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陈寅恪与钱锺书“论韩愈”之评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7 次 更新时间:2018-01-12 12: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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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一旦加入情感因素,结论对论证的主导作用就会最大程度地凸显出来。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克提出了“情感启发式”的概念,认为人们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世界观,你的政治倾向决定了你对各类论证的看法,即它们是令人信服的还是难以服众的。

                                                  ——丹尼尔‧卡尼曼(1)

  

  

   一. 宏大叙事的论述与具体问题的集释

  

   韩愈一向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重头人物,20世纪中国两个博学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和钱锺书都研究过他。陈寅恪的《论韩愈》(1954)向来被认为是韩愈研究中的重要论文,但此文一发表,当时就引起学界的批评反应,这些批评并不是政治批判而是纯学术的讨论。直到今天,韩愈研究中“尊韩”和“非韩”两派的争论始终没有统一的意见,陈寅恪的文章作为现代“尊韩”一派的代表作,它事实上是粗疏空洞、感情胜于理性的作品,然而直到今天它还发挥着影响力。学术界对陈向来是崇拜为主,对其不足不愿详细讨论。

  

   凡成就卓著、学殖深厚的大学者,一旦为某种道义所使、激于现实压迫而自负任气,或感情用事,或轻率表态,而形成一种结论,必陷于捉襟见肘的学术陷阱。陈寅恪的《论韩愈》大略如是。

  

   比较而言,钱锺书在《谈艺录》(1948)里论韩愈的三篇专论,则远较之严谨中肯。陈、钱两位一治史学,一治文学批评和文化史阐释,所研究的主题少有交集之处,恰巧有“韩愈”这一重要题目两人都曾经用力过,放在一起比较评说,从中会看出很多微妙深刻的区别。

  

   陈寅恪在1949年之后所写的论著不多,最重头的是被誉为“心史”的《柳如是别传》,但在新政权刚易手之际,陈即草就一篇《论韩愈》(1951),发表于《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在这个敏感时期借韩愈问题提出的主题,有深心寓焉。

  

   钱锺书的《谈艺录》1948年6月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其中一共有三篇专论韩愈:“宋人论韩昌黎”、“昌黎与大颠”、“宋人论昌黎学问人品”。《谈艺录》是用文言写的,除了专门研究古典诗学的学者,其他人很少会有耐心认真读过它;当时战乱之际,陈寅恪未必读过钱锺书的《谈艺录》。而陈寅恪1954年发表《论韩愈》,估计钱锺书可能读过。又1958年,钱锺书发表了对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釋》的评论。在钱锺书的研究领域里,韩愈一直是一个重要人物,据杨绛说,钱一直有写一篇专论韓愈的文章之打算,可惜未及动笔就斯人已逝(2)。如果这篇酝酿已久的专论写成,不知钱锺书对陈寅恪论韩愈的观点会作何评论。

  

   对比陈、钱两家论韩,最明显的区别,是陈寅恪文章是一篇类似“道义论”的论文,或曰“以论代史”的文章。通篇一味崇韩,总结韩愈的六大历史功绩。全文没有相反的意见,也没有任何问题细节的深入辩论。这种论叙模式,49年之后的人文-社科著作文章,大多如是格式,只有论叙者经过选择的单方面观念意见和证据材料,而排除其他抵触的见识信息。故学术意义不会很大。陈文用半文半白文体出之,尚算易读。

  

   钱锺书《谈艺录》中三篇论韩愈专题,乃一宋明清“韩愈批评史”之集释,没有强烈的倾向性,兼具辨证,持论中肯,亦颇多通达谅解观念。先概述韩愈身后论韩的两派:崇韩与非韩;次讨论韩愈与禅宗佛学之关系,集中分析韩愈给大颠和尚的三通信件和《与孟简书》,以朱熹的评论为张本;第三篇论韩愈学问人品,以程颐、朱熹等的评论为基点。论韩愈几节体现了钱锺书向来人文关怀的特点:不关心宏大价值问题,诸如陈寅恪高度赞誉的“建立道统”、“匡救政俗”、“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钱都不予讨论,他对抽象虚无的意识形态不感兴趣,只从身后毁誉、人品性格、与僧徒交往及是否接受佛法等具体问题及细节纠纷进行辨证分析。钱锺书是趣味主义者和人性论者,他做的是文学批评,更重视人的品格心性。

  

   钱氏方法是一一列出批评史上代表性的名家批评韩愈的关键语录观点,集中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将歧见列出、对比,涉及史书、笔记、语录、书信、诗文、学术讨论文和轶闻等等,应有尽有,蕴含大量的文化细节和具体问题,或分析,或解释,或证伪,或考证,皆从一一细节入手,不作一语空论,又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心理、生活状况、性格、其本人自述。以后人评论前人意见,更后之人评论之前各人的意见,一一摆在案上,钱锺书则在关键处作总管斩截结论。

  

   钱锺书1958年为钱仲联教授作《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发表评论,里面有一段话,可以说是钱锺书做学问的方法论之概括,是他自己做“集释”综述评论的夫子自道:

  

   “集释真不容易写。你不但要伺候韩愈本人,还得一一对付那些笺注家、批点家、评论家、考订家。…现在聚集一起,貌合神离,七张八嘴,你有责任去调停他们的争执,折中它们的分歧,综括它们的智慧,或者驳斥它们的错误——终得像韩愈所谓‘分’个‘白黑’。钱先生(仲联)往往只邀请了大家来出席,却不肯主持他们的会议。”(3)

  

   正如张尔田评论章学诚著作时所说:“为章氏之学,则每立一例,必穿越群籍,总百氏之所撢,而我从而管之。”(见钱基博:《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世论》)钱锺书的论学方法正是从章学诚处学来。钱锺书是作学术批评,又是作学术史,有批评史的脉络过程,有各家代表性观点,有自己的评论结论。钱氏著作似是札记,实则是极精简的批评与学术史,所有论析皆隐身潜行,点到即止,常常令读者忘记钱锺书的存在。又以文言出之,非反复精研深味不得窥其义奥。

  

   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的最后这样说:“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折点之人物也。其地位价值若是重要,而千年以来论退之者似尚未能窥其蕴奥,故不揣愚昧,特发新意,取证史籍,草成此文”。

  

   “草成此文”并非谦逊之词,的是真实情况。其中除了在第三点呵诋释老、匡救政俗弊害方面列出详细史料外,其余涉及韩愈摹袭新禅宗、建立道统、尊王攘夷是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等等重大主题,都缺乏详细论证,证据薄弱,仿佛这些都是已经为学术界公认的结论似的。以陈寅恪视学术为生命的修养,对如此重要问题匆匆忙忙发表结论,大有据道义论而对抗世俗潮流的意味。由此可以看到陈寅恪当时心中必有骨鲠在喉不得不发的巨大郁闷,此心性纠结不可不察。

  

  

   二. 韩愈摹袭新禅宗?辟佛为了尊王攘夷?

  

   陈文的草率是明显的,且以第一节而论。其一曰: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陈寅恪要证明韩愈其道统传授渊源固由孟子卒章所启发,“亦从新禅宗所自称者摹袭得来也。”他的论据是韩愈幼年从其兄会谪居韶州,以其颖悟于此新禅宗学说浓厚之环境气氛中接受感发,所以禅学于退之之影响亦大矣哉!“摹袭”二字是其判断的关要。

  

   韩愈建立儒家新道统如何摹袭新禅宗,陈没有提出任何直接证据,连其摹袭的思想过程也没有分析,而仅仅间接依据其幼年居韶州一段史实,只有这么一句话进行论证:“以退之之幼年颖悟,断不能于此新禅宗学说浓厚之环境气氛中无所接受感发,”并没有实质材料证明其直接接触,实地学习或名师传授,连本人的自述都没有,凭什么说它是摹袭?完全是千年之后的主观猜想,凭一个“断不能…无”就作斩钉截铁的结论,作为史学大家,这样判断很简单。

  

   当年陈文甫一发表,明清史学家、韩愈和柳宗元研究专家黄云眉就著文加以批评:《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4),黄云眉是严谨的学者,做学问无征不信,考核精严,他对陈寅恪的批评没有政治批评的内涵,是学术的具体细致的证伪。

  

   黄云眉对陈文第一个论点的证伪集中在详细考证韩愈幼居的韶州,当时有关新禅宗的宣传是十分寂寞的,在韩愈南来的四五十年间,韶州没有一个出色的禅和尚,所以陈寅恪所说的“此新禅宗学说浓厚之环境气氛”是不能成立的,所谓的“颖悟感发”,“显然是一种臆测之词。”

  

韩愈在《上宰相书》中自白道:“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我心。”(《昌黎集一六》)黄云眉因此认为这是韩愈对这些他认为是异端之学都没有作过深刻研究的证明。韩愈除了对文学下苦功夫外,对于学术或纯理论的东西,正如张耒说的:“愈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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