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读者研究不应是文学研究的副产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 次 更新时间:2018-01-15 00: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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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声  

   最近,筑摩书房出齐了《前田爱著作集》,六卷,开本比大三十二还大些,每卷五百页上下,书脊厚厚的,装帧淡雅,摆在书架上煞是好看,诱人取下来一读为快。于是,从中读到《从音读到默读》一文,副题是《近代读者的形成》。

   此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号《国语与国文学》杂志,一九七三年与其他论文合编为《近代读者的形成》,由有精堂刊行。二十多年过去,新闻学教授山本武利为《前田爱著作集 第二卷近代读者的形成》作解说,断言这部论著仍旧是最高水平的:“读者研究从来都不过是文学研究的副产品,以读者研究本身为目的的著书在日本还不曾有过。《近代读者的形成》,如题目所示,是日本第一本揭出读者研究旗号的著作。岂但是第一本书,而且时至今日,犹未被后来的研究者超越。”

   日本的文学研究者意识到读者问题,举为研究领域之一,肇始于一九五〇年代后半。按照前田爱的看法,外山滋比古一九六一年发表的《修辞余像》应算是正规读者论的嚆矢。外山滋比古是英国文学教授,另著有《近代读者论》(三条书房一九六九年刊),在该书后记他述及当时读者研究状况:“文学上的读者论方法或读者的研究,在我国几乎是无所关心,在海外也不过才对其苗头略为注意,虽然还处于这种阶段,但我认为现代社会的变化正日趋要求确立读者论方法。”以往的文学研究,对于出版问题、活字问题、读者问题是极其冷淡的,然而,要把握文学的社会基础,非研究读者不可。以读者研究为媒介,才能把微观的文学与宏观的社会置于同一次元来论证。尤其探究近代文学的形成时,更必须重视这些文学的外部“制度”。前田爱就是在研究近世后期通俗文学(所谓戏作)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触及读者和出版的问题,从萨特的《何谓文学》、里斯曼(Riesman,David)的《孤独的群众》、艾斯卡尔比(Escarpit,Robert)的《文学社会学》等论著得到启示,借助于利维斯(Leavis)等人的方法论,营构了他的第一篇纯粹的读者论《从音读到默读》。以此文为先导,进而又撰写一系列论文,试图从三个位相——作者的读者意识、出版机构的构造、读者的享受相,立体地突现读者层的实态。前田爱的读者论内涵媒体论、传播论、文化身体论等,一方面从社会学角度探究实在的读者层和读者意识,另一方面在“文”的表现中捕捉那个时代的“社会”。他广征博采,从当时的作品、日记、回忆、书信、自传及报纸杂志等大量资料中索隐钩沈,力图再现近代文学读者的生态与风貌。有人说日本学者搞研究常常抓小题目,重视实证,含含糊糊地尽可能不下论断(如《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武安隆、熊达云著,六兴出版一九八九年刊),这种现象可能是出自日本人的性格,而前田爱正是凭不厌其烦的实证作业名噪一时,使日本的文学研究进一步从思想性裁断和观念论美学脱出,他的读者论也得以保持其价值,不因时势推移而湮没。

   《从音读到默读》是前田爱读者研究的代表作。他说:“在现代,一般都认为小说是一个人默读的,他人不参与其间,但偶尔会遇见年迈老人用一种奇怪的抑扬顿挫音读报纸的情景,不禁让人料想这种默读的读书习惯普遍化为时尚浅,不过才两代、三代吧。试从日记、回忆录之类资料中探求一下明治时代的读者状态,就会惊讶于那时人们还依恋着音读的享受方式,其根深蒂固超乎我们的想像。”这让人蓦地想起鲁迅的三味书屋——

   先生在书房里“大声道:‘读书!’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读书——人类所独具的文明行为,也具有历史性,而“从音读到默读”是读者形态的最大变化,不但汉字文化圈,整个世界的读书史都经历了这一过程。与前田爱发表《从音读到默读》同年,加拿大社会学家麦克卢汉(Mcluhan,Herbert Marshall)出版《谷登堡的银河系——活字人的形成》,也说到“古代和中世的阅读全是以音读进行的,伴随印刷文化,眼睛加快了速度,声音被迫沉默了。”英雄所见略同,是因为他们都受惠于美国社会学家里斯曼的著作,不过,二人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对象各走一路,前田爱寻究的是明治初期新的文学读者的形成。

   里斯曼曾试图从与清教主义的关联上探讨默读习惯的成因,说过:“其实,甚至在谷登堡出现以后,到现代的读者方式普遍化仍花费了漫长时间。书籍即便是独自读,也出声地朗读;自己随便按发音拼写文字(直到约翰逊博士的辞书统一了正字法)也显示了这一点。把印刷的行倾斜,头像梭子似地迅速转动,默默地、不显山露水地、私下地阅读,学习这种读法的——这的确像他们——是清教徒。这种时代较晚才开始的印刷的书籍像外向之门一样打开了内向之门,把人从他人存在的喧骚引向孤独。”

   公元三五四至四三〇年在世的奥古斯蒂努斯( Aurelius Augustinus,即奥古斯丁)的著作《自白》(现通译《忏悔录》)中有这样的描写:“他读书时,眼睛在纸面上驱驰,心里捉摸着意思,但不出声,舌头也不动。”可见那时已经发生了默读现象,但一般习惯是读出声来,默读要令人少见多怪的。有欧洲学者主张,默读首先兴起于古代后期的基督教界,七世纪至十一世纪在不列颠岛的,随后在大陆的修道院抄写室传开,十三世纪波及大学和经院学者们,一个半世纪以后在世俗的贵族阶级中间普及。实际上,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最普通的民众仍离不开音读。

   音读是书面文字从口头语言发展而来的原始现象。声音转换为文字,但习惯于听说的人们还需要读出声,把文字再变回声音,借助耳听来理解意思。尤其是书面未显示说话时的间歇,更障碍理解,使读难以无声化。罗马时代的文书字面是连成一气的,在英吉利、爱兰尔,八世纪出现单词断开书写的文献,默读普遍化才具备了前提条件。句逗原本是基于发声,而非句法。句逗成为一种技术,乃至即学问,使“读书人”乐得借以垄断知识,恐怕是口头语言与书面文字愈来愈脱节的结果。即使在读书方式已彻底演化为默读的今天,音读的残迹也随处可见,人们不是常常说文章“顺不顺口”么,据说作家们一时把握不住写得如何,也要“读读看”。孩子刚刚捧起书本时,一定要放开调门儿朗读,这正是从音读向默读的过渡,是人类读书形态史的缩影。

   前田爱把“音读”分为两类,一类是“朗读”,作为传达手段或理解的补助手段,再一类是“朗诵”,是为体会文章的韵律而朗朗诵读。这里的“朗读”,主要指的是民众的阅读行为。明治初年“朗读”还普遍存在,如《山川均自传》所记:“每晚,父亲读得津津有味,母亲做着针线,姐姐织着东西,全家人一起听。”一人读众人听的读书方式乃基于民众的读写能力低下,并且与日本“家”的生活样式(缺少私生活天地)有关。当时的通俗小说等文学样式具有民众文娱的特性,正是与这种共同享受的形态相适应。那时小说还不是个人鉴赏之物,而是家族共有的教养食粮和娱乐对象,其读者层大大超出识字者的限界。在某种意义上,说书也可算是一种变相的读书(听书),是共同读书在市民阶层的社会化,商品化。

   家庭共同读小说的享受形态,令人联想到五、六十年代全家人收听一台收音机消遣的情景,而现在晚饭后聚集一室收看一台电视是普遍现象。但小说的享受形态由共同向个人嬗变要缓慢得多,二者曾长期共存。小说逐渐封闭于一个人阅读的世界,除了它本身的演进与影响,也意味着家庭合作性与亲密感的式微。

   “朗诵”是明治时代念汉籍的青年(所谓书生)们的特征,在学校、宿舍、政治结社等精神共同体内创造叙事诗般的享受场,大概是一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在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氛围。与之相应,文学样式是汉诗文、政治小说等。显然,这样的读书不同于隐遁的、孤独的读书,在酒馆、沙龙等集团性场所的朗诵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与纽带。日本近代化之初,汉诗文曾起过巨大作用,可以说默读的确立也伴随着对汉诗文的疏离。汉诗文铿锵上口,韵文不消说,甚至散文也本来是为诵读而写的。南宋杨与立幽居诗“柴门阒寂少人过,尽日观书口自哦”之句,活脱脱一幅“音读图”,中国读书人就这么自我陶醉了千百年,直至三味书屋的老塾师。日本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始实施新教育,但由于父兄之间尊重汉学之风犹盛,子弟放学之后往往还要在家庭或私塾学习汉籍。前田爱说,诵读汉籍这一学习课程,是通过反复放声念语言的音响与韵律,将不同于日常语言的精神语言——汉语的形式刻印在幼小的心灵上。虽然不理解意思,文章的音响与韵律却几乎能从生理上领会。这种诵读训练出来的青年们,具备大致等质的文章感觉和思考形式,就可能超越出生地、出身阶层的差异,沟通同属于精英者流的连带感情。而且,以对于汉语的音响与韵律的感受能力为前提,朗诵汉诗文的行为也具有增强这种连带感情的作用,恰如使用方言能强化生活在同一地域社会的人们的亲近感。

   日本有一种文娱形式,叫“诗吟”,是朗诵汉诗文的遗风。“诗吟”常与“剑舞”相配,并伴以筝、十七弦、尺八等,听来颇令人发思古之幽情。英语学教授渡部升一曾说到:“有人以为中国人不像音读那样读汉诗很有点怪,但其实古时候的诗的朗咏法在中国早已经失传。王维的《辋川集》中有‘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长啸’的意思一定是朗咏。在美国的大学,我曾与一位台湾来的老文学家同宿,请他演示一下长啸是什么样,可他答道:‘如今全都失传了,没人知道,也没法知道。’于是我写了一首李白的诗,用日本式的诗吟朗诵给他听。那一定是稀奇古怪的情景,在美国的大学宿舍里日本人给中国的中国文学教授吟唱李白的诗。既然长啸的传统在发源地中国已断绝,我们就只好把诗吟作为现存的长啸法了。”(《古语俗解》文艺春秋一九八三年刊)这里“长啸”是否“一定是朗咏”且不说,而关于音读诗文的方法,念过私塾的老人们大概还会依稀记得吧。

   “在日本,活字以前的木版时代相当长,并不是从口承时代一下子就进入活字时代的。木版印刷虽然是印刷物,却大量残留着口承传统,印刷的语言能还原为肉声,实际是被出声地读。”(前田爱《近代文学与活字世界》)活版印刷术以前的木版整版印刷年代大体相当于音读时期,活版印刷与木版印刷交替的明治初年,印刷的文字还不能作为独立媒体充分发挥其机能,而兼带复制或再现口头传播之手段的作用。就是说,活字既作为个人的传播样式起作用,又常作为以家庭共同体、地域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等集团为单位的传播样式起作用。

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发达,“一篇文章忽地化作数万印刷物”(近代文学家坪内逍遥语),一个读者可以得到更多的书,一种书可以拥有更多的读者,“自个儿读自个儿的”,读书完全变成个人行为,读者对出版物的接触形态由音读彻底转变为内向的默读,近代读者因之形成。电影有观众,广播有听众,就抽象的概念来说,读者与观众、听众是一样的,但不缀以众字,好像也透露着读这种行为的孤独性。读书形态的转变,一方面影响到作者的文章感觉及作品构成,另一方面也促使读者的欣赏方式(享受相)由吟味抑扬顿挫的形式美移向形象的把握。就艺术表现的手法和特色来说,基于话本的古典小说宜“(音)听”不宜“(默)读”。骈四俪六的鉴赏角度在音读,“锦心绣口”,难怪默读的读者们往往要觉得言之无物了。汉字既有象形,也有摹声,所谓“义存乎声”,过去时代的人们读得“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想来也半是沉醉在汉字的音响所塑造的意象与境界里。尤其是那些拟声拟态辞语,对眼的愉悦确实远不如耳。明治时代老派读者对言文一致体抱有反感,理由之一是“韵律欠如”,音读不成了,“欲读嗟如钳在口”(苏轼《石鼓歌》),对此,言文一致运动倡导者山田美妙(一八六九——一九一〇)敦促读者们改变鉴赏方式,因为言文一致体小说不着想于音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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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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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1992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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