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壮:克隆人技术对宪法价值的冲击与立法应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5 次 更新时间:2018-01-15 0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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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凡壮  

   摘要:  克隆人技术发展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可被用于"生育"孩子、治疗疾病和怀念故人。但克隆人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对宪法上的生命价值、人的尊严、社会和家庭秩序构成强烈冲击,需要积极予以立法应对。在克隆人技术的立法过程中,应当以宪法上的生命与人的尊严为价值基础,遵循宪法上的法律保留原则、民主参与原则、法律明确性原则和比例原则的要求,在相互冲突的宪法价值中寻求必要的平衡。展望未来,我国应当以生命和人的尊严为价值基础对克隆人技术立法进行合宪性调整

   关键词:  克隆人技术立法; 生命与人的尊严; 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明确性原则; 比例原则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末生命科学的三大突破———基因工程、人体基因组计划、克隆技术兴起, 预示着21世纪会成为生命科学的世纪。[1]以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生命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人类已经开始迫切地想用科技去改造、甚至创造新的生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生命技术便是克隆人技术。通过克隆方式产生一个孩子, 在很多情况下是很具有吸引力的。克隆人技术可以作为生育孩子的方式, 对于不孕不育的夫妇或想过单身生活的人, 克隆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生育选择。对于一方具有基因遗传病的夫妇, 若其不愿让孩子冒携带遗传病的风险, 通过克隆人技术, 可以克隆没有携带遗传病的一方, 产生克隆孩子。克隆人也能被用于扩大非传统的家庭选择。克隆人是同性生育的重要突破, 有助于实现同性恋者的生育权。比如, 纽约的一个同性恋活动组织克隆权利联合战线 (Clone Rights United Front) 反对纽约禁止克隆人的立法提议, 认为克隆人是同性生育的重要突破。在有些情况下, 生殖性克隆人技术可能被用于产生一个孩子, 以寄托父母对已故的孩子的思念之情。有些父母可能为了寄托对故人的怀念之情而希望克隆他们已故的孩子。[2]克隆人技术在医疗方面也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在治疗性克隆技术方面, 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对人类克服诸多疾病带来希望, 比如阿尔茨海默氏症、帕金森氏症等历来难以克服的疾病有望得到缓解。并且, 在当前诸多病人需要的人体器官极度短缺的情况, 治疗性克隆技术通过对胚胎干细胞的引导, 能够使其发育成人体所需要的器官。但正如有学者适切地指出, 现代科技的发展虽然给宪法价值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同时也对宪法价值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冲击。[3]克隆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 对宪法保护的人的价值也构成强烈地冲击和威胁。而如何对迅速发展中的克隆人技术予以适切地法律规制便是本文的核心命题。

  

二、人类克隆在技术上的可能性

  

   克隆是由一个个体通过无性繁殖方式产生的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后代个体组成的种群。[4]P283克隆是从英文的“clone”一词音译而来的, 而英文的“clone”是源于希腊语的“Klon”。“Klon”在希腊语中意思是“细枝”, 希腊人了解到折下有些树的枝条予以栽培, 将会复制该树。[5]P17“克隆”这一最初与园艺学相关的概念后来被用于描述动物的“无性生殖”。克隆被用于描述人的无性生殖时, 出现了“克隆人”、“生殖性克隆”等概念。人或动物的克隆有多种方法, 主要包括卵裂球分离、胚胎分裂和细胞核置换。卵裂球分离是通过分裂细胞期胚胎 (如2-8细胞期胚胎) , 使其形成多组相同的卵裂球, 进而发育成多个相同个体的一种克隆方法。胚胎分裂是通过将有性生殖产生的受精胚胎分裂为两个或多个胚胎以产下具有相同基因组的人工双胞或多胞胎。细胞核置换是指将成年供体细胞 (体细胞含有完整的染色体) 的细胞核转移到去核的卵子细胞 (卵母细胞) 。通过细胞核置换技术进行克隆的基本过程为:从体细胞内取出细胞核置换到去核卵子中, 通过电击使得细胞核与去核卵子融合发育成胚胎、随后将胚胎移植到子宫发育成新的个体。克隆羊多莉便是运用细胞核置换方法产生的。本文探讨的克隆人技术是指运用细胞核置换方法产生克隆胚胎用于提取干细胞从事治疗研究或用于产生新的人类个体的技术。

   克隆一词运用于人类的时候, 存在“克隆人”、“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等概念。“克隆人”是比较常用的概念, 通常在两种意义上被使用, 作动词时指运用克隆技术产生人类个体的尝试, 作名词时指通过克隆技术产生的人。治疗性克隆是以治疗为目的, 借助克隆技术产生胚胎干细胞。[6]生殖性克隆是指运用细胞核置换方法产生一个新的人类个体, 相当于动词意义上的“克隆人”。生殖性克隆的基本过程为:从人体细胞中取得细胞核, 将妇女的卵母细胞去核, 通过电击等方法使得体细胞细胞核与去核卵子融合, 使其发育成人体胚胎, 然后将该胚胎移植到妇女子宫内进一步发育成胎儿, 进而产生克隆孩子。生殖性克隆与人类传统的有性生殖截然不同。有性生殖是通过精子与卵子结合为受精卵, 发育成胚胎进而形成胎儿、产生孩子的过程。此种方式产生的孩子的基因来自提供精卵的男女双方。生殖性克隆是一种无性生殖, 没有精子和卵子的结合, 克隆孩子的基因结构几乎完全复制了供体的基因结构。克隆人技术与动物克隆技术在技术上是一致的。可以说, 克隆人技术的最初发展体现为动物克隆技术的发展。1938年, 德国生物学家汉斯·斯佩曼 (Hans Spemann) 提出通过细胞核置换技术进行动物克隆的设想。1952年, 美国胚胎学家布利格斯和肯恩成功克隆青蛙早期胚胎细胞。1958年, 英国生物学家约翰·格登的研究团队成功克隆蝌蚪。1996年7月5日, 英国的威尔慕特用成年羊体细胞克隆出克隆羊“多莉”, 打破了科学界关于细胞分化不可逆的想法, 很多其他的哺乳动物相继被成功克隆出来。2001年11月, 美国一家先进细胞技术公司成功克隆出人类胚胎。[7]P1-22015年12月, 据法新社报道, 中国已经掌握了最先进的克隆人技术, 从事人的克隆已经在技术上完全可能。


三、克隆人技术对宪法价值的冲击

  

   作为20世纪末生命科学革命重要的突破之一, 克隆人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其能够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对宪法保护的价值带来了巨大冲击。

   (一) 克隆人技术对生命价值的冲击

   克隆人技术的研究首先给宪法上生命权的价值带来巨大冲击。克隆人技术的发展会在医学研究领域带来突破, 尤其面对当前用于器官移植的人体器官极度匮乏的状况, 治疗性克隆技术的发展对解决这一问题具有广阔的前景。但治疗性克隆研究的过程需要从克隆胚胎中提取胚胎干细胞, 必然要损害用于研究的人类胚胎的生命。在医学研究领域, 科研工作者以治疗疾病和保障国民健康的名义故意损毁胚胎, 对宪法上生命权的价值构成侵害。在生殖性克隆领域, 克隆人技术目前还不成熟, 克隆孩子可能面临严重的人身健康和安全方面风险。动物克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可以说明这一点。动物克隆过程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一, 成功率很低。动物克隆技术尽管已经取得重要的进展, 但其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便是其成功率很低、克隆出来的动物可能存在生理和免疫方面的缺陷。有学者指出, 动物体细胞克隆的成功率很低, 目前公认的成功率在1%-3%, 克隆胚胎移植后的出生率平均不到10%。[8]在277只克隆羊实验中, 只有一只羊 (克隆羊多莉) 得以存活。[9]P811第二, 基因异常、疾病与畸形。动物克隆的过程中时常伴随着疾病或遗传性畸形问题。20世纪50年代对于青蛙的克隆实验有时会出现遗传性畸形。在德克萨斯州的格林纳达公司曾经运用分化的胚胎细胞对牛进行克隆时, 有些克隆出来的小牛异常大, 有些出生时便重达180磅, 比正常75磅的出生重量的两倍还多。并且, 有些克隆出来的小牛伴随着疾病, 比如糖尿病、心脏肥大, 有18%-20%的克隆牛, 出生后死亡了。克隆羊多莉诞生后, 克隆多莉的科研团队利用胚胎细胞进行转基因动物克隆。这次试验中, 团队将羊的胚胎细胞的DNA转移到425个去核卵子中, 有14个成功受孕, 最后只有6只羊成功被克隆出来, 有些羊的重量是正常羊体重的两倍。实验中的高死亡率预示着克隆可能实际上会破坏细胞的DNA。此外, 克隆人也可能面临分化细胞基因片段的重新排列, 此类重新排列会使得克隆人产生问题。[10]P651-652第三, 过早老化问题。当前科学界没有研究清楚细胞老化的过程, 通过克隆技术产生的克隆孩子很可能会遗传供体的年龄或基因钟, 这可能导致克隆人是短命的。克隆动物成功率低、畸形问题和早期死亡问题意味着通过克隆人技术生产人类个体也会面临同样的遭遇。而有意制造可能有缺陷的人, 这是对人的生命权的侵犯。

   (二) 克隆人技术对人的尊严价值的冲击

   克隆人技术也对宪法上人的尊严价值带来了冲击。克隆人技术会改变“人”的生物学基础, 对宪法上的“人”和“生育”的概念带来冲击。对人类传统生育方式的第一次重大挑战是人工辅助生殖技术, 由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改变了传统生殖领域中性交生殖的基本模式, 其最初的发展面临社会的重重阻力, 随着第一个试管婴儿的诞生, 人们逐渐接受了这一新的人工辅助生殖方式。而当前的克隆人技术将会更加深刻地改变生育观念中关于“人”的基本概念, [11]因为通过克隆人技术生育的孩子与传统生育方式和当前人工辅助生殖技术产生的孩子具有本质的差别, 其不是基于精卵结合的产物, 而是对已经存在的基因的复制。克隆人技术能否作为一种新型的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已经不是一个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的问题, 因为哺乳动物克隆技术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了克隆人技术已经具有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尽管其安全性目前仍然被人们所担忧。克隆人技术能否被不孕不育的夫妇用于产生孩子已经成为一个在价值观念和法律规范领域应不应当允许的问题。这便需要重新审视传统宪法上的“人”和“生育”的基本概念。宪法学必须要回答通过克隆人技术产生的克隆人是不是宪法上的“人”, 通过克隆人技术产生一个孩子是否在传统宪法上生育权的保护范围。在宪法上是要坚持关于“人”和“生育”的传统观念, 对克隆人技术持一种保守的态度, 还是要随着克隆人技术的发展对宪法概念的内涵作出适当地调整, 以积极的姿态拥抱克隆人技术, 这也是宪法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这一问题对于当前的宪法学提出了挑战, 一方面, 宪法学并没有做好充足的理论准备, 对于什么是宪法上的“人”并没有形成稳固的宪法基础理论, 对于宪法上生育概念的生物学基础也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另一方面, 克隆人技术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 对这一日新月异的技术做宪法学上的判断, 需要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 并且判断的过程必然具有极大的推测性和不确定性, 比如克隆人技术对克隆孩子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其实难以形成确定性的科学证据, 对其进行判断必然是具有推测性的。

生殖性克隆还涉嫌侵蚀人的自主与自由意志, 侵犯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生殖性克隆方式产生的孩子会丧失掌控自己生活和个人信息的能力, 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NBAC观察指出:细胞核置换的克隆, 在某种程度上, 为完全控制一个孩子的发展的重要方面 (基因) 提供了可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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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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