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再思中国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6 次 更新时间:2018-01-07 22: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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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  

   摘要:中国哲学既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具有自身的独特形态。与之相联系,在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上,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为认同,其二是承认。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所内含的哲学之为哲学的一般品格,承认则以揭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为关注之点。中国哲学的衍化过程,同时涉及"思"与"史"的互动,而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不仅理解为既成之"史",而且也界定为处于生成过程的开放之"思"时,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以上两个方面的统一,既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哲学"的历史,也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历史"的哲学。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衍化过程中,同时又面临"中西"之辩,"中西"的背后,实质上则是"古今"问题。中国哲学的研究,需要超越"以西释中"或"以中释中"这一类"中西之辨"而走向"世界哲学"的视域。在中西会通、古今交融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发展将同时融入世界哲学之中,并呈现世界性的意义。

  

   宽泛而言, 理解中国哲学与理解广义的哲学无法分离, “何为中国哲学”与“何为哲学”也构成了在逻辑上彼此相关的两个方面。在面向智慧的多样探索中, 哲学同时又呈现不同的形态, 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特定形态, 也内含自身的特点。与之相联系的是认同与承认的互动。认同以肯定中国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为指向, 承认则侧重于把握中国哲学的独特形态。从具体的进路看, 对中国哲学的理解, 同时涉及史与思以及中西古今的关系, 后者也是中国哲学在今天延续和发展过程中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以智慧为把握世界的形式, 哲学首先相对于知识而言。知识的特点在于以分门别类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 然而, 现实的世界在被“分”而“知”之以前, 本身是统一的整体, 对现实的世界真切理解, 需要跨越知识的界限, 回到其整体、统一的形态。同时, 知识主要追问“是什么”的问题, 这种追问更直接地涉及事实的领域, 并与事实层面的“真”相关联。哲学则不限于事实层面上“是什么”的追问, 而是同时以美、善等多方面的价值领域为关注对象, 这种广义的价值关切, 构成了哲学之为哲学的规定性之一。

   从形式层面看, 哲学具体展开为运用概念的理论性活动。徳勒兹在《何为哲学》 (What is philosophy) 一书中指出, “哲学是涉及创造概念 (creating concepts) 的学科”[1], 诺齐克也提到, 哲学家总是偏爱推理[2], 而推理的过程便包括运用概念进行论证。这些看法从形式的层面, 注意到了哲学的特点。

   中国哲学虽然没有philosophy意义上的“智慧”这一概念, 但是很早就有了关于性与天道的探索, 这种探索后来被概括为性道之学, 并与专门之学相区别。专门之学主要以“器”和“技”为追问对象, 性道之学则更多地表现为对形而上之“道”和人自身存在的思考。在超越以分门别类的方式从事技术、器物层面的研究这一点上, 性道之学和智慧的追问无疑具有相通性。历史地看, 儒家讲道器之辨, 认为“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3]。这里的“器”是经验领域的对象, 与之相对的“道”则不限于经验层面、无法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去把握。道家肯定“技进于道”, 其中的“技”也主要与经验之域相联系, 所谓“技进于道”, 则意味着对世界的理解应从经验领域的“技”, 提升到“道”的层面。“器”与“道”之辨、“技”与“道”之别, 都包含着对知识性或经验性探求与“道”的追问的区分。

   从形式层面说, 一般认为中国哲学比较注重直觉、体验, 这种看法当然并非毫无根据, 但从更普遍的层面看, 中国哲学同样未离开运用概念的过程。从中国哲学不同学派的区分中, 便不难注意到这一点。众所周知, 中国哲学从先秦开始, 便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而学派的区分往往基于其核心的概念。以先秦的儒家和墨家而言, 《吕氏春秋》已提到, “孔子贵仁”, “墨翟贵兼”[4]。“仁”和“兼”即属儒、墨两家的核心范畴, 正是这种核心范畴, 赋予儒、墨以不同的思想品格。从学派内部来说, 其不同人物之间的区分, 也与基本概念的运用难以分开。儒家之中有孟、荀的不同进路, 而其思想的分野, 便与他们运用的不同概念, 如性善、性恶等相联系。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 从“道器”到“理气”, 从“有无”到“体用”, 从“心性”到“知行”, 等等, 中国哲学所运用的概念展现于不同的方面。同样, 先秦的名实之辨, 魏晋的辨名析理, 佛教传入之后的名相辨析, 等等, 这些思想衍化和传承都与概念的运用相关联。

   以上考察从正面或肯定的方面表明, 中国哲学在形式层面和实质层面上, 都与哲学之为哲学的一般品格之间具有相通性。从反面或否定性的方面看, 同样可以注意到以上的相通性。所谓反面或否定性的方面, 主要关乎哲学可能出现的不同偏向。中国哲学衍化过程中出现的某种偏向, 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可能出现的偏向, 每每呈现相通性。前面提到, 哲学从形式层面来说, 表现为运用概念的活动。然而, 如果把注意之点仅仅集中于运用形式层面的概念之上, 而对哲学之为智慧之思或性道之学所具有的内在特点缺乏充分的关注, 便可能使哲学等同于语言分析, 这一趋向在20世纪初以来的分析哲学中, 便表现得十分明显。尽管分析哲学包含很多值得重视的内容, 但就总的进路而言, 它往往限定于语言中而或多或少悬置了智慧的追问这一实质层面的哲学品格。历史地看, 这种趋向在中国哲学中也不难注意到。中国哲学之中很早就存在注重名物训诂的进路, 从汉代的经学到清代的学术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一路向在关注名物训诂的同时, 往往与性道之学彼此悬隔, 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与前面提到的分析哲学以语言分析为主要内容而疏离智慧之思, 具有相通之处。在时下的中国哲学研究中, 也经常可以看到追溯语义的趋向, 如谈到某一概念, 便动辄回溯相关语词的原始语义, 其具体方式包括考察金文、甲骨文 (如果有该字) 中的构字形态、本来涵义, 等等。语义回溯当然不失为理解中国哲学某些概念涵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但是如果整个研究过度依赖于这种语义分析和语义追溯, 甚而由此将研究的方式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 则显然容易导致类似分析哲学的问题。

   在实质的层面, 如前所述, 哲学以智慧追问作为其进路, 而智慧的探索与严密的概念辨析和逻辑的推论又难以分离, 智慧的追问如果脱离了概念的辨析和逻辑的论证, 往往可能导向思辨化, 在今天现象学的某些研究趋向中, 便可以看到这一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也每每存在类似的倾向。以道家的考察而言, 其中一些哲学概念如“无”常常被置于现象学的视域之下, 与之相联系的是所谓“无之无化”这一类探究, 这种讨论常常显得玄之又玄, 看似高深莫测, 实质近于概念游戏。中国的艺术有烘云而托月的表达方式, 在借用和引申的意义上, 哲学研究领域中的“烘云”可以视为思辨的渲染, “托月”则应表现为哲学真实意义的展示。然而, 在脱离了概念辨析和逻辑论证的研究中, 往往有“烘云”而无“托月”:思辨的渲染固然常常浓笔重墨, 但真正的哲学意义却难以使人了然。这种趋向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哲学的思辨化趋向, 它与前面提及的形式上的偏向相反相成, 从实质的层面表现了中国哲学研究中的某种歧途。要而言之, 从正面说, 中国哲学具有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从反面看, 它也内含哲学可能导向的某种限度或某种偏向, 后者从反面或者否定性的方面表现了中国哲学所具有的普遍的哲学品格。

  


   当然, 中国哲学既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 也有自身的独特形态。从实质的方面看, 不管以智慧之思为形态, 还是表现为性道之学, 哲学都关乎天道和人道。但比较而言, 中国哲学更多地关注人道这一层面, 往往由人道而把握天道, 即使是考察天道, 也每每为了给人道提供某种形上的根据。同时, 哲学都关切真善美, 并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但相对地看, 在中国哲学中, 真与善之间的统一得到了较多的肯定, 儒家讲“仁智统一”, 便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沟通真和善的趋向。与之相联系, 中国哲学很少在纯粹理性意义上追问普遍必然的知识如何可能这一类的问题。

   从形式层面的推论方式和表现形态看, 可以区分形式的推论和实质的推论、形式的系统和实质的系统。形式的系统和实质的系统的区分是冯友兰提出来的, 从这一区分着眼, 则如一般所注意到的, 中国哲学比较注重实质的系统, 而相对忽略形式系统。就前面提及的推论方式的分别而言, 形式推论主要是基于命题之间的逻辑蕴含关系而展开的, 实质的推论则更多地根据相关对象实质的关联, 它所关注的, 也主要是对世界的实质层面的说明。关于实质推论的形态和意义, 当代的一些哲学家, 如塞拉斯、布兰顿都有所讨论。相对来说, 中国哲学更注重实质的推论, 而不是形式的推论, 在中国哲学的具体论辨中, 也常常可以看到这一点。如孟子曾认为, “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 从单纯的形式层面看, “恻隐之心”在逻辑上并不蕴含“人”的概念。但是从实质层面看, 按照儒家的理解, “恻隐之心”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 相应地, 如果缺乏这种规定, 便不成其为人。这种推论, 显然更多地侧重于实质的层面。从推论的意义看, 这里同时可以对实践意义上的有效性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与逻辑意义上的有效性 (logical validity) 作一区分。逻辑意义上的有效性一方面表现为命题的可讨论性和可批评性, 另一方面又体现于前提与结论、论据与论点等关系, 并以论证过程之合乎逻辑的规范和法则为其依据。实践意义上的有效性 (effectiveness) 则以实践过程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来确证, 并主要通过是否有效、成功地达到实践目的加以判断。中国哲学更多地注重推论的实践效果, 墨家在谈到论辩时, 便认为其目的主要在于“明是非之分, 审治乱之纪, 明同异之处, 察名实之理, 处利害, 决嫌疑”[5]。这里所说的明是非、审治乱、处利害、决嫌疑所指向的, 都属论辩的实际社会效应。对推论、辩说的如上理解, 从形式的方面构成了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

有关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 这里还可以简单地考察所谓“内在超越”的问题。“内在超越”在晚近逐渐成为论说中国哲学的常见概念。按照这一概念, 中国哲学一方面注重“超越”, 一方面又以所谓“内在”的方式实现超越。对中国哲学的这种理解无疑需要再思考。“超越” (transcend) 这一概念本来源于西方, 便首先与宗教, 特别是基督教的语境联系在一起。严格意义上的“超验”同时表现为无条件的、绝对的、无限的规定, 按照基督教的理解, 惟有上帝才具有这一意义上的超越性。“超越”在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如康德那里也曾被提到, 大致而言, 康德哲学对“超越”或“超验” (transcend) 的理解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 延续基督教的传统。康德所说的三种理念, 便包括超越意义上的上帝, 这一视域中的超越相应地仍具有宗教的意义;其二, 侧重于认识论。这一意义上的“超验”同时表现为“超验”, 它超越感性及现象界, 并不同于先验 (transcendtal) :先验虽先于经验, 但并不超越于经验, 超越 (transcend) 则既先于、又超越于经验。以上视域中的“超越”, 同时呈现“彼岸性”, 此岸之人则无法由“此”及“彼”:从本体论上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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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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