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观察中国乡村的两个坐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1 次 更新时间:2018-01-07 22:5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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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  

   我是距离这里最近的与会者,家里离这里就几百米。如果不是一个小山头挡住视线,你们可以直接看到我家的屋顶。大家有兴趣的话,闲时可以散步到那里,到我那里喝茶。

   那个房子是1998年建的,当时国务院还没有下文件,禁止城市居民到乡下买宅基地。盖房的时候我并不在场,只是委托一个朋友打理,我说就盖成砖墙、柴瓦、木门木窗的那种,尽量低调,同农民打成一片。后来才发现农民根本不愿意同我打成一片,他们的房子全都是瓷砖、铝合金,甚至来几个落地窗和罗马柱,洋别墅的式样。这样,我那个房子就变成一个老土的房子。

   我刚入住的时候,农民也不大理解。那时正是进城的高潮,大部分有点钱的人都会搬到城里去,至少到长乐镇——你们上午看过的地方,然后是县城、省城、北上广一类地方。所以他们觉得你来到这里,要么是脑子进了水,要么就是犯事了,来这里躲债、躲案子……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后来他们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但也不大知道作家是干嘛的。比较有见识的人,以为作家是记者,或者是秀才,会写对联、写祭文的那种。但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他们与文学毫无关系。事实上,写对联就是乡村最大的文学运动,遣词造句是很讲究的,经常要被人挑剔来挑剔去的。我写的《马桥词典》《山南水北》,他们后来也偷偷地看,而且猜里面的谁是谁,要“对号入座”。我在书里写到一个神医,一个江湖郎中,其实名字也换了,地名也换了,但那个人物原型一看就知道我写的是他。他被我写成“神医”,其实有几分得意,但不满意我把神医写成了个“塌鼻子”。“我不是一个塌鼻子啊,我的鼻子长得很好啊。”直到他去世之前,他一直想找到我把这个鼻子的事说清楚。

   这里原来建制上是一个乡,去年合乡并镇,同另一个乡并成了一个镇,叫三江镇,有人口将近三万。很多人以为乡村和城市完全是两个世界,其实不是,至少不尽然。据我观察,城市有的问题,乡村差不多都有;城市里有的话题,乡村里差不多也都有。曾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农,有一次酒过三巡突然问我:韩先生,我要问你个问题,这个问题我问了好多老师,好多科级和处级干部,他们都答不上来;我看了几十部电视连续剧,也没找到答案。我不知道他要问什么,有点紧张,说你问吧问吧,我尽可能试一下。他的问题是: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友情?爱情和友情的区别在哪儿?这个可真是把我难住了。我说这是一个琼瑶式的问题啊,你问错对象啦。我又说,除了爱情和友情,其实还有交情、亲情、色情……他说,色情我知道,那是吃快餐盒饭,止一下饿,我不谈论那个,那个太低级了。你们看看,一个乡下七十多岁的老头,同我们那些城市里的所谓小鲜肉、小清新呵,纠结的事好像也相差不远吧?

   我2000年重新来到这里,阶段性地居住,带来一辆捷达车,算是这个乡第一辆私家车。好多人来围观,这个说他下个月要嫁女,那个说他明天要开会,都想借车用一下。他们被拒绝之后,不免有些沮丧。我就说,放心吧,二十年之内,你们都有希望开上车。那时我说二十年,还觉得是一个很大胆的预言。其实也就是十年左右,这里的私家车已普及到百分之五十的家庭。有一次他们开党员大会,小客车、小货车停满了学校半个运动场,吓了我一跳——这不活脱脱就是美国景象吗?农村以前最揪心的事是吃不饱,现在呢,一家家开始愁这个“富贵病”,糖尿病、脑血栓、脂肪肝、血脂高什么的。我经常批评他们,说以前你们天天劳动出汗,现在却成天关起门来吹空调、打麻将,这个身体怎么受得了?你们以前几个月才吃一次肉,现在天天吃肉,顿顿吃肉,也是转弯太急了,这个身体怎么受得了?

   很明显,中国乡村的经济建设已有了巨大的成就,但这并不是说没有问题,没有严重的问题。下面我就要回到今天交流的主题: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如果给中国乡村来一个定位,那需要哪些必要的参照坐标?

  

历史的坐标

  

   现在我们有些到城里读过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不容易再回到故土,不大能接受家乡,倒不是说那里贫穷、落后、土气、青山绿水不再——这些他们大多还可以忍受;他们常常最觉得受不了的,是道德的崩坏,是世道人心和公序良俗的根基动摇。所谓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笑贫不笑刁,这种情况在有些地方确实是一种刺心的存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连亲人之间也寡恩薄义,那些年轻人即便一心热爱家乡,怎么爱得起来?美好的乡情和乡愁在哪里?

   道德与文化确实是中国现实的一个短板,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短板之一。对这个问题光是放一放道德嘴炮,并不解决问题,需要一些冷静的观察。有一次打雷——我在城市住过多年之后,已几乎没有关于雷击的概念了,结果一个雷打下来,家里五件电器全被烧坏,搞得我狼狈不堪。但乡下人以前经常与雷电打交道,甚至很多道德观念也是靠这一类不可知、不可控的神秘力量来维系。所谓“天人感应”“因果报应”“天打五雷轰”……就是相关的说法。邻居告诉我,以前见天色不对,要打雷了,很多人就会及时关心父母:老娘,你是不是要一件新棉袄呵?我这马上就去做。老爹,你是不是想吃肉呵?我这马上就去买。这些话一定要靠近门窗大声说出来,让老天爷听见。为什么呢?因为老天听见了,在很多人看来,雷电就不会殃及其身了。

   问题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但是现在我们装上避雷针了,雷公电母不起作用了,我们的老爸还能不能吃上肉,我们的老妈还能不能穿上新棉袄?当我们的医疗手段越来越发达,大幅度降低伤病的危害;当我们的救灾手段越来越发达,大幅度减少洪水、干旱、山火、蝗虫的危害,总之,不可知、不可控的神秘力量一步步减少,那么靠“老天”管理世道人心的机制还灵不灵?替代性的机制又如何建立?

   除了“老天”,以前管理道德的另一个重要工具就是先人。在西方,人们常说“以上帝的名义”,但中国人爱说的另一句话是,“对得起先人”。先人,或说祖宗,就是一个中国化的上帝。祖宗意味着名誉和尊严,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公共监视和家族压力,多少能约束人的一些行为,但现在呢,这样的作用恐怕也大不如从前。将近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乡村青壮年正在进入城市,成为流动、混居、相互陌生甚至处于匿名状态的农民工。祠堂基本上消失;祖坟也不再出现在房前屋后;周围没有族人们的身影;甚至连邻居也极不稳定,三天两头得重新辨认;碰到清明节、亡人节(七月半)、重阳节,在城市里也没法上香烧纸,没法建立和加固一种与先人仪式性的对话关系。如此等等,不过是因为环境的变化,因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祖宗这个制衡角色正在弱化、淡化、虚化。这也是我们需要有所准备的一个历史过程。

   当然,对于道德管理来说,历史性变化也不全是负面的。以前的乡村人情有很强的经济功能,“人情是把锯,你一来我一去”,隐含着一种先存后取的互助机制和期权关系。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一些贪官的案情,也许能发现有些当事人无奈的隐情。比方他们来自乡村,以前家里穷,考上了大学没学费,怎么办?于是就把亲戚、族人们请来吃一顿饭,意在收礼金,拉赞助,相当于融资和参股,借助家族或村社的合力来对付高昂学费。那么问题来了,当他学成就业、升官晋级以后怎么办?他欠下那么多债,看起来软,实际上很硬,能不偿还吗?他一个科长,一个副局长,工资就那么几个钱,若不利用权力介绍个工程、安插两个人头、揩一点国家的油水,又拿什么来回报?有一个村的书记曾对我说:教育真是特别重要呵,一个地方关键是要出人才呵。你想想,将来读大学的多了,我们在财政局有人,在交通局、农业局、水利局也都有人,我们就能多吃点社会主义;就算他们全部成了贪官,不要紧呵,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些人总要回家盖点房子,修点路吧。

   你们不要笑,这个书记是真心诚意这么说的,很多人的逻辑就是这样简洁和务实。他觉得一个人读书做官,不捞点钱怎么回报家族和家乡?由此可知,经济不仅仅是经济,也是道德和文化的关联条件。所谓“人穷志短”——相反,一个人脱贫了,小康了,他的人格就可能更独立一些,更阳光一些,至少不必因一笔学费而背上沉重债务,受制于某种人情关系网的枷锁。这就如同工业化能带来妇女解放——没有工业化,女强人再多也困难重重;有了工业化,妇女们想不解放都不行,谁都拦不住。这里面都有一个历史变化的水到渠成。

   那么,为了补上道德与文化这块短板,与其着急和开骂,就不如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注意各种新的资源、新的方式、新的机会,以便于拿出有效的治理举措。

  

世界的坐标


   如果说历史的坐标是纵坐标,那么世界的坐标就是横坐标,需要我们做一些横向的跨地域比较,以便我们对问题的把握更准确,更有分寸,更切合实际,更少一些愤青式的轻率。

   中国的人情传统源于漫长的农耕定居历史,与欧洲人的游牧史迥然有别,这个老话题我们就不说了。这里说一说土地政策的问题。我在印度、墨西哥看到过巨大的贫民窟,所谓世界上三大贫民窟奇观,只差一个巴西的没看了。你们可能看过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满世界的乞丐和流浪汉,就是那种景象,像一望无际的海洋,五光十色的“垃圾”海洋,把城市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谁看了谁都会觉得恐怖和窒息,觉得轰的一声天塌了。

   稍懂得一点经济学的人肯定知道,这些国家的农村政策肯定出了大问题,土地政策一定是失败的。简而言之,因为土地私有化,因为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失地的农民无路可走,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而虚弱的城市和工业又吸纳不了他们,于是只能把他们排拒在城外,成了里三层外三层包围这些孤岛型城市的海洋。只有在这里,人们才可能理解中国土地革命的意义,理解土改的意义,还有土地家庭承包制的意义。说实话,以前我觉得家庭承包责任制并不是一个最有效率的制度——农民就这一点点田土,人均几分地,顶多一、两亩地,鸡零狗碎的,怎么形成规模效益?怎么走向“大农业”?生产、销售、技术创新的高成本怎么降下来?……我也曾差一点赞成土地私有化,差一点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自动解决失地农民的谋生问题。但我看到国外的贫民窟以后,发现问题远不是那么简单。

   不少经济学家说,如果容许土地自由买卖,农民立刻可以通过卖地获得可观的原始资本,就可以自主创业,进城做生意等等,促进现代化和城市化。但我在海南工作多年,亲眼看到不少郊区农民发了土地财,卖地以后腰缠万贯,手上戴几个金戒指,兜里一掏都是美元或日元,但一两年过去,两三年过去,他们的钱很快就挥霍一空,无非是赌博、嫖娼、吸毒、养二奶,三下五除二就被打回原形,重新成了需要社会救助的穷光蛋。

   由此可见,所谓人们都是“理性人”的启蒙主义假设,以为人人都是天然的理财能手、都能“利益最大化”的假设,大半是书生的想当然,具有极大风险。只有从实际出发,我们才可能知道,为什么家庭承包责任制尽管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却是社会巨大的稳定器,是给一大半老百姓社会保障托底。其微观经济效益如果不是最优,但至少有宏观的社会效益最优——至少让中国不至于成为全球第四个贫民窟大国。为广大农民工留一条谋生的后路,这种安排也为工业经济应对波动周期,提供了充裕的回旋余地和抗压能力,形成另类工业化道路的“中国特色”。西方媒体把中国的“农民工”普遍译成migrant labour(移民工),完全漏掉了亦“工”亦“农”的义涵,在这方面的理解上一直不得要领。

   事实上,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东亚社会,也都是警惕土地兼并风险的。大体上说,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乡村建设、农业发展相对成功,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有关经验值得借鉴,比欧美经验更重要。欧美基本上都城市化了,因为他们碰上历史机遇,抢上了工业化的早班车,已把辽阔的发展中国家当成他们的“农村”,自己当好“城里人”就行了。即算他们还有一点农业的问题,但基本上没有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只有farmer(农场工),没有peasant(农民);只有farmer这种现代身份,没有peasant这种前现代身份;不像我们这里是农业、农村、农民三位一体,“三农”总是捆起来说的,现代/前现代的双重挑战是需要一并应对的。

   欧洲多是“雨热不同季”,土地好,气候不好,即气候不大宜农,因此历史上从未有过东亚这样深厚的农耕传统。这样,他们的经验离我们太远,参考价值不大,更不可作为发展范本。有人想让中国重复欧洲历史,比如也把农村人口比例降到百分之五以下,但我一直不知道他们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从未重复过他们的中世纪、殖民时代,为什么就一定要重复他们那种“都市化”?

   东亚当然也有内部的差异性。比如,我曾注意到台湾的村庄大多人气旺,晚上万家灯火,寺庙香烛熏腾,“空心村”的现象少见。后来才知道,台湾就那么大的地方,村里人白天进城打工,晚上坐一个捷运或大巴,骑一辆摩托,也是可以回村和回家的。这使他们宗族、村社、部落的格局都相对完整和稳固,一时半刻没法被掏空。相比较而言,内地幅员太辽阔了,广西的农民工去北京,贵州的农民工跑杭州,一去就是数千里,晚上怎么回村?“白天进城晚上回村”的生活模式怎么可能?就因为这一点,这一个地理幅员条件的制约,现在内地的乡村治理、乡村建设、乡村文化、乡村留守儿童和老人等问题,都多出了一个人力资源的困局。有时要找个能干正派的年轻人当村长,配强几个业余的组长,还真不那么容易。连划个龙船,跳个广场舞,都可能人力短缺。那么,内地与台湾这一差异,是否会影响到今后两岸文化承传和建设的差异,会怎样影响各自教育、民俗、公益、经济、政治、城镇化进程?

   凡此种种,恐怕都是有意思的课题。

   本文原刊于《天涯》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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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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