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农村低保与扶贫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6 次 更新时间:2018-01-15 10: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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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重点讨论农村低保与扶贫实践中的治理难题。低保和扶贫集中在我们农村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多为实物收入、现金收入,缺少准确的收入统计,并因此在低保户和贫苦户识别上存在模糊性,并因此要求通过“社区瞄准”来选择低保户与贫苦户,导致人为因素的不可避免,由此产生了基层治理难题。本文认为,在传统自给自足农业仍然存在的情况下面,低保和扶贫工作中的模糊治理具有合理性。当前低保和扶贫政策实践中,不能将不同政策捆绑,低保和扶贫则应当减少政策受惠面,提高政策支持力度。

   关键词:低保 精准扶贫 基层治理 模糊治理

   作者简介:贺雪峰,男,汉族,湖北荆门人,博士,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一、如何理解贫困

   2015年先后到浙江宁波、绍兴,江苏射阳,上海,湖北秭归、武汉等地农村调研,在每个地方都关注了农民收入问题。恰好当前全国都关注农村扶贫,我也就借此来谈一谈自己的见闻与思考。

   包括上海、浙江和江苏的农村在内,农民收入主要来自二、三产业,其中最重要的收入来自在二、三产业的务工。我的问题是,在全国已经形成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面,不同地区的农民都可以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务工机会,为何有的地方会比较富,而有的地方会比较穷以及为什么有的农户比较富而有的农户会比较穷呢?

   从现象上看,长三角的浙江、上海和江苏农村是比较富庶的,表现就是农民建有比较好的住房,消费水平很高,生活质量也很不错,村庄中很少有光棍,且村庄低保户很少。中西部地区,农民往往住得较差,即使建了楼房,楼房内部装修也往往十分简陋。山区农村多光棍,且低保户比例很高。那么,在全国已经形成了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面,不同地区的不同农户的收入或经济状况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大概说来,如果仅仅考虑务工收入,仅仅从劳动力方面考虑,则以下一些方面会对农民收入差异造成影响:第一,家庭劳动力的数量,第二,家庭劳动力的质量,第三,家庭劳动力的分工组合,第四,家庭劳动力的倾向,包括生活态度、储蓄倾向、消费习惯等等。

   在已经形成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决定家庭收入机会的最重要指标就是家庭有多少劳动力,而家庭劳动力数量又是与家庭周期有关的。一些最好的家庭周期中,父母还不老,子女又已成人,全家都是劳动力,父母+儿子媳妇,四个人在城市务工,年收入超过10万元是很轻松的事情。如果年收入超过10万元,在中西部地区,大概二、三年就可以建起一栋二层的小楼。即使在沿海发达地区,几年积蓄也是可以很快改变家庭状况的。

   从家庭劳动力的质量上讲,如果不只是在普工市场上寻找机会,而且有一定技能和专长,年收入就会更高一些。一般来讲,越是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越是较少在普工市场上寻找就业机会,而多到技工和管理层寻找机会。其中原因一是受教育程度可能更高,二是机会也相对较多,因为存在着各种亲朋好友的地缘关系机会。

   家庭劳动力的组合方式是指这个家庭如何进行家庭分工。一般来讲农民家庭都是三代,年老父母、年轻夫妻、年幼子女,其中一种普遍的家庭劳动力的分工模式是年轻夫妻在外务工经商,年老父母在家照顾子女,兼顾农业,但在一些地方,年老父母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照顾孙辈,而年轻夫妻中或妻或夫留守照看子女。

   劳动力倾向中最重要的是储蓄倾向。一种标准是够吃就行,则每年进城打工几个月,收入够了就回家过日子;另外一种标准是有更大的预期收入,所以投入更大精力来谋取收入,用更多时间于务工而不是休闲。上海市郊农村,农民务工一般都是“八小时双休”的标准务工模式,即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休息两天,不加班。不加班的务工只能获得每月2020元的最低收入。在上海市郊农村调查发现,大多数上海市农民都是这种最低工资模式。不过,只要有了最低工资,上海市郊农民就可以由企业缴纳社保,他们在退休后就可以拿到社保金。而外地来上海的农民工大多不关心社保,希望最好将社保金连同工资一起发给自己,变为现金。而且,外地来上海务工的农民工极少“八小时双休”,而大多是通过加班来获得较多收入。再比如,浙江人评价贵州农民工不会精打细算,每到拿到工资的日子贵州农民工都会大吃大喝,将到手的钱都吃喝掉了,没有储蓄下来。能挣会花当然也是很难存到钱的。

   决定农民家庭收入的,尤其是决定不同区域农民家庭收入差异的,不仅仅只是参与到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家庭劳动力的状况,而是有比之广泛得多的内容。举例来说,沿海发达地区有众多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的收入主要是靠经营资本而不是靠打工。在沿海发达地区,一些富裕村庄有大概10%的高收入群体就主要是办厂经商,而不是靠务工。这部分人的收入高,对同是熟人社会的其他村民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村庄产生的办厂经商老板群体都是村庄熟人社会成员,大家不仅相互熟悉,而且往往存在血缘联系,是朋友关系,亲戚连亲戚,朋友连朋友,因此就可能更多的相互帮助。另一方面,老板群体提高了熟人社会中的消费水平,从而对村中其他村民造成了巨大的消费压力。

   当然,即使是沿海发达地区,绝大多数农户家庭也是要靠劳动收入,甚至是要与全国农民一样进入到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这个市场不大认劳动力来自哪里,是什么地方的人,而只认这些劳动力是否符合自己的要求,能否完成劳动要求。沿海地区农户的优势也许在于,他们不需要远离家乡就可以在附近找到务工机会。

   决定农户家庭收入差异的另外一个因素是人地关系。当前全国绝大多数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已经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即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龄比较大的缺少进城务工机会的老年父母留村务农。土地越多,务农收入机会就越多,农民家庭收入就越高。在人地关系极为紧张的地方,农村老年人缺少从农业中获取收入的机会,家庭收入过于依赖子女进城务工,家庭就可能比较贫困。不过,正如所有事情都有两面性一样,往往是人地关系越紧张的地区,农民越是早进城务工经商,这些较早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更有可能致富。一些土地比较多的农村地区,农民家庭有不错的农业收入,因此迟迟不愿外出务工经商,从而造成了他们对市场的适应能力更低。人均耕地低于一亩,高于二亩以及高于五亩,都可以对区域农民收入及进城务工形成极其重要的影响。

   教育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教育包括两个重要的层面,一是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是有能力在务工、经商中占据有利位置,获得更高收入。相对来讲,沿海发达地区较容易受到更加良好的教育;二是受教育的便利程度。沿海发达地区不仅经济发达,而且也是人口流入地区,人口密集,学校密布,接受教育比较便利。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山区,人口大量流出,地广人稀,学校就集中到了县乡,村一级撤点并校,甚至小学生也要到很远的地方上学,中学则可能只有乡镇才有,好一点的学校都在县城。为了子女接受教育,年轻父母就必须远程接送甚至要陪读,这样就失去了一个本来可以进城打工的务工收入。而且,中西部地区农村教育资源的稀缺以及与分散农户家庭对接的困难,造成了教育的低质量。中西部农村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是与沿海地区造成就业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还可以罗列出更多农民收入差异的区域原因来。

   决定农户是否贫困的标准很难简单划定。若从外在指标看,比如家庭储蓄、住房、日常消费水平,低保户的数量,光棍的多少,都是很重要的指标。不过,最重要的指标则在发展能力上面。贫困更多不是收入与消费水平,而是是否具备发展能力,尤其是代际之间传承的发展能力。

   从住房上看,北方农村的农民几乎将所有收入都用于建房,建一栋高大的楼房是农民几乎终极的目标,生活却十分节俭,以至苛刻的地步。2004年到陕西关中的武功县调研,农民说他们不喜欢吃肉,一个农户,住高大楼房,全年却只买了五斤肉。现在关中农民不吃肉的消费习惯依然未变,不是真地不喜欢吃肉,而是认为“天天吃肉,再大的家当也要吃垮”。西南地区的农民就会对北方农民的节俭不可思议,认为人生一世,不吃不喝有啥意思?再困难也得吃好一点。所以贵州农民到浙江打工,一到发工资的日子必要大吃大喝。前不久到湖北秭归农村调查,一对老年夫妻都已70多岁,一个45岁的儿子是光棍,刚杀了两头各重250斤重的年猪,被问杀两头猪是不是太多了?她回答说,两头还多?人均还不到一头呢!的确,在靠近重庆的鄂西南地区的湖北恩施、宜昌,一户杀二、三头年猪的消费习惯一直如此。再穷也得吃肉。在长三角的浙江、上海农村,农民生活上比较节俭,精打细算,但绝对没有到了象关中农村生活苛刻的地步,而是吃得不错,穿得不错,住得也不错。

   在湖北秭归调查发现,秭归很多农户都花10多万、20万元建了不错的楼房。吃得又好,又建楼房,应该是不贫困了。不过,几乎所有农户手中都没有多少存款。秭归农村是山区,农业收入当然不高,但正因为是山区,所以更早出去打工,打工是可以挣到钱的。调研的两个村,村中年轻人主要是到城市建筑工地上干比较脏和累的活,他们说,这样的活比较自由,也比较能挣钱,至少要比在工厂流水线上自由多了。不过,在工地干活,往往日工资高,年收入却不一定高,因为工地干活没有保障,往往是一段时间有活干,一段时间没有活干。尤其是,很多人每年只干半年活,还有半年时间在家休息,因为半年干活挣的钱够全家一年吃喝了。秭归农村,农民建房90%以上是要借钱的,房子建起来了就要赶快还清借款,这个时候,全家动员,以赚钱还债为首要任务,这个时候的农户打工是最能挣钱的。一旦还债了债务就不用再拼死拼活打工,就早点回来过春节,晚点出去务工,一年外出务工也就只半年时间了。

   秭归农村不仅吃肉多,吃得好,而且人情极多,也极大。农户收入的几乎1/3用于人情开支。我们访谈的几个村干部,几乎每年收入的1/3要用在人情上,一年送出去的人情竟要1~2万元。一般农户一年所送人情大约也要占到家庭总收入的1/5,送出去的人情要五、六千元是最少的了。调研中,有些农户办红白事收到的礼金竟然可以达到七百份,少的也有一百多份,农户的人情往往是在超过一百户的范围内进行的,所以,农户的人情频繁,农民收入都吃了酒席。为什么要办那么多的酒席及为什么要参加那么多人情?秭归农民的说法是,不参加人情,再见面不好意思。人活着总得有几个朋友,总要在乎别人的评价吧。这个意义上,秭归农民是生活型的,今天过好今天的日子。在秭归农村调查,发现有不少农户买3万多元的面包车作为代步工具,而他们的家里几乎没有积蓄。他们买车仅仅是为了方便,不是为了给别人看。在长三角,农户买车一定要买好一点的上档次的车,不然就不如不买,因为车的档次太低没有面子。是汽车的消费功能而非其实用功能决定了长三角农村的农民买与不买车。成都满大街都是作为代步工具的低档车,这与成都人讲求生活的“安逸”是有关系的,秭归农民也很讲究生活的“安逸”。

   秭归农民即时收入即时消费,收入多则消费大,收入少则消费少。农民有一套很重要的自身调节机制,从而出现了他们很少有父代为子代积蓄,子代可以通过剥削父代来获得发展能力的机制。其最严重的后果是,在全国性的婚姻市场上,因为子代无法获得父代经济上的支持,而很难在婚姻市场上成功,所以光棍越来越多。而且,一旦农民家庭遭遇天灾人祸,缺乏抵抗的能力,所以低保户就更多。因为即时消费,子女可能受到的教育就相对较差,从而就更加缺少发展的能力,等等。

决定农户家庭积蓄的主要因素是收入与消费的剩余,收入越多,消费越少,储蓄就越多。目前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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