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大仁:当代中国文论的学科反思与建构的理论基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 次 更新时间:2018-01-16 18:5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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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大仁  

   近一时期,我国学界正围绕如何坚定文化自信,从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题,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我国文论界也相应提出了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命题。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能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需要对前一时期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当代文论的变革发展进程以及所存在的根本性问题,进行必要的学科反思;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找到并确立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点,有针对性地解决其中的某些关键问题,才能使其得到切实的推进。目前文论界正在展开相关问题的讨论,笔者根据自己的粗浅认识,从以下几个方面试作探讨。

  

一、当代中国文论变革发展中的学科反思

  

   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文论始终是在“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的历史循环中变革发展并不断推进的。首先是“破”,就是破除过去各种陈旧过时的文学理论观念与模式;其次是“引”,就是积极引进国外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各种新学说、新观念、新方法、新话语;然后是“建”,就是力图回应当代社会和文学发展的现实关切,寻求当代文论的重新建构。从新时期初破除过于僵硬和政治化的文论话语、致力于恢复重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到后来相继构建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主体论、新人文精神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等等,在这种不断创新探索的历史进程中,应当说从来都不缺少学科反思,也不缺少寻求当代文论话语体系重建的积极努力。特别是在1990年代之后,我国文论界先后有过几次影响较大的学科反思,也引起了较为广泛的争论。

   1990年代中期,有学者提出当代中国文论“失语症”的问题,由此引起学界的争论和反思。这是在改革开放后全方位引入西方文论的背景下,针对外国文论话语引入后逐渐在我国当代文论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导致中国传统文论边缘化的现实。在这部分学者看来,近现代以来中国文论最大的问题是“失语”。具体而言,就是我们过于迷信外国文论的先进性和普适性,盲目搬用外国文论的理论命题来建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用外国文论的观念、方法和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经验,而没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文论话语,以致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针对这种现实状况,他们相应提出了当代中国文论重新建构的基本思路,这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建构思路,对此学界展开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当然,学界也有人并不认同这样的判断,而且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并不能解决当代文论创新建构的问题。这场讨论持续了较长时间,争辩也比较激烈,在某些方面,如对20世纪中国文论现代转型发展历程的回顾,包括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经验总结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就当代文论如何改变“失语症”的现状,以及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理论建构而言,却似乎并未取得多少公认的成效。不过这场讨论的最大收获,在于唤起了文论界比较普遍的学科反思意识。

   紧接着在世纪之交,受西方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向的影响,在我国文论界也普遍兴起文化研究转向的背景下,有学者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反本质主义”问题,由此引起更为激烈的争论。应当说,这一次讨论的学科反思意识更强,“反本质主义”的倡导者首先就是针对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而提出这个问题的。在他们看来,当代中国文论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在理论话语方面,而是在更根本的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方面,是一种封闭性的文学研究,存在着严重的本质主义倾向。这种弊端在当代文艺学理论体系(文学理论教科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形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此必然祸及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因此,就有必要引入西方“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资源,对当代文论的本质主义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进行批判反思,从而改弦易辙、另寻当代文论的建构之路。为此,一些论者从各自的角度,纷纷提出了建构主义、关系主义等种种理论重建思路。当然,同样有不少学者并不认同这样的反思,认为学界对于什么是“本质主义”并没有一个准确明晰的界定,随意把某种理论学说判定为“本质主义”,未免过于简单武断。而且,反本质主义只是一种解构性的理论反思,它并不必然导致建构性的理论探讨。如果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走向极端,它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否定主义和虚无主义,并不利于当代文论的建设发展。这场争论也持续了较长时间,各种观点一直争论不已。从积极方面来看,它进一步推进了当代文论的学科反思,但从建设性成效方面来看,却并不如人意。对于一些学者提出的理论建构思路,似乎既没有形成多少共识,也很难说取得了多少实际效果。

   其后则是近一时期,在中西文化冲突日益加剧因而明确要求加强文化自信的背景下,有学者提出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强制阐释”问题,同样直指当代文论的学科反思,正在引起普遍关注和讨论。“强制阐释论”当然主要是指向对当代西方文论的认识分析,认为一直被我们盲目崇拜的当代西方文论,其实存在着研究方法上的根本缺陷,这就是场外征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随意性的强制阐释,根本无视文学本身的特点。这种文学研究的结果,当然只会是离文学越来越远,完全违背文学本身的规律。实际上,我国当代文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文论误导,同样存在着“强制阐释”的弊端。针对这一现实问题,论者相应提出了“本体阐释”的理论命题和设想,作为救治这种根本弊端的良方,并以此作为当代文论建构的努力方向。然而,学界也有不同看法,认为文学研究并不存在某种固有的研究方法,因此,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只在于如何进行研究,以及追求什么样的价值目标。目前这些问题也都还在讨论之中,能否通过这些讨论求得更多的共识和理论成果,从而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起到切实的推进作用,现在还殊未可知。

   应当说,上述一些学者提出的学科反思命题都有一定的道理,能够引起我们对一些现象及理论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学科反思,是因为需要确认学科自身所处的方位,看到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校正学科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从而建立必要的理论自觉。而且,必要的学科反思与寻求理论建构是相互作用的。如果没有后者,所谓学科反思就没有方向和目标;如果没有前者,所谓理论建构也就没有现实针对性,难以取得真正的成效。提出构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大课题,关涉到为什么要构建、依据什么来构建,以及怎样构建即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和目标来构建等问题,这实际上关涉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点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回到学科原点上来,对当代中国文论进行整体性学科反思。

  

二、当代中国文论的自我迷失问题

  

   从当今时代的现实出发,对当代中国文论进行整体性学科反思,也许可以说,这里最根本的问题,可能还不是文论话语方面的“失语症”问题,也不只是思维方式方面的“本质主义”问题,甚至也不见得是研究方法方面的“强制阐释”问题。笔者以为,这里更值得关注的根本问题,是当代中国文论的“自我迷失”问题,而其他各种问题可能都根源于此。这种“自我迷失”表现为,当代文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变革中,不断追逐某些外在的目标和理论潮流,不断追求创新拓展和理论蜕变,在埋头追逐中逐渐失去了自我主体性,失去了应有的理论自觉和自信。要进行学科反思和理论重建,就有必要正视当代中国文论的“自我迷失”问题,对此进行全面深刻的反思,找回自我主体性,重建理论自觉和自信。否则,所谓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就会缺少必要的理论前提。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文论的自我迷失,具体而言表现为以下三重意义上的迷失:

   其一,当代文论迷失了作为“文学理论”所应有的对象目标和理论功能,这是一种学科特性的自我迷失。这应当说是1990年代以来,在大众文化兴起和文学走向泛化发展的背景下,受西方文化研究转向思潮影响,当代文论过于追逐后现代文化研究所带来的问题。文学理论作为一门成熟的理论学科,自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围边界和研究目标,使它与艺术理论、文化理论等相区别。而且,从理论功能而言,既然文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人文现象,在社会文明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按照文学理论的学科职能,就理应以文学为研究对象,一方面从历来文学发展的事实出发来研究文学的特性和规律,形成一定的理论认识;另一方面,这种理论可以为人们认识文学现象提供参照,同时也能够对当代文学实践产生积极影响。在1990年代之前,这种认识在文论界并不成为问题,然而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文论发展便逐渐陷入迷误之中。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推动下,大众消费文化蓬勃兴起,文学实践趋从于市场消费,出现了向大众消费文化不断泛化发展的趋向;另一方面,则是西方文化研究转向的理论思潮被引入,并在当代文论界发生强势影响。两者彼此契合,便对当代文论研究产生强烈冲击波,导致传统的文学理论研究开始发生裂变。这种裂变可从当时颇有影响的“文化诗学”问题讨论中看出来。“文化诗学”本来就是西方文化研究转向中提出的命题,又恰好契合当时中国文化和文学泛化发展的现实,因而引起中国学界的极大关注。这个命题被引入我国学界后,出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阐释路向。一种是在文化诗学研究中偏重于强调“诗学”,即仍然重视和突出文学的审美与人文特性。之所以要借助于“文化诗学”的命题来进行讨论,是因为不得不面对当代文化和文学泛化发展的现实,从而不得不改变原来的纯文学研究格局。即便如此,一些学者仍然坚持认为,在当代社会和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可以拓展理论视野,把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认识,适度引入文化学的方法来研究,但文化诗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应当是“诗学”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与人文特性和价值问题。而另一种路向,则显然是偏向“文化学”研究。按照西方的后现代理论观念,所谓“文学性”几乎蔓延到所有文本中,因此,没有必要固守所谓文学研究,而是应当转向更广泛的文化研究。这种文化研究,只是把“诗学”或“文学性”作为某种文本因素和中介看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诸如性别、身份、种族、后殖民等社会文化问题。到后来,则干脆连文学性也不谈,完全转向研究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了。在后现代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显然还是后一种文化研究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其结果,是当代文论越来越迷失了自己的对象目标,越来越陷入后现代文化研究的迷误之中。由此而来,当代文论的理论功能也越来越弱化,既对当代文学实践发展漠不关心,也缺乏对这种文学现实所应有阐释力和影响力。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当代文论现状普遍不满,其根源正在于此。因此,要讨论当代文论的重新建构,首先需要面对上述现实,解决学科特性迷失和理论功能弱化的问题。至于当代文论研究应当以什么作为对象目标和价值目标,这个问题后面部分再做探讨。

其二,当代文论迷失了作为“中国文论”所应有的主体性,这是一种主体身份的自我迷失。这可以说是一个时期以来,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过于追逐当代西方文论新潮所带来的问题。从20世纪初以来,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转型发展的进程中,始终有一个是否需要学习借鉴外国经验,以及如何学习借鉴的问题,这是一个让国人感到十分纠结的问题。在近百年来中西文化与文学(文论)的论争中,究竟何为先进与落后,应当“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一直争论不休。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这个问题无疑变得更加突出。从新时期初文论界拨乱反正进行学科反思,到1980年代中后期全面引进西方文论,并由此引发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方法大讨论,学界普遍意识到我们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比较简单僵化,不能不承认西方文论的开放性和先进性。于是我们纷纷学习借鉴西方文论的研究方法来进行文学研究,开辟了新时期文学批评和文论研究的全新格局。进而在这种学习借鉴的基础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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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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