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美国庭审直播转播的历史沿革与当前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8 次 更新时间:2018-01-08 19: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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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进入专栏)   丁海龙  

  

   内容摘要:在司法体制上,美国实行联邦制,存在联邦和州两个法院系统,联邦司法系统受理的案件仅为全美法院系统受理案件的1.8%。两个法院体系对庭审直播录播的立场也不相同。2001年各州法院已经全部允许对庭审直播录播,但是美国联邦法院系统仍然禁止庭审直播转播。联邦法院审理的案件虽然不多,但是由于其在法治统一方面的特殊作用和其判例对各州的影响,其审理程序和审判公开方式值得特别关注。虽然联邦法院传统上禁止庭审直播录播,但是已经开始了庭审直播录播的实验。1991--1994年联邦地区法院进行了民事庭审直播录播的实验,但联邦司法中心的调查结果与应当积极推进庭审直播的建议被联邦司法委员会拒绝。2011--2015年联邦地区法院进行了庭审直播录播的新实验,2016年7月,联邦司法中心项目组完成了《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庭审录像试点项目评估报告》,但是这一报告没有得到联邦司法中心的评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庭审录像改革的低效率令人惊叹。在网络时代,未来美国联邦法院允许庭审直播录播是大势所趋,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

  

   关键词:正当程序,庭审直播,录音录像,改革试验,评估

  

   在司法体制上,美国实行联邦制,存在联邦和州两个法院系统,首先,从受理案件的数量来看,州司法系统审理的案件是联邦司法系统审理案件的54倍。美国“国家州法院中心”(NCSC)定期发布全美的州司法系统的数据,根据最新的年度报告显示,美国州司法系统2010年共受理各类案件1.03亿件。[1]同期美国联邦司法系统共受理各类案件仅为189万件(联邦上诉法院55,126件;联邦地区法院367,692件;联邦破产法院1,467,221件)。[2]换言之,联邦司法系统受理的案件仅为全美法院系统受理案件的1.8%。两个法院体系对庭审直播录播的立场也不相同。

  

   在美国,媒体有一项“获知刑事审判信息”的权利,该权利“由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权)确立并通过第14修正案(正当程序权利)运用于联邦”。但是这一权利并不意味着法官无权对那些法庭内或者法庭周围的媒体代表的行为进行限制。

  

   在美国历史上,法官也担心媒体作用影响公正审判而使公众对审判失去信心。早在1935年理查德(Richard Bruno Hauptmann)一案中,由于前所未有的媒体作用,公众开始怀疑媒体的匆忙报道是否使一个无罪的人被判决成了有罪,也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就有了所谓“媒体与司法的复杂关系”问题。那时,由于电子技术还不发达,电子媒体是否进入法庭的问题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逐渐出现了电子媒体报道特别是以录音录像的形式进行庭审现场直播或者事后播出(以下简称“直播录播”)的限制问题。美国实行联邦制,存在联邦和州两个法院系统,两个法院体系对庭审直播录播的立场也不相同。联邦法院审理的案件虽然不多,但是由于其在法治统一方面的特殊作用和其判例对各州的巨大影响,其审理程序和审判公开方式值得特别关注。

  

   一、2001年各州法院已经全部允许对庭审直播录播

  

   根据1946年《联邦刑事诉讼程序规则》第53条(自1946年实行,并在1972年司法会议通过),联邦法院刑事诉讼中电子媒体报道被明确禁止。该条规定:“除非有制定法或者同类规则的规定,法院不得许可在诉讼过程中在法庭上进行拍照或者广播。”该禁止性规定包含于美国法官的行为准则之中,并适用于刑事和民事案件。

  

   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小部分州开始授权对审判进行电视转播。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电视转播的案件是1953年比利(Billy Eugene Manley)一案,第一个“现场直播”的案件发生在德州的哈利(Harry L. Washburn)谋杀案的审理中。[3]但是,在1954年谢沷德杀妻(Dr. Sam Sheppard)一案中(他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亡命之徒》,"The Fugitive."),由于担心媒体的影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禁止电视转播,而仅仅将作为档案和史料用的资料在案件裁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予以公布。[4]1965年,最高法院在埃斯特(Estes)诉德克萨斯州案中,认为电视播报使该案充斥着滑稽气氛,判决原审判无效,因为被告的正当法律程序被剥夺。但是这种情况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1978年的全美各州首席大法官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公布了州法庭上电子报道范围的标准,此后,允许电子转播的数字急剧上升。1981年,联邦最高法院在钱德勒(Chandler)诉佛罗里达州一案中判决,州可以采纳在法庭上允许使用摄像机和录音设备的规定。但是各州的具体做法大不相同。在有些州,所有类别的公开法庭程序中报道画面和声音都是允许的,而在其他州只有在上诉法庭中才允许此类报道。这一做法的原因是美国上诉法院只审理法律问题,也没有陪审团,不会因为媒体报道和评论影响法院的事实判断。

  

   目前,绝大部分州允许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进行电视转播。2007年5月美国广播电视新闻联合会的研究表明,50个州整体上许可在现场摄影拍照,19个州直接给审判长这样做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2001年,密西西比州和南达科他州是最后抵制相机进入法庭拍摄诉讼的两个州。在南达科他州,该州最高法院已经批准了一项试验计划,即允许摄影机在诉讼程序中录像,因而成为允许摄影机进入法庭的第50个州。[5]目前,在美国州法院体系当中,哥伦比亚特区是唯一严禁在审判庭和上诉庭摄像的地区。[6]

  

   二、美国联邦法院禁止庭审直播转播的原因

  

   首先,英美法系对庭审直播转播所持最大异议来源于庭审直播转播对陪审团造成的潜在影响。在审前程序中,随着电视直播转播逐步进入法院,未来的陪审员有可能会看到电视直播转播过程,其有可能接触到被法官排除在审判之外的证据,陪审员可能无法摆脱在电视转播过程中某些证人指认被告为犯罪者的影响,可能在其内心形成偏见,导致其无法公正无私的作出判断,若审前程序中的指认最后被裁定不得作为审判证据时,这种偏见对审判公正造成的损害是无法弥补的。美国法官史丹利·卫斯伯格发现:“在许多细节记忆都早已消失时,电视所转播的第一次审判之视觉印象仍然留在许多准陪审员的脑海里。”而在庭审时进行直播转播,异议者认为电视直播转播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关注,从而对陪审员形成潜在的心理压力,即案件的广泛报道意味着陪审员的决定会受到社会的强烈关注和审查,而如果陪审员不恰当的接触媒体评论和公众舆论,这种负面影响则会扩大。媒体和公众对案件的判断潜在的影响着陪审员的独立思考、判断。在Estes上诉案中,由于媒体对庭审进行直播否定了被告接受公平审判的机会,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4推翻了原有罪判决。[7]

  

   学者罗伯·史帝芬(Robert Steven)认为:“除非被告的公平审判权利得到更严密的保障,否则在媒体如马戏团般地大肆炒作的案件中,撤销原判的裁判结果,其出现频率将会愈来愈高。”[8]但是为了保障被告的公平审判权,英美法系国家设置了很多保障机制,如美国设置了对诉讼进行延期、对陪审员进行“筛选询问”以排除有偏见者和不适任者、在审判期间对陪审员进行隔离、转移管辖权、法官发布言论禁止令等制度。而英国主要通过1981年制定的《藐视法院法》(Contempt of Court Act)来调整媒体与司法的关系。[9]

  

   其次,庭审直播转播被认为会给证人出庭作证造成消极影响。有些证人因为不愿意曝光在公众之下而不出庭作证,异议者认为庭审直播转播给证人带来的心理压力将直接影响证人的证词。同时,如果无法保证证人在审判过程中接触转播的情况,证人很可能在对审判程序的转播过程中看到听到其他证人的证词内容,然后再对自己的证词进行修正,这无疑会对审判的公正性造成损害。但是庭审直播转播对于证人出庭作证造成的具体影响,英美法国家也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数据来支持结论成立。

  

   第三,刑事庭审直播转播使法庭戏剧化,影响司法权威。实行对抗制诉讼模式的英美法系,控辩双方庭审时抗辩激烈,庭审直播转播被认为加剧了庭审时戏剧化的表演色彩,并且影响着参与庭审的每个角色。杰诺·乌尔曼指出:“一旦我们将法庭变成了一出戏,我们也就同时把律师、证人跟法官都变成了演员。”[10]首先是法官,对庭审转播持异议者认为法官在庭审时的作用是保证审判的公正性,这就要求他必须全神贯注,如果法官因为摄影机而分心,那么将可能给被告带来不利影响。克拉克大法官认为法官和普通人一样对庭审直播转播有相同的心理反应,摄影机会让法官将注意力从手边的工作即保证被告的公平审判转移开。同时法官也可能因为直播转播,更加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衣着等等,从而忽视了自己在庭审时的任务。

  

   另外,对律师来说,庭审直播转播被认为有可能损害被告辩护人有效辩护的权利,摄像机有可能让律师分心,对律师造成直接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庭审直播转播将庭审扩展到公众场域,对庭审直播转播持异议者担心律师利用戏剧化的表演有意识的影响公众舆论,从而影响判决结果。律师在受到高度关注的案件中,公众的舆论会“循着它某个管道渗入法庭”,他们有意识地影响公众舆论法庭,并希望能将之传达给陪审员。[11]除了上文所述庭审直播转播可能对证人出庭造成影响之外,异议者认为庭审直播也会引起证人的戏剧化表演。在某些公众关注度相当高的案件中,会诱使一些想借此出名的人来到庭审现场,并且不适当的夸大、修饰他们的证词。

  

   英美法国家对庭审直播转播持异议者提出的庭审直播转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其一定合理性,但不可忽视与此同时庭审直播转播带来的积极影响。而且有些质疑理由具有或然性并缺少研究数据支持。总而言之,庭审直播转播可能带来的双面效应都需要更合理的制度来进行规划完善。

  

   三、1991--1994年联邦地区法院民事庭审直播录播第一次实验

  

   但美国联邦法院系统采取了与各州完全相反的做法,联邦法庭对法庭录音录像一直持抗拒的态度,自1972年通过司法会议以来,联邦法院刑事诉讼中电子媒体报道被明确禁止。这一禁令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解除。

  

   1988年10月,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Rehnquist)设立了关于庭审现场直播的专门委员会。在1990年9月的开庭期中,司法委员会采纳了专门委员会关于庭审现场直播的报告,该报告建议在6个地区法院和两个上诉法院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允许进行电视电台广播。会议同时取消了包括行为准则中的禁止性规定,并且采纳了关于庭审现场直播的政策。这项新的政策规定,法官可以批准在法庭及其相关场所对授权性程序、取得国籍程序和其他礼仪性的程序进行广播、电视直播、记录、拍照。法官可以在其他诉讼程序、在法庭休庭期间批准这些活动,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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