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摩太·加顿·阿什:民粹主义的文化战争:如何避免德国“伊斯兰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1 次 更新时间:2018-01-16 19:3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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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加顿·阿什  

   “我们之所以被来自罗马尼亚、阿拉伯等地的流民所包围,是由于统治我们的宪法公敌所带来的文明社会的系统性崩坏而引起的。 这些猪们, 不过只是二战胜利者们的傀儡罢了。”这是艾利斯·威德尔2013年的一封私人邮件的开头。她是德国选择党(AfD)今年选出的两位参加9月德国大选的候选人之一。这句话中的“猪”与“傀儡”,当然是指安格拉·多罗特娅·默克尔。尽管这一邮件在大选两周之前泄露,再次证实德国选择党领导人的极端排外右翼民族主义,但其仍然拥有八分之一的德国人的支持。如今,德国选择党是第二大反对党,在德国联邦议院拥有92个议员席位。

   排外右翼民族主义在德国已经无处不在了吗?观察者们对德国选择党在德国受到广泛支持的事实表现出的惊讶,表明了自1945年以来德国的变化。我们对德国人的要求与期待,向来比德国人他们自己还要多。就像英国的退欧,法国的国民阵线和它的主席勒庞,“荷兰特朗普” 基尔特·威尔德斯,波兰的右翼民粹政府,美国的特朗普一样,德国选择党也不过只是德国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民粹主义的常态中的一种表现罢了。

   与其他的现代民粹主义相比,德国的民粹主义也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与其他民粹主义相同,德国选择党谴责精英,以“人民”的名义建立政党——所谓的“人民”,既指代人民,也指代民族,但事实上更类似于出现在特朗普和勒庞的语境中的“人民”。明镜记者梅兰妮·阿曼(Melanie Amann)在其《德国的恐惧》(Angst für Deutschland)一书中生动报道德国选择党,描述了一些活动家是如何利用1989年东德反对共产党统治的标语的:Wir sind das Volk——我们是人民。同样地,德国的民粹主义者们也在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同时,将矛头指向主流媒体。在大选前夜,德国选择党在 Facebook 上已经有362,000个粉丝,远超社会民主党的169,000和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154,000。

   德国选择党对全球化的批评,对政治正确的愤怒与自鸣得意的谴责都似曾相识。在欧洲的民粹主义中,更为典型的是对欧盟和欧元的消极态度。德国选择党在2013年之初,就是作为一个反欧元的政党而诞生的。尽管大体上来说,德国人仍然支持欧盟,但2017年夏,德国伯泰尔茨曼基金会的民调显示,如果德国也启动类似英国退欧的全民公决,5成的右翼群体会投票支持退欧。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结果。不同于英国退欧,德国退出欧盟将会带来欧盟的终结。

   同样令特朗普、英国退欧、和基尔特·威尔德斯的观察者们屡见不鲜的是德国选择党煽动群众情绪的招数。Amann认为,主导的情绪是愤怒。她在其书的封面上特意将德国选择党的缩写AfD 在标题中凸显出来,并引用保险公司在2016年中披露的恐慌指数,指出“恐慌情绪从未如此在一年之内迅速增长”——最具有主导性的恐惧来自于恐怖主义的袭击,政治上的极端主义,以及外来移民所激化的矛盾和摩擦。

   但不同于其他民粹主义的兴起,将近120万难民在2015-2016年间的突然涌入是选择党获得选举上的成功的最直接的原因。选择党领导人谴责默克尔在2015年9月向聚集在德国边境的难民们开放国门,引起了欧尔班·维克多的排外民粹主义领导下的匈牙利强烈的反感。去年,柏林的圣诞市场发生穆斯林恐怖主义袭击,导致12人死亡,一位选择党的领导人在推特上表示:“这些人都是因为默克尔而死的 。”

   除此之外,德国民粹主义还有一些不同于其他民粹主义的特征。在过去的12年里,有8年的时间,德国都在大联合政府的统治之下。所谓的大联合政府,由结为联盟的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 与基督教社会联盟(CSU),以及社会民主党所组成。这就使得心怀不满的选民们转而投向小党派和极端势力。而这种趋势被默克尔“温柔铁娘子”的作风所进一步地加强,就如能德文单词“alternativlos”所精确描述的那样:毫无选择。这样看来,反对党称自己为“德国选择党”也并不令人意外。

   德国选择党在我们仍称之为东德的地方——即民主德国曾经的领土上,获得了最多的选票。这表明,一个地区的移民(或有移民血统的人)的数量与民粹主义的选票数量呈现除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为东德的移民数量是最少的。曾参与过由右翼组织示威的排外“佩吉达”运动( Pegida,Patriotic Europeans Against the Islamization of the West,爱国欧洲人反西方伊斯兰化)的人告诉记者,“如今,在萨克森自由州几乎没有任何移民,但50年或100年之后,德国依然有伊斯兰化的危险。”因此,反伊斯兰化仍然是当务之急。

   要探讨这场东德选举背后的集体意识,可能需要更长的篇幅,但这种集体意识显然包含柏林墙所遗留下的有害的遗产,而这绝非是开放和包容多元的。东德也弥漫着一种不满情绪,人们普遍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在德国被视为二等公民。当萨克森自由州的一个小镇的街头抗议被当时来访的总理默克尔完全忽视时,其中一名抗议者抱怨道:“她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可以想象,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也会对希拉里说出类似的话。关注上的不平等至少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一样重要,都是将选票导向民粹主义的因素之一。

   更令其雪上加霜的是,德国还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欢迎穆斯林极端分子的长驱直入,为他们提供一切国民待遇,包括像欧洲其他福利国家一样的慷慨的社会福利条款。这无疑加深了德国人的愤恨和不满。

   与英国和美国不同,经济因素在德国民粹主义的崛起中只起了很小的作用。与英国和美国不同,经济因素在这里只起了很小的作用。不仅仅是德国整体经济状况良好,在2016的调查中,四分之五的选择党选民都用“好”或“很好”来形容他们的个人经济状况。选择党并不是由经济上落后的人们所支持的政党,而是集结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带着不满情绪的人们。而在这些人中, 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男性占大多数。一位在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有着领导地位的政治家告诉我,他收到的那些退党者们愤怒的抗议信通常来自医生、商人、律师或教授。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群体也使得德国的民粹主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

   在选择党的领导人之中,这一群体的代表显然是那些“指定的领导候选人”。Alexander Gauland, 一位76岁的前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他几乎总是穿着一件格子粗花呢夹克,戴着深绿色的领带。他就像是那种年老的保守派绅士,看起来是如此英伦,以至于你能一眼认出他是德国人。Beatrix von Storch,一个尖锐、烦人的小贵族,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派的知识分子(她的外祖父是希特勒的财政部长——当然了,我们不必为自己的祖父负责)。至于威德尔(Alice Weidel),则是前戈德曼高盛和安联资产管理人,白人,金发,永远穿着干练的职业装,与她的同性伴侣,一位瑞士籍僧伽罗人导演,和她们收养的两个儿子一起住在瑞士边境。这些人与美国支持特朗普的铁锈地区的体力劳动者们,或是在英国被称为“白色面包车男子”的群体都大相径庭。

   “笨蛋!问题就出在经济!”的口号完全不适用于德国的民粹主义选民们。德国的问题是出在文化上的,(我之所以用 Kultur 而不是 culture ,是因为Kultur作为一个德语单词,涵盖了普遍意义上的“文化”与民族文化认同,并且向来是被当做与“Zivilisation”——自由并富有世界性的人类文明的对立词汇来使用的)。在选举当晚,德国电视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5%投票给德国选择党的选民们都非常担忧,“德国文化和语言正在丢失。” 94%的人们认为“我们在德国的生活会被改变太多。” 92%的人们认为“伊斯兰教在德国的影响将变得过于强大。” 如同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的名言所描述的,这种“文化绝望的政治” 是由作家、媒体和书籍所共同塑造的结果,而这些人的论据与言语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早期右翼文化中去。这是全新的德国右翼,与过去截然不同。

   梅兰妮·阿曼展示了德国新右翼中的一位出版商和思想活动家,Götz Kubitschek,他在德国选择党的发展背后的关键人物。她引用了他博客里的一篇文章,发表于最初的反欧元政党新成立的第一周。在那篇文章中,Kubitschek将其对欧元的敌意视为第一主题,而紧接着,“我们的主题(身份,抵制,对性别、党派和意识形态的批评)将会轰然而至,只要我们快速而坚定地踏上这一大门——拜难民危机所赐。Kubitschek对比约恩·霍克(Björn Höcke)在选择党内的升迁起着关键作用,后者是一位东德历史教师,其所秉持的文化悲观主义和民粹主义在1920年代不会有任何市场。而如今,除了穆斯林代替犹太人成了新的替罪羊,一切都与1920年代毫无区别。

   霍克在一次选择党青年聚会上说,因为德国的出生率低,移民众多,千年以来,德国的灭亡第一次成为了一个问题。有趣的是,阿曼描述选择党的故事,不是从欧元或难民危机开始切入,而是从2009年,当时的德国联邦银行董事希洛·萨拉秦(Thilo Sarrazin)接受的一次杂志采访,以及他之后出版的名为《德国放弃自己》的书所切入的。

   正如我所注意到的那样,正统的德国舆论领袖们一开始无视,继而谴责了他这本用施本格勒理论来预言即将到来的德国伊斯兰化的小册子,但却丝毫不妨碍它最终在不到九个月的时间内卖出了120万册。萨拉秦在他的地窖中保存了寄给他的数以千计的读者信件,“我无条件地尊重你关于土耳其人毫不起眼的言论。”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将那些既不会说,也不想说德语,只会伸出他们的手来索取的人踢出去?” “在德国,没有人说实话了,这真是太可怕了!”

   七年之后,在今年秋季大选之前,另一本充满愤怒和焦虑的书再一次引起了争议。就像萨拉秦事件一样,这一争议不仅对作者本身所要表达的观点是有意义的,对如今的德国如何回应那些发生在1945年以前的仇恨的回响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2017年7月20日下午,德国抵抗组织企图暗杀阿道夫·希特勒七十三周年这一天,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如果你查看亚马逊的“明镜非虚构类畅销书”,排在第五名的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自然的发明》和排名第七的《企鹅:拯救我们家的一只喜鹊》中间的第六名是空着的。随后,《企鹅》被悄悄提升到第六位,第八名成为第七位,依此类推。之前的六号畅销书,希夫尔勒的一本名为《德国末日》(Finis Germania)的书就这样消失了。

   发生了什么呢?仅仅是在计算书店销售量时出现的一个令人尴尬的错误吗?并不是。《德国末日》是畅销书,但《明镜周刊》(Der Spiegel)的高级编辑决定,这样一个讨厌的作品不应该出现在他们的名单上。《明镜周刊》的记者Johannes Saltzwedel早些时候把《德国末日》放在了德国广播电台和德国《自由日报》、《南德意志报》的推荐书籍上,这令高级编辑们感到非常尴尬。而围绕着这个名单所产生的争议似乎导致了更多的人们关注并购买了这本书。

《明镜》副主编苏珊·拜尔(Susanne Beyer)解释道,希夫尔勒的这本书是极端右翼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新闻杂志向来把自己看作是“启蒙的媒介”,而把这本书放在畅销书排行榜,或许会对读者产生误导。基于这样的理由,他们做出了将其移除的决定。于是,希夫尔勒的《德国末日》就被人为地放逐到了奥威尔的记忆黑洞之中。它不是一本畅销书,从来都不是。正如诗人克里斯蒂安·摩根斯坦(Christian Morgenstern)曾经说过的那样,凡是不应该发生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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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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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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