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飞 王金建:专家证据运用的程序公正标准

——欧洲人权法院的立场及与各国的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 次 更新时间:2018-01-08 19: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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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飞 (进入专栏)   王金建  

  

   摘要:马迪钦娜案的判决反映出欧洲人权法院在专家证据运用问题上的完整立场,即从《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的“公正审判权”入手,以“平等武装”和“对抗式诉讼”两大基本原则为评判基准,系统提出涵盖专家证据生成、展示和庭上质证等环节的程序检验标准,并最终回到程序整体来综合审查专家证据的运用是否违反公正审判。该立场是在注重程序公正的国际背景下,公正审判在专家证据运用领域的具体展现,对我国鉴定意见运用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鉴定意见的运用要以此为借鉴,在坚持职权主义鉴定制度的同时,增强鉴定意见运用过程中的程序对抗性:允许辩方参与控方的鉴定过程并提出不同意见;明确控方负有完整开示鉴定意见的义务;赋予被告人要求鉴定人出庭并接受对质询问的权利;同时承认专家辅助人的部分意见具有相应的证据效力。

  

   关键词:欧洲人权法院;专家证据;平等武装;对抗式诉讼;鉴定意见

  

   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影响、形塑着这个世界。在司法证明领域,以往口供、人证大包大揽、痛快定案的传统方式难以为继、饱受批评;相反,具有客观性、稳定性的物证,其地位和功能正在进一步凸显,大有取代口供、人证成为刑事诉讼证明核心的趋势。特别是在这个科技盛行的年代,作为物证领域专业解决工程、机械、医疗等复杂难题的专家证据,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这一现象,美国一位学者曾直观的指出:“专家出现在几乎各种类型的案件中。在刑事司法体制中,我们不仅会遇到DNA分析员、指纹鉴定人、笔迹和文书专家、工具痕迹专家等,而且还会遇到就创伤后应激综合征 (Post-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受虐妇女综合征 (Battered Woman Syndrome)、强奸创伤综合征 (Rape Trauma Syndrome)、儿童性虐待综合征(Child  Sexual Abuse Accommodation Syndrome)等作证的精神科医生,以及就目击证言及记忆缺陷作证的心理学专家。”[[1]]

  

   在欧洲人权法院以往处理的诸多案件中,涉及专家证据的自然不会少。但长期以来,欧洲人权法院出于尊重各国司法主权的考虑,不愿过多涉及案件中的证据问题,特别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另外,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在“马迪钦娜诉俄罗斯案”(MATYTSINA v. RUSSIA)之前,欧洲人权法院过往所处理的案件中,尚未系统地涉及到专家证据的运用问题,或者说专家证据的运用不是以往案件裁判的关键。[①]因此,在专家证据运用这个问题上,欧洲人权法院一直着墨不多,只是在个别案件中有所提及。

  

   但是“马迪钦娜诉俄罗斯案”则完全不同。该案系一起“非法行医”案,专家证据是案件处理的关键,且该案前后共涉及十多份专家证据,国内法院在这些专家证据的具体运用过程中又出现多处严重不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欧洲人权法院对专家证据的运用采取回避态度,其必然无法回应申诉人的诉求,也就不能顺利地对案件进行裁决。因此,在马迪钦娜诉俄罗斯案中,欧洲人权法院一反常态,借助《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公正审判权”的规定,从“平等武装”和“对抗式诉讼”两大原则入手,对涉及专家证据运用的证据形成、展示以及庭上质证等诸多环节进行了系统而完整的论述,阐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场。该立场不拘泥于各国专家证据制度的制度差异,要求成员国国内法院在使用专家证据时,不能违背控辩“平等武装”和“对抗式诉讼”的基本原则,将辩方置于明显不利的地位。

  

   在专家证据运用上,欧洲人权法院的基本立场及其提出的程序标准,不仅为其自身及成员国国内法院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具体的指引,对一直致力于完善鉴定意见运用、实现庭审实质化的我国来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的案件事实及诉讼经过

  

   申诉人马迪钦娜是俄罗斯国内一家非盈利性、非官方社团的一名工作人员。该社团名为“生活艺术”(以下称为社团),主要从事“培训会、演讲、个人咨询”等工作。根据该社团发放的一本手册显示,社团开展的项目能帮助参加者与失眠和抑郁作斗争,强化心血管系统,控制他们的情绪,并且有助于优化他们的免疫系统。因该社团的活动不被视为有“医疗”性质,所以社团一直在无许可证的情形下开展工作。

  

   2003年,社团之前的一个客户S.D.声称参加完社团举办的培训课程直接导致她事后出现严重的精神问题。随后,作为S.D.的教练,申诉人涉嫌非法行医被侦查机关提起指控。审前,就案件的两个关键问题:被害人S.D.遭受的任何精神或心理伤害是否是其参加社团的培训课程所致;社团的培训课程本质上是不是“医疗”。侦查机关和辩方分别委托专家或专家机构进行了专家鉴定,形成多份专家报告或意见。

  

   2007年,该案由哈巴罗夫斯克地区法院法官Sh.负责审理。庭上,被告人答辩无罪并提出被害人S.D.的精神错乱是由其先前的精神状况和其他生活环境所致,与被告人没有关系;社团举办的项目不能被视为“医疗”行为,且自社团成立至今已接受过相关执法部门的多次检查,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法庭详细审查了控方证明被害人精神错乱与其参加社团项目有直接关系以及社团活动属于医疗行为的两组专家证据,最终排除了控方几份关键的专家证据,认为这些证据不全面、互相矛盾、不可靠,且这些专家鉴定的启动和实施方式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最终,法庭宣布被告人无罪。

  

   宣判后,控方提起抗诉。2007年12月20日,哈巴罗夫斯克市法院撤销了一审法院的无罪判决,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审。上诉法院不同意一审法院对于证据的评价以及认定某些专家证据不可采的决定。同时,上诉法院还指出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存有诸多程序问题。最后,上诉法院还建议一审法院对被害人的精神状况进行重新鉴定。

  

   案件由哈巴罗夫斯克地区法院重新审理,先由法官Z独任审理,后因不明原因法官Z退出案件审理改由法官M负责,庭审重新进行。2009年12月25日,哈巴罗夫斯克地区法院根据《俄罗斯刑法》第235条第1款认定申诉人犯非法行医罪,判处监禁刑2年(由于指控已经超过法定期限,申诉人免于服刑)。

  

   宣判后,被告人上诉,指出法官M将判决建立在不出庭证人的证言基础之上。法庭还拒绝采纳他们提交的专家证据,拒绝就被害人的精神状况安排一次重新鉴定。2010年3月25日,哈巴罗夫斯克市法院维持原判,认为原审法院没有任何违反国内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情形。

  

   马迪钦娜申诉至欧洲人权法院,声称对她的审判是不公正的,国内法院对专家证据的处理明显将辩方置于相对控方的不利境地,违反《公约》第6条第1款和6条3款(d)的规定。[②]2014年6月,欧洲人权法院第一分庭作出最终裁决,认为在本案中,辩方要对控方提交给法庭的专家证据进行有效质证是非常困难的,而针对申诉人的指控又是建立在专家证据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对专家证据的处理方式致使对申诉人的审判不公,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的规定。

  

   二、欧洲人权法院对专家证据运用程序公正标准的基本立场

  

   《公约》第6条“公正审判权”条款是欧洲人权法院判断各成员国在刑事诉讼领域程序公正与否的一个主要依据。长期以来,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对“公正审判权”的解读,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公正审判”标准以及相应的判断方式。

  

   在专家证据的运用上,“公正审判权”仍然是欧洲人权法院处理这一问题最最基本的立场。本案中,欧洲人权法院也是从“公正审判权”这一顶点出发,接着提出自己对专家证据运用的基本态度,然后以此为逻辑起点来具体分析本案中俄罗斯法院对专家证据的处理是否得当。

  

   第一,欧洲人权法院在讨论专家证据时对其内涵做宽泛的解读。在欧洲人权法院看来,专家证据,作为信息的来源,它不是对具体案件事实的描述,而是对这些事实所进行的一种科学的、技术的或类似的分析。它也可以被定义为“意见证言”(opinion testimony)。在范围上,既包括专家(experts)的意见,也包括专家人士(specialists)的意见,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③]

  

   第二,运用《公约》第6条第1款,而不是《公约》第6条第3款(d)来审查专家证据的运用。欧洲人权法院重申证人和专家在程序中扮演者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诉讼地位。后者不能够完全参照“证人”,至少不是在所有目的下。[④]在分析专家出庭是否有必要时,欧洲人权法院主要以《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公正审判权”概念所奉行的原则,特别是“对抗式程序”和“平等武装”原则为指导。但话虽如此,《公约》第6条第3款d项有关“证人”审查的一些处理方式毫无疑问的也适用于对专家证据的审查,但是由于两者不同的地位和角色,对专家证据的审查可能要作必要的修正。[⑤]

  

   在“波内奇诉奥地利案”(Bönisch v. Austria)中,欧洲人权法院指出,从字面上看,《公约》第6条第3款(d)关于证人作证的条款,与专家没有关系。但无论如何,《公约》第6条第3款中的程序保障都是《公约》第6条第1款所规定的“公正审判权”的构成要素。欧洲人权法院已经适当考虑《公约》第6条第3款的保证,包括第6条第3款d项,认为应当在《公约》第6条第1款的一般原则下对申诉人的提出的专家证据问题进行审查。

  

   第三,专家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不能剥夺辩方有效挑战该证据的机会。欧洲人权法院指出,原则上,由国内法院来决定证据是否可采。[⑥]相应的,在《公约》第6条下,一般来说,决定国内法院采用的某一证据是否可靠不是欧洲人权法院的角色。[⑦]通常情况下国内法院在专家证据的选择上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可以在其中采用他认为可信的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也有一些例外,那就是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不能违背“平等武装”和“对抗式诉讼”的原则,不能影响到程序的公正。[⑧]至于专家证据,它的可采性规则必须不能剥夺辩方有效挑战该证据的机会,特别是通过收集或提交与之相对的专家意见或报告。在某些情况下,不允许对物证进行相反的专家审查,可能会构成对《公约》第6条第1款的违反。[⑨]

  

   欧洲人权法院立场非常鲜明:在处理专家证据问题上会对专家证据作一个宽泛的理解,成员国有关专家证据的规则不能违背“公正审判”概念下的“平等武装”和“对抗式诉讼”原则。在此基础上,欧洲人权法院提出了遍及证据生成、展示、审查等整个专家证据运用过程的程序检验标准。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欧洲人权法院一贯坚持整体审查的立场,注重利益的动态平衡,不大会单纯因为某一项程序缺失而直接判定审判不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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