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被来自罗马尼亚、阿拉伯等地的流民所包围，是由于统治我们的宪法公敌所带来的文明社会的系统性崩坏而引起的。 这些猪们， 不过只是二战胜利者们的傀儡罢了。”这是艾利斯·威德尔2013年的一封私人邮件的开头。她是德国选择党（AfD）今年选出的两位参加9月德国大选的候选人之一。这句话中的“猪”与“傀儡”，当然是指安格拉·多罗特娅·默克尔。尽管这一邮件在大选两周之前泄露，再次证实德国选择党领导人的极端排外右翼民族主义，但其仍然拥有八分之一的德国人的支持。如今，德国选择党是第二大反对党，在德国联邦议院拥有92个议员席位。
排外右翼民族主义在德国已经无处不在了吗？观察者们对德国选择党在德国受到广泛支持的事实表现出的惊讶，表明了自1945年以来德国的变化。我们对德国人的要求与期待，向来比德国人他们自己还要多。就像英国的退欧，法国的国民阵线和它的主席勒庞，“荷兰特朗普” 基尔特·威尔德斯，波兰的右翼民粹政府，美国的特朗普一样，德国选择党也不过只是德国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民粹主义的常态中的一种表现罢了。
与其他的现代民粹主义相比，德国的民粹主义也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与其他民粹主义相同，德国选择党谴责精英，以“人民”的名义建立政党——所谓的“人民”，既指代人民，也指代民族，但事实上更类似于出现在特朗普和勒庞的语境中的“人民”。明镜记者梅兰妮·阿曼（Melanie Amann）在其《德国的恐惧》（Angst für Deutschland）一书中生动报道德国选择党，描述了一些活动家是如何利用1989年东德反对共产党统治的标语的：Wir sind das Volk——我们是人民。同样地，德国的民粹主义者们也在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的同时，将矛头指向主流媒体。在大选前夜，德国选择党在 Facebook 上已经有362，000个粉丝，远超社会民主党的169，000和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154，000。
德国选择党对全球化的批评，对政治正确的愤怒与自鸣得意的谴责都似曾相识。在欧洲的民粹主义中，更为典型的是对欧盟和欧元的消极态度。德国选择党在2013年之初，就是作为一个反欧元的政党而诞生的。尽管大体上来说，德国人仍然支持欧盟，但2017年夏，德国伯泰尔茨曼基金会的民调显示，如果德国也启动类似英国退欧的全民公决，5成的右翼群体会投票支持退欧。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结果。不同于英国退欧，德国退出欧盟将会带来欧盟的终结。
同样令特朗普、英国退欧、和基尔特·威尔德斯的观察者们屡见不鲜的是德国选择党煽动群众情绪的招数。Amann认为，主导的情绪是愤怒。她在其书的封面上特意将德国选择党的缩写AfD 在标题中凸显出来，并引用保险公司在2016年中披露的恐慌指数，指出“恐慌情绪从未如此在一年之内迅速增长”——最具有主导性的恐惧来自于恐怖主义的袭击，政治上的极端主义，以及外来移民所激化的矛盾和摩擦。
但不同于其他民粹主义的兴起，将近120万难民在2015-2016年间的突然涌入是选择党获得选举上的成功的最直接的原因。选择党领导人谴责默克尔在2015年9月向聚集在德国边境的难民们开放国门，引起了欧尔班·维克多的排外民粹主义领导下的匈牙利强烈的反感。去年，柏林的圣诞市场发生穆斯林恐怖主义袭击，导致12人死亡，一位选择党的领导人在推特上表示：“这些人都是因为默克尔而死的 。”
除此之外，德国民粹主义还有一些不同于其他民粹主义的特征。在过去的12年里，有8年的时间，德国都在大联合政府的统治之下。所谓的大联合政府，由结为联盟的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 与基督教社会联盟（CSU），以及社会民主党所组成。这就使得心怀不满的选民们转而投向小党派和极端势力。而这种趋势被默克尔“温柔铁娘子”的作风所进一步地加强，就如能德文单词“alternativlos”所精确描述的那样：毫无选择。这样看来，反对党称自己为“德国选择党”也并不令人意外。
德国选择党在我们仍称之为东德的地方——即民主德国曾经的领土上，获得了最多的选票。这表明，一个地区的移民（或有移民血统的人）的数量与民粹主义的选票数量呈现除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为东德的移民数量是最少的。曾参与过由右翼组织示威的排外“佩吉达”运动（ Pegida，Patriotic Europeans Against the Islamization of the West，爱国欧洲人反西方伊斯兰化）的人告诉记者，“如今，在萨克森自由州几乎没有任何移民，但50年或100年之后，德国依然有伊斯兰化的危险。”因此，反伊斯兰化仍然是当务之急。
要探讨这场东德选举背后的集体意识，可能需要更长的篇幅，但这种集体意识显然包含柏林墙所遗留下的有害的遗产，而这绝非是开放和包容多元的。东德也弥漫着一种不满情绪，人们普遍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在德国被视为二等公民。当萨克森自由州的一个小镇的街头抗议被当时来访的总理默克尔完全忽视时，其中一名抗议者抱怨道：“她甚至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可以想象，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也会对希拉里说出类似的话。关注上的不平等至少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一样重要，都是将选票导向民粹主义的因素之一。
更令其雪上加霜的是，德国还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欢迎穆斯林极端分子的长驱直入，为他们提供一切国民待遇，包括像欧洲其他福利国家一样的慷慨的社会福利条款。这无疑加深了德国人的愤恨和不满。
与英国和美国不同，经济因素在德国民粹主义的崛起中只起了很小的作用。与英国和美国不同，经济因素在这里只起了很小的作用。不仅仅是德国整体经济状况良好，在2016的调查中，四分之五的选择党选民都用“好”或“很好”来形容他们的个人经济状况。选择党并不是由经济上落后的人们所支持的政党，而是集结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带着不满情绪的人们。而在这些人中， 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男性占大多数。一位在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有着领导地位的政治家告诉我，他收到的那些退党者们愤怒的抗议信通常来自医生、商人、律师或教授。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群体也使得德国的民粹主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
在选择党的领导人之中，这一群体的代表显然是那些“指定的领导候选人”。Alexander Gauland, 一位76岁的前基督教民主联盟成员。他几乎总是穿着一件格子粗花呢夹克，戴着深绿色的领带。他就像是那种年老的保守派绅士，看起来是如此英伦，以至于你能一眼认出他是德国人。Beatrix von Storch，一个尖锐、烦人的小贵族，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派的知识分子（她的外祖父是希特勒的财政部长——当然了，我们不必为自己的祖父负责）。至于威德尔（Alice Weidel），则是前戈德曼高盛和安联资产管理人，白人，金发，永远穿着干练的职业装，与她的同性伴侣，一位瑞士籍僧伽罗人导演，和她们收养的两个儿子一起住在瑞士边境。这些人与美国支持特朗普的铁锈地区的体力劳动者们，或是在英国被称为“白色面包车男子”的群体都大相径庭。
“笨蛋！问题就出在经济！”的口号完全不适用于德国的民粹主义选民们。德国的问题是出在文化上的，（我之所以用 Kultur 而不是 culture ，是因为Kultur作为一个德语单词，涵盖了普遍意义上的“文化”与民族文化认同，并且向来是被当做与“Zivilisation”——自由并富有世界性的人类文明的对立词汇来使用的）。在选举当晚，德国电视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5%投票给德国选择党的选民们都非常担忧，“德国文化和语言正在丢失。” 94%的人们认为“我们在德国的生活会被改变太多。” 92%的人们认为“伊斯兰教在德国的影响将变得过于强大。” 如同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的名言所描述的，这种“文化绝望的政治” 是由作家、媒体和书籍所共同塑造的结果，而这些人的论据与言语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德国早期右翼文化中去。这是全新的德国右翼，与过去截然不同。
梅兰妮·阿曼展示了德国新右翼中的一位出版商和思想活动家，Götz Kubitschek，他在德国选择党的发展背后的关键人物。她引用了他博客里的一篇文章，发表于最初的反欧元政党新成立的第一周。在那篇文章中，Kubitschek将其对欧元的敌意视为第一主题，而紧接着，“我们的主题（身份，抵制，对性别、党派和意识形态的批评）将会轰然而至，只要我们快速而坚定地踏上这一大门——拜难民危机所赐。Kubitschek对比约恩·霍克（Björn Höcke）在选择党内的升迁起着关键作用，后者是一位东德历史教师，其所秉持的文化悲观主义和民粹主义在1920年代不会有任何市场。而如今，除了穆斯林代替犹太人成了新的替罪羊，一切都与1920年代毫无区别。
霍克在一次选择党青年聚会上说，因为德国的出生率低，移民众多，千年以来，德国的灭亡第一次成为了一个问题。有趣的是，阿曼描述选择党的故事，不是从欧元或难民危机开始切入，而是从2009年，当时的德国联邦银行董事希洛·萨拉秦（Thilo Sarrazin）接受的一次杂志采访，以及他之后出版的名为《德国放弃自己》的书所切入的。
正如我所注意到的那样，正统的德国舆论领袖们一开始无视，继而谴责了他这本用施本格勒理论来预言即将到来的德国伊斯兰化的小册子，但却丝毫不妨碍它最终在不到九个月的时间内卖出了120万册。萨拉秦在他的地窖中保存了寄给他的数以千计的读者信件，“我无条件地尊重你关于土耳其人毫不起眼的言论。”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将那些既不会说，也不想说德语，只会伸出他们的手来索取的人踢出去？” “在德国，没有人说实话了，这真是太可怕了！”
七年之后，在今年秋季大选之前，另一本充满愤怒和焦虑的书再一次引起了争议。就像萨拉秦事件一样，这一争议不仅对作者本身所要表达的观点是有意义的，对如今的德国如何回应那些发生在1945年以前的仇恨的回响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2017年7月20日下午，德国抵抗组织企图暗杀阿道夫·希特勒七十三周年这一天，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如果你查看亚马逊的“明镜非虚构类畅销书”，排在第五名的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自然的发明》和排名第七的《企鹅：拯救我们家的一只喜鹊》中间的第六名是空着的。随后，《企鹅》被悄悄提升到第六位，第八名成为第七位，依此类推。之前的六号畅销书，希夫尔勒的一本名为《德国末日》（Finis Germania）的书就这样消失了。
发生了什么呢？仅仅是在计算书店销售量时出现的一个令人尴尬的错误吗？并不是。《德国末日》是畅销书，但《明镜周刊》（Der Spiegel）的高级编辑决定，这样一个讨厌的作品不应该出现在他们的名单上。《明镜周刊》的记者Johannes Saltzwedel早些时候把《德国末日》放在了德国广播电台和德国《自由日报》、《南德意志报》的推荐书籍上，这令高级编辑们感到非常尴尬。而围绕着这个名单所产生的争议似乎导致了更多的人们关注并购买了这本书。
《明镜》副主编苏珊·拜尔（Susanne Beyer）解释道，希夫尔勒的这本书是极端右翼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新闻杂志向来把自己看作是“启蒙的媒介”，而把这本书放在畅销书排行榜，或许会对读者产生误导。基于这样的理由，他们做出了将其移除的决定。于是，希夫尔勒的《德国末日》就被人为地放逐到了奥威尔的记忆黑洞之中。它不是一本畅销书，从来都不是。正如诗人克里斯蒂安·摩根斯坦（Christian Morgenstern）曾经说过的那样，凡是不应该发生的，就不会发生。（Weil nicht sein kann, was nicht sein darf）。
可以预见的是，这个决定的效果恰恰与预期相反。围绕这个奇怪的决定，还诞生了另一场风波，也吸引更多的人去购买这本书。出版商赚得盆满钵满，并在今年秋天的法兰克福书展上邀请选择党的主要人物霍克在安泰奥斯出版社的展位发表演讲，引发抗议，也为这本书带来了更多的宣传。这位出版商就是那个新右派的幕后操纵者格茨·库比契克（Götz Kubitschek），他从东德萨克森 - 安哈尔特州的一个村子起家，在选择党民粹主义的转向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更登峰造极的是，希夫尔勒的朋友为这本书写了后记，将2015年的难民危机描述为 “自计划到蔓延以来是如此长久，而且......由德国总理以暴动的方式触发。”
希夫尔勒的这本书，披上了德国新右翼的外衣，是如此臭名昭著。但何以后记不是由作者本人书写，而由朋友代劳呢？因为希夫尔勒于2016年秋在他的海德堡别墅的阁楼上上吊自杀了。他从未将《德国末日》送给出版商，而是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妻子和朋友在他的电脑上发现，然后转交出版的。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篇长文，名为《移民问题：关于福利国家和大规模移民的不相容性》，现在也已经发表。他的妻子和朋友认为，希夫尔勒如此细致精密地在电脑中整理其稿件，就是想要在其世后将这些文字公之于众，但谁知道呢？也许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打算的。
希夫尔勒的人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他是一个“68er”，即参加过1968年学生抗议运动的一代人，同时也是一个孤独的学者和学术怪咖 。他因其1982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地下森林》（Der unterirdische Wald ）而声名显赫。这本书描述了现代世界对数千年所形成的地下碳沉积物的劫掠，用作煤炭和石油，《地下森林》的标题相当出色地融合了当时西德对环保的关注和德国文化中“森林”的久远魅力。1994年，他制作了《二十一世纪前夕的德国人》（Epochenwechsel：Die Deutschen an der Schwelle zum 21. Jahrhundert）。这本书已经涵盖了《德国末日》中的一些主题，包括对德国对其纳粹历史的处理方式的尖锐批评——希夫尔勒认为，德国甚至使这个问题难以进入理性辩论的范围。
一年之后，“保守主义革命”（Di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发生了。这是一场围绕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五位右翼德国思想家的传记所展开的争论， 包括奥斯瓦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恩斯特·申格（ErnstJünger）。虽然希夫尔勒当时的作品仍然保持着学术风格（德国的当代学术风格，并不是笑话），但是人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他对于他狂风骤雨式的，毫无保留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在二十年后的《德国末日》中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所有这些书都是由正派的出版商出版的，但收到的评论却褒贬不一。据说，因为 《二十一世纪前夕的德国人》并没有获得其想象中的认可，希夫尔勒深受打击。之后，他成为全职教授，但很少参加学术会议，也从未成为学术界的主流。2015年，他的文化悲观主义似乎已经内化成为一种生存上的绝望，而他本人的健康问题又加剧了这一趋势——他患了癌症，也失去了视力。
在今年的争议发生之后，希夫尔勒的一些朋友告诉法兰克福汇报的一位写手，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希夫尔勒沉浸在孤独与痛苦之中，因此观点难免极端。但是他的遗孀在给法兰克福汇报的信中，言辞激烈地拒绝了这种道歉式的“他是一个病人”的解释，并坚持认为，早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前夕的德国人》中，希夫尔勒就已经采取了民族保守主义的立场。看起来，希夫尔勒本人在学术上和生活上的遭遇，都给《德国末日》带来了更为苦涩和刺耳的声调。
这就是我们必须阅读的关于希夫尔勒的这本书的背景知识。这本书仅仅由一百篇短文构成。这些文章读起来，似乎与尼采相呼应，又像是尚格愤怒时的文风。后者甚至是这本书其中一个章节的主题。但，其中几段话是无法仿效的，就像是二十世纪初的文化悲观主义者，走在二十一世纪德国街头，却以蒙提·派森式的姿态呈现出来。希夫尔勒告知我们，有“悲剧式”的民族， 如俄罗斯人，犹太人和德国人，还有不那么“悲剧式”的民族，尤其是盎格鲁 - 撒克逊人。我必须承认，在读到他悲叹 “在每一个行人区，虚无相对论的可感知的存在”时，我忍不住放声大笑。这就如同看到尼采在周末来海德堡购物的人群中徘徊的场景一样。
此外，大部分的章节都是关于今天的德国对其过去纳粹的历史的态度的。而这些内容也是最受争议的部分。希夫尔勒把他在《二十一世纪前夕的德国人》中的论点进一步推向极端，他认为，德国已经把其纳粹和奥斯维辛的历史冻结成一种绝对的“消极神话”，绝对仪式化，并充斥着Betroffenheit式的空洞表达（只是勉强翻译为“强烈的个人失望感”） ，从而将其与当代德国人的生活中的其他事物分离开来。他写道：“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更准确地说是奥斯威辛，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理性化的世界的最后一个神话。”而“一个神话是一个无可争辩的真理。”这就使得犹太人免于任何批评，而使得德国人，或者至少是“永远的纳粹”，变成了“一个开明的，世俗化的恶魔形象”。（选择党的理论家们更粗俗地将其称为 Schuldkult，“对忏悔的狂热崇拜”。）
希夫尔勒用一种近乎疯狂的决心写下自己的想法，无论公众是否能够接受（当然，我们并不确定他是否打算发表）。他认为，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克服”一个艰难的过去—这一西德所常用的短语已经成为一种国家宗教，德国人永远作为一种负面的形象，而Murat Tueremis/laif/Redux people 和犹太人永远都作为一种积极的形象出现。“第一条诫命是：除我以外，不可再有其他的屠杀。”又：“亚当·希特勒不可被任何耶稣超越，而这样一个耶稣肯定会被迅速钉死。罪恶依然存在，没有任何神圣的慈悲可以补偿。”——读者不由自主地会想知道：这真的是他的意思吗？ 这太歇斯底里了。
希夫尔勒时常为了达到如尼采般的深度而忽略了表达，用荒谬的修辞把自己绊倒。但他的真知灼见也会偶尔出现，当他将他对现代性，生态学和德国历史的研究汇总在一起时。例如，当提到“现代工程”时，他写道：“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工程是彻底的失败之一，这在二十世纪就已经显而易见：伦理上，从二战到奥斯维辛；在技术和经济上，如本世纪末的环境危机。”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否认奥斯威辛的人或反犹太主义的人会说出的话。）又如，“二十世纪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无穷的挥霍的时期......对一切的挥霍：自然资源、人、观念、文化储备等等。”
《德国末日》 以一种非常尖锐的形式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在这个八分之一的选民，在刚刚结束的大选中，出于对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担忧， 选择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国家，如何应对这种担忧。
《明镜周刊》将希夫尔勒的书从其畅销书榜单上删去的行为，是当代德国应对这种想法所采取的措施的一个极端例子：在发现一个人的表达可能被视为右翼极端主义或反犹主义观点时，就立即将其排斥在所有正统的社会之外，并用猩红色或者棕色的字母标记。纳粹徽章，对大屠杀的否认，和散播仇恨言论是为法律所禁止的，（正如Facebook所认定的那样），但是社会对一个禁忌本身，理应有更广大的文化上的，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执行力。
如今，许多人会认为，这保持德国政治和公众辩论的文明与中立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有道理的。 我发现，德国的许多年轻人都全心全意地支持这种做法。如果德国在现代人性所认为“恶”的再生上没有任何禁忌，世界的其他地方是否会更幸福呢？
2017年10月24日，柏林新的联邦议院开幕式。爱丽丝·韦德尔（Alice Weidel）和亚历山大·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被举手）坐在德国另类选区的第一排。
然而，这种措施是有代价的，而选择党的选举成功表明，这一代价正在变得越来越高昂。 希夫尔勒的《德国末日》是一个悲伤，无序，但毫无疑问思维敏捷的人在晚年所创造出的作品。简单来说，“因为你是右翼极端主义者，反犹太人，历史上修正主义者 - 因此，让撒旦跟随你，撤下畅销书名单”这样的逻辑是非常不恰当的回应。事实上，将希夫尔勒视作禁忌，实际上支持了他的观点：这确实是一个禁忌——超出了理性辩论的领域。
对右翼的思想家来说，这样的禁令相当于对他们的免费宣传，使他们成为言论自由的烈士。出版商库比契克就幸灾乐祸地认为法兰克福书展上所引发的那一场争议是极富有趣味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更多的证据表明，自由派精英对他们的尊重与关注都太少，甚至“连屁股都不会朝向我们”。更糟糕的是，他们甚至不让普通人表达他们的想法。在2016年春季，海德堡的约翰·穆勒研究所为计算自由指数而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只有5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今天在德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
因此，看到越来越多的德国知识分子提倡约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的回应方式，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在自由和公开的辩论中提出这些观点，让它们接受严格的审视，让真知灼见得以从糟粕中分离。正如穆勒所说，即使是一个错误的观点，也可能包含一些真理，而让真理之剑保持锋利的方法就是使得其能在与谬误的对立中不断经受考验。否则，即使一个观点是正确的，它也只能作为一种“偏见”而存在。
希夫尔勒身后所出版的两本书，结合其一生的工作来看，显然是难以经手住穆勒的这种对真理的考验的。但撇开他歇斯底里的伪尼采式的对《二十一世纪前夕的德国人》的“国家宗教”的空洞夸大外，我们或许能够将其视为一个有力挑战，并从中收获。距离二战结束，已经有七十多年了，如何防止德国领导人关于纳粹历史的言论沦落为空洞的仪式呢？如何让那些未曾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能够从这些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呢？如果如果第一条诫命不是希夫尔勒所尖锐讽刺地那样，那它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这答案，如同我相信的那样，是“你应该尽一切力量，来防止任何新的危害人类的罪行”的话，那遵守这条诫命的我们又应当如何行为呢？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1999年北约介入科索沃的行动时，当时的外交部长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成功说服了德国军方参与其中，以防止可能的塞尔维亚种族灭绝。或者，再退一步说，如果你不能防止危害人类的罪行，那么你是否至少有特殊的责任去接纳那些因为这些罪行而受难的人们呢？例如，2015年来自叙利亚的难民。
这场意识上的争论，当然只是与新右派和排外民族民粹主义必不可少的斗争中的一部分。而这场争论，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新上任的 “牙买加联盟”政府的总体表现——牙买加国旗代表了四个不同党派的颜色（黑色为自由保守主义及基督教民主主义的联盟党的代表色，黄色则为经济自由主义的自民党代表色，而绿色政治为绿党的代表色）。如果伊斯兰极端分子再次发动恐怖袭击，对移民和伊斯兰教的焦虑将会再度被激起，而向民众表明移民实际上是受到控制的，将会显得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德国对促进近几年新进移民融入学校，公民生活和工作场所所作出的政策的成功或失败 。他们是否能成为学者Herfried和Marina Münkler所提出的“新德国人”呢？
政治就是这样的。CSU和CDU迟早都会在移民和身份问题上有所右倾，以试图夺回倒向民粹主义的选票——就像中右翼领导人在邻国奥地利和荷兰所做的那样。即使是中间派默克尔的内政部长托马斯·德·迈兹埃尔，也在今年早些时候在“大屠杀报”的大众传播中写道：“我们不是布尔加（Burqa）”。这是一句可笑的话，可能会被解读成“给我们你的选票，而不是背叛我们，倒向选择党。”但是，在右倾的同时，如果又想要把穆斯林为主的移民融合进来，那么更重要的是要打赢这场思想与意识上的斗争，在积极的公民爱国主义和排外的新右派民族主义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
这是德国未来的文化斗争。
编译：陈风雅
翻译文章
Timothy Garton Ash, It’s the Kultur, Stupid,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7, 2017 issue.
网络链接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7/12/07/germany-alt-right-kultur-stup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