未必都称得上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高潮。这就促使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新认识，由原来认同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线索之外探讨新的线索。这个新线索，在陈旭麓等看来，就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就是“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

现代化史研究丰硕成果

“现代化叙事”是一种建设性的历史学叙事，并不具有对抗性。1980年代初期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引起回响，只是因为之前几十年，“革命叙事”的排他性。就学术史的本来程序而言，“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都是对近代中国百年历史进行解释的一种方式，不论是范文澜1940年代初期建构的“革命叙事”，还是蒋廷黻1938年建构的“现代化叙事”，他们都没有互以对方为对手。“现代化叙事”的再度崛起，有对“革命叙事”独霸天下的不满的意味，但并无取而代之，一家独秀的企图。

建设性的现代化叙事迅速赢得了知识界的认同、欢迎，也得到了相关主管部门的肯定。1980年代中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开始容纳“现代化研究”，表明学术主管部门已经同意改变先前“革命叙事”一家独秀的现状。

最先从事现代化史实证研究并获得相关主管部门认可支持的，是北大历史系教授罗荣渠，他原本为世界史尤其是拉美史的专家。1986年，在北大历史系制定“七五”科研规划时，罗荣渠基于现实中国发展需要，依然中断手头正在进行的美国历史写作，成立了一个以中青年教师为骨干的“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研究中心”，致力于现代化理论、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试图弥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理论研究的缺陷。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获得了国家的支持，经过罗荣渠和中心同仁的努力，几年时间获得了巨大成绩，相继出版有《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罗荣渠著）、《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罗荣渠、董正华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证文选》、（罗荣渠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罗荣渠、牛大勇编）、《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兴起》（斯塔夫里阿诺斯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罗荣渠主编，亨廷顿等著）等。这套书开启了中国学术界对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的先河，是那时最具标志意义的现代化史研究成果。

《现代化新论》凝结了罗荣渠十年心血，是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史研究奠基之作。在这本书中，罗荣渠将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范畴进行讨论，运用社会学方法，将人类社会归纳为渐进性微变、突发性微变、创新性巨变、传导性巨变等四种基本形式。罗荣渠还从东西方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传统的不同入手，分析历史特点与文化传统对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启动、模式、战略选择的制约性影响，勾勒出从欧洲启动的变革浪潮对世界现代化的深刻影响。对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巨变，罗荣渠也从现代化视角给予全新解释，以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四种趋势替换“革命史观”反帝反封的分析框架，以为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场“被延误的现代化”。

就学科分工而言，历史学家侧重于研究过去。但是，不论中国，还是世界，历史学家都具有宽广、深邃的现实情怀。孔子让历史成为“乱臣贼子惧”的工具，无疑隐含着对现实政治的考量，而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更是将历史看做一门与现实高度关切的学问，并不是腐儒书斋的高头讲章。这是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知识人无法忘却的情怀。

或许基于这样的思想认知，与罗荣渠开启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的同时，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也带着一批弟子在现代化史领域拓荒。章开沅强调，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所谓“以史为鉴”、“读史益智”云云，都不能离开这个重要前提。章开沅说他不喜欢孟浩然“发思古之幽情”的老套，但他确实喜欢孟浩然“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以为这两句诗不仅具有深沉的历史感，而且含蕴着对时空的某种超越。在章开沅看来，历史正是这样，过去、现在、未来，总是前后连续，三者还总是相对而言。因此，历史学家不仅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而且应该成为将现实与过去及未来连接起来的桥梁，应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丰富与影响现实生活，与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来。

章开沅认为，中国近代史本来就是一部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逐步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中国近代史学者需要研究现代化问题可以说是责无旁贷。只是过去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近代史研究长时期侧重于革命史、反帝斗争史，研究视野、覆盖面，都很狭窄。

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化建设提上日程，必然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引进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比如非农业，特别是工业、服务行业相对迅速增长，商业化、国际市场联系日益密切，经济相对稳定、持续增长，城市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流动人口增加，多层次的文化、教育迅速发展，收入分配渐趋协调平衡，组织与技能的专业化，科层化，或行政化发展，人民群众参与度的提升等，这都是过去没有遇到，或者不太清楚的事情。现实生活为历史学提出新的任务，历史学应该必须回答这些生活中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认识，章开沅主持“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课题组，先后完成并出版《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专题研究数种，以比较的方法对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进行了多层面分析，拓宽了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视野。

中国现代化史研究并不只是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独门功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知识界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著述日趋增多，而张啄的《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是那时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以发展社会学理论为凭借，对中国现代化“九死一生”的曲折历程进行了详尽考察，蕴含着作者对中国已有现代化失误的惋惜、痛惜，气势恢宏，视角独特，受到知识界的重视。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第一波有关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成果中，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影响最大。这主要因为主编者许纪霖思想活跃，居于那时青年学术界的中心地位，因而集纳了那时知识界文史哲、社经法政各领域的青年才俊，从而使这部著作充满思想活力，经年不衰。这部著作的参加者，在后来也渐渐成为各领域中的骨干。

《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总论”集中讨论了中国现代化的启动类型、反应性质、历史主题、运作背景，讨论政治变迁中权力聚散的历史循环、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社会分层、现代化动力群体等问题，这些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本有的问题，而且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关注重心，与社会关切相吻合。

在中国现代化史研究重启后，最系统的作品无疑首推虞和平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三卷本，这部书以一百二十万字的篇幅系统描述了自1840年以来直至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现代化的全部过程，内容丰富、视野开阔、系统全面、自成体系，相继获得“国家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郭沫若历史学奖等，获得了学术界普遍好评。

《中国现代化历程》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成绩，一方面因为这部作品集中了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术有专攻的一大批学者，执笔者对于自己撰写的内容均由深入研究，为各个领域中的权威作者，另一方面因为虞和平本人就是现代化史研究的弄潮者之一，对于中国现代化理论有精湛的理解，尤其是其经济史、商会史的学术背景、学术积累，为本书增色不少，也使他有能力就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给予理论阐释，对于中国现代化史的解释体系、内容框架予以比较细致的设计。这部作品比较好地解释了中国现代化与革命叙事的关联、不同，从现代化的视角集中讨论了传统与现代、外因与内因等一系列比较复杂的理论问题，是从现代化史观重建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一次最有意义的尝试。

《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是虞和平的博士论文，也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学术基础。在这部书中，作者将商会放在中国现代化史的背景中进行考察，以为商会在早期现代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推动中国现代化开启、发展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国现代化史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商会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尤其是现代化，而资产阶级的现代化，就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任重道远：现代化史研究如何深化

现代化史研究重启后取得了巨大成绩，最重要的意义是促动人们思考近代中国历史叙事体系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修正、完善。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中指出：

在近代中国与世界这个大题目面前，人们有充分理由要求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从近代历史的种种来看，中国是否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如何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可以上溯到很久以前。那些联系尽管物质的文化的具备，却从来不曾引起中国社会生活的重大变迁。进入近代，情形彻底改变了。中国被卷进到了世界，特别是世界东方矛盾的漩涡里面，成了东方矛盾的焦点。世界上的强国把他们的力量伸进到了中国社会生活之中。一边是中国，一边是世界，中国近代究竟是由谁在那里起主导作用呢？我想我们不能回避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由此可见，1980年代中国现代化史研究引起了刘大年等老一辈学者的关注，并给以积极评价。刘大年认为，正在兴起的现代化史研究不是中国历史叙事的破坏者，而具有修复、完善，让中国历史叙事更完美、更丰满的意义，拓展了近代史研究的空间、地盘。现代化视角能否全部解答中国近代的历史主题，可以姑且不论，但现代化史研究确实重建了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叙事。

与刘大年相似，老一辈学术大家胡绳也对生机勃勃的中国现代化史研究充满期待，关心爱护，期望现代化叙事能够弥补、完善几十年一以贯之的革命叙事所不足，期望通过现代化史研究，将近代中国的历史描述更细致更丰满，他以长者的身份对现代化史研究给予鼓励、支持。胡绳指出，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以及与工业化相伴而发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化。这些现代化因素在中国增长的过程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用这个视角，借用这个观点探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变化，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思路，或研究方式。现代化叙事与革命叙事并行而不悖，现代化叙事“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

现代化史研究重启之后，对原来几十年深入人们思想深处的革命叙事确实提出了挑战，从现代化的视角解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义和团战争、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重新评价林则徐、曾国藩、恭亲王、李鸿章、慈禧太后、袁世凯、洪秀全等一系列重要人物，都能得出很不一样的结论。

冯友兰在晚年重写中国哲学史时，就从现代化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一系列事件、人物给予全新的解读。冯友兰在谈到太平天国、洪秀全时指出：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宗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这就与近代维新的总方向和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了。中国近代维新的总方向是工业化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却要把中国中世纪化、宗教化。其实西方的近代化是在和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西方的科技是在和宗教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按照冯友兰的分析：

西方中世纪是神权政治统治的时代，后世称为黑暗时代。资产阶级势力的兴起，削弱了神权政治的统治，出现了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时代，这是打破黑暗时代的曙光。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近代时期虽然落后于西方，但已接近于西方的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所需要的是进一步的近代化，而不是退一步的中世纪化。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不是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而是拉向后退。

用这种观点评价洪秀全与太平天国令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只是这些看法与几十年经久不变的近代史叙事相差太远，甚至可以说是根本颠覆，因而这样的现代化叙事一方面启发了人们对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重新思索、建构，另一方面也引发激烈争论。

现代化视角不失为一个观察历史演进的视角，能够为人们提供很不一样的看法。袁伟时先生曾以现代化视角分析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给出了很不一样的描绘：

海内外的经验表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出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来说，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二十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了六十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更是头绪繁复。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以这样的视角观察近代中国走过的路，从鸦片战争、林则徐，几乎每一个事件、每一个重要人物，都要给出一个全新的解释，过去的革命叙事也就被根本颠覆，主流话语也就受到极大乃至毁灭性的冲击。

现代化就是建设，现代化史就是一门研究建设发展的学问，不是革命，不是破坏，因而现代化史的未来发展必须注意协调与革命史观的关系，应该承认革命史观是一门关于革命的学问，而革命尽管是历史上的非常态，但毕竟是客观存在，无法告别，也无需告别。渐进的、妥协的、让步的政治不复存在，革命就获得了正当性、合法性，这时的革命压倒启蒙，压倒建设，压倒一切，如果不能建构一个引领社会进步的政治架构，现代化也是寸步难行。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的实际情形，还可以进行多角度的深入研究，究竟在那个阶段应该建设，哪个阶段应该革命，均应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梳。

就学科史建设而言，中国现代化史研究任重道远，因为重启中国现代化史研究至今不过三十年，作为一门独立的二级学科不过十几年，学科基础还很薄弱，资料、方法、经验、典范等，都有待于时间、努力。相信经过学者的共同努力，再过三十年，一个全新且更为丰满的现代化史学科一定为成为学术百花园中一株耀眼的花朵，会为近代中国历史叙事重构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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