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研究王国光的拓荒之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0 次 更新时间:2018-01-10 20: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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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敏 (进入专栏)  

  

   改革是社会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推动力。从春秋战国到清朝灭亡,最著名的改革是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万历新政。纵览以往的史学研究成果,研究张居正及其万历新政的著述不可胜数,但对张居正骨干盟友、曾任户吏两部尚书、万历新政主要操盘手之一王国光的研究鲜有所闻,更没有专著问世。刘伯伦所著《王国光评传》(以下简称“王传”)不仅填补了这个空白,贡献了一部研究王国光的拓荒之作,对史学研究也有值得借鉴的学术价值。

  

   “忧国忧时、关爱苍生”的学术立场。苏州府吴江县是王国光出仕的第一站,他上任伊始即大刀阔斧,励精图治,使该县的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特别是体恤民众疾苦,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收入和具体情况确定税役量度,坚决果断地革除以往长期施行、习以为常的“火耗”惯例,大大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在此后的河南仪封知县任上,王国光又平反冤狱、为民解困,不畏权势、抑制豪强,追回被王府霸占的民田120多顷,在全国引起不小的震动,仅任职一年就经朝觐考察以“循吏第一”升任六品京官。“王传”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说传主“首知吴江县事,就展示了一个治世能臣的熠熠风采”;在仪封“表现了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和高风亮节”。“王传”对传主的这些赞誉,潜含着作者“忧国忧时、关爱苍生”的学术立场,具有一定的启示性、导向性价值。

  

   “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学术态度。注重搜集相关史料,对史料作严谨辨析以推导出结论,立足于既有史料对王国光的卓越政绩和宦海沉浮进行述评,是“王传”的一个突出特点。王国光与张居正籍分

  

   南北,举不同科,王靠政绩由知县到京官步步升迁,张从翰林院起家位达内阁首辅,在嘉靖和隆庆年间并没有同僚结交的时空。为什么王能成为张推行万历新政的骨干盟友呢?“王传”根据《张太岳集》所收张致王的两封信函作出判断,认为两人的深厚交谊产生于万历新政头四年,是王在户部尚书任上与张志同道合的精彩合作,赢得了张的高度信任。他们推心置腹、风雨同舟的盟友情谊,建立于志同道合、矢志改革的共同基础之上,这是“公谊”而非“私交”。不过,张首辅也有注重私交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他在去世前把自己的一批“铁哥们”作为国家“大用之才”密奏推荐给了万历皇上,王国光却被排除在外。根据这个史料,“王传”认为王国光只是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重要统战对象”,进入不了其“嫡系铁杆”的小圈子。这个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的结论,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一点也不越过去说”的学术态度。

  

   还原历史、条分缕析的学术方法。研究和评述历史人物,必须将其还原到他所生活的特定历史条件之中。基于这种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王传”对传主在复杂纷繁、阻力重重条件下厉行改革举措,特别是在某种两难处境下进行政治抉择的条分缕析,作出了思维清晰、令人信服的阐述和诠释。比如,张居正在厉行改革期间犯了两个有违儒家道统的失误,一是对上疏反对其“夺情”的官员惩处过于严酷;二是为禁止儒生扰乱人心、影响改革进程,在全国大面积地禁毁书院。王国光虽然在“夺情”风波发生时辞职居家,不在朝中,但他出任吏部尚书后秉承张居正旨意,过于严厉地惩处了反对“夺情”的官员。至于禁毁书院,他更是具体的执行者,负有连带责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明史》对王的评价是:“国光有才智。初掌邦时,多有建白。及是受制执政,声名毁于初。”王国光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王传”对王当时的现实处境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首先,“夺情”风波起于万历五年,禁毁书院实施于万历七年,在此推行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主帅张首辅的确不宜离职“丁忧”,儒生设坛非议改革确有抑制之必要,传主按照张居正旨意惩处反对“夺情”者、禁毁书院,均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次,张首辅重用传主,让其担任吏部尚书,就是为了让其执行他的改革举措,无论是基于推进改革大业的共同初衷,还是基于知恩图报的儒学教诲,传主都不可能拒绝执行张首辅的指令;再次,权势如日中天、向来固执己见的张首辅,连自己亲家的劝解都听不进去,传主即使劝解也无济于事,故而不得不忍辱负重地按照他的意志去贯彻执行。他在写给好友的诗中,就倾诉了自己当时内心的纠结和自责:“镜藻失前步,忧来漫支颐。走马叩明达,枯肠不可滋。去去虚贤席,恋国意踟蹰。”另外,“王传”还原传主历史真实的一个独创性方法,是“以诗观人、以诗识人”,从传主《率意稿》的244首诗中,观察到了一个在人生旅途和宦海沉浮中有志向、有能力、有作为亦有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的杰出政治家和改革家,对其作了“有抱负但无野心,有才智但不张扬,重交谊但不谋私,有惆怅但不悲伤,身多病但能长寿”的逐条评析,客观公正,多维立体,让读者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王国光。

  

   坚持不懈地开辟研究新领域的学术精神。“王传”著者刘伯伦1981年开始主修地方志,主编的《阳城县志》被评为全省志书的“精品样本”,《中国地方志》发表上万字专题报导并作为样本在全国推广;所写多篇史志论文深受省内外方志专家好评,曾结集为《方志新议》出版发行,作者亦蜚声当时的中国志坛,两次被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他退休之后,仍然笔耕不辍,撰写和出版了《陈廷敬》、《千字典对注释赏析》、《晋城人物春秋》等多部学术专著。这本《王国光评传》,是其对家乡历史人物研究的又一新成果。刘伯伦这种老当益壮、不断开辟研究新领域的学术精神,堪为投身学术研究同仁之楷模。

  

   (《王国光评传》,刘伯伦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

  

   原载《光明日报》2018年1月7日,发表时有删节,此为未删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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