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远:“长城—天山走廊”上的国家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区域性道路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疆域治理 之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3 次 更新时间:2018-01-07 21: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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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达远  

  

  

   一、“长城—天山”内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

   1950年的秋天,我和一些青年同志到新疆南部的维吾尔族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一天我在疏勒县的一个茶馆里吃茶,碰到了几个维吾尔族青年正在用维吾尔语讲《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好奇心使我同他们攀谈了起来,得知他们祖上的男方都是在疏勒城外八个屯子屯田的汉族士兵,祖上的女方都是当地维吾尔族妇女。他们约我到他们的家里做客,我在他们的家里看到,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南疆的其他维吾尔族农民的家庭生活完全一样。如果还有一点不同的话,就是我在他们的家里看到了用汉文写的神主牌位,这只能算是汉族祖先崇拜的一点遗物。1877年清军和新疆各族人民赶走阿古柏这帮外国侵略势力后,驻疏勒的清朝军队在城外屯田,距我在疏勒县调查时仅七十来年,可见这些屯田的汉族士兵融合于维吾尔族的速度是很快的。

   这是上世纪50年代,民族学家谷苞深入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进行田野调查,于1989年写成的《在我国历史上有众多的汉人融合于少数民族》一文中所记述的一件事。

   以中原为本位的官方历史很少记载“民族通婚”这样的小事件,只有在记述边疆的民间野史中可以找到只言片语。在谷苞的笔下,清朝驻疏勒的湘军与当地的维吾尔人通婚,仅仅70多年,其后人就已经同化于维吾尔族,成为了维吾尔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如今,距离谷苞的调查,又过去了60余年,这些湘军后代估计已经“遗忘”了自己的先祖曾是汉人。对这一群体和当地社区而言,这段历史被选择性地“遗忘”了。正如历史学家罗新指出,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相当数量的非华夏人群加入华夏社会,这些人群都要通过不同途径实现其文化转型,最终转换其历史叙述,使得他们的社会面貌与其他华夏人群没有差别。这个过程中,集团和个体都积极进行了遗忘。同理,来自华夏的散居人群加入非华夏社会,最终也会实现文化转型和历史叙述,逐渐成为非华夏社会的成员。中国古代文化也对这种“华夷转换”也持有宽容的心态,“入中国(华夏)则中国(华夏)之,入狄夷则狄夷之。”诚如陈寅恪所言:“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曰为汉人,胡化之人即曰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华夷”之间并非都能成功转换,有时会形成共生形态——一种“过渡形态”的人群。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东天山调查时发现,在天山中段的巴里坤与奇台之间有一个山居人群,是汉人与蒙古人通婚的后代。他们既熟谙汉语,又精通蒙古语,风俗既随蒙古族,也随汉族,既能像蒙古人一样管理他们的牲畜,也能像汉人一般丧葬、婚嫁。在毡包内他们像蒙古人一样穿着,当来到城镇又打扮得像汉人。他们在冬季的低地草场拥有大量房屋,夏季又随蒙古人一起进山搭建夏季毡包。他们有最普遍的宗教宽容,夏季在山中热情地款待游历的蒙古喇嘛,到冬季又去参拜汉人的寺庙。

   这些兼收汉文化和蒙古文化,具有“过渡”特征的人群让拉铁摩尔“大开脑洞”,长城作为“过渡地带”成为了他所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核心思想。拉铁摩尔挑战了当时风行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是对“欧洲中心观”和“中原中心观”的双重拒绝。正如鲁西奇教授所反思的,迄今有关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阐释,大抵都假定中国各个地区的历史发展走过基本相同的道路、遵循大致一致的历史发展模式。以社会形态演进为核心线索的叙述与阐释体系,强调人类历史均经历了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以社会主义社会为其初级阶段)的演化,认为历史发展的总体线索自亦如此,中国各个地区亦概莫能外。此外,还有一种“汉化”的阐释模式,“它假定一种单一的文明媒介,从汉人为基础的帝国中心,直接传导到不同种类的边陲人群当中。扩张、移民和文化传播的叙述,被看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单向同化方向,从而将中国文化不断吸收各种异质文化、并逐步形成自己特点的过程简单化了”。这种以单中心为标准将社会视为同质化过程的历史取向在根源上来自早期进化论,不仅掩盖了中国社会与欧洲社会存在的历史文化特性的差异,而且也掩盖了中国内部的区域性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已经突破了进化论的束缚,将中国历史的中心恢复到以长城为中心的历史过程,如李凤山认为,古代的民族格局总是反映着经济地理的生态结构。西周以降,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处于领先地位,建立了以当时农耕民族为主体的秦汉多民族统一的强大封建帝国;以蒙古草原为中心,则形成了以当时草原游牧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奴隶制政权。万里长城恰好坐落在这两大经济、文化腹心的南北交汇处。

   从“区域”形态看历史的发展,除了游牧和农耕两大形态外,谷苞很重视绿洲形态,对河西走廊绿洲从游牧区转为农耕区给予高度评价。汉朝对于河西走廊的开发,特别是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的设置,不仅具有中国史的意义,也具有世界史的意义。由于河西地区由游牧区变为农耕区,分隔开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同时,汉朝与天山以南的农业诸国,以及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一带游牧的乌孙结成了抗击匈奴的联盟,后来天山以南的诸农业国归服汉朝,纳入汉朝的版图,这就加强了汉朝的实力,进一步削弱了匈奴的势力。正是河西走廊将游牧势力一分为二,使得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最后成为两个异质性的互动游牧体系,两大游牧体系分别和中原、西域发展出不同的关系,使得中国西北历史变得丰富而多元,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大格局。这一视域中,谷苞将绿洲归入农耕社会的体系。

   将绿洲视野纳入到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的是拉铁摩尔。上世纪20年代末,拉铁摩尔混迹在商队中完成了从华北长城商贸城市张家口到天山中段的重要商埠古城(1759年,清政府在迪化以北约400余里的奇台堡设防驻守,该地为唐蒲类城遗址,人们以“古城”之名呼之)上千公里商路的考察。从沿线草原、沙漠、绿洲平原到高山地带,他观察到了不同地理环境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态、经济形式等在商路上的互动,继而也提供了新的眼光来分析这一区域的历史。他认为天山是新疆的地理重心。它不仅造就了新疆的地理态势,它融化的雪水也成为了绿洲的生命线。

   日本学者松田寿男利用历史地理的概念和文本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天山历史地理学”,提出天山属于“干燥亚细亚”区域,因此,“绿洲”这个“沙漠岛”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历史空间单位。绿洲是可以耕作的土地,但是这里的农耕受到自然条件的强烈制约:第一,享受不到雨水的恩惠;第二,依赖于地下水和河水,因此水量有限;第三,因水量有限,耕地不能无限度地扩大。受这些因素制约,绿洲具有与中国内地、印度或日本的农耕社会完全不同的性质。绿洲总体上属于资源匮乏区,人口、耕地和水资源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张。要维系绿洲的运转,就必须参与到商业活动中,获得新的商业资源。绿洲又是一个活跃因素,即它不仅给农业社会增加了贸易的因素,还使之展现出中转市场的性质,并起到了商队驿站的作用。因此,他提出了绿洲就是沙漠中的“岛屿”,连通岛屿的商队就是“航船”,从河西走廊到天山,因为商队的联络使得各个绿洲被连成了“绿洲桥”。松田寿男的表述既生动又富有想象力。

   谷苞、李凤山、拉铁摩尔、松田寿男等中外学者都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空间视角:把“长城—天山”作为一个整体的分析单位。李凤山以天山区域发现了烽燧遗址为依据,将天山纳入到“长城带”中。松田寿男则指出,一方面,“天山半岛”正因为长长地突出在辽阔的沙海中,其突出部分与东方的蒙古高原和中原之间横亘着寸草不生、极其干燥的大沙漠,因此,要从东方靠近这个半岛,就必须经过非常艰苦的旅程才行。另一方面,天山与万里长城的功能类似,都发挥了隔离游牧和农耕两种生活者的作用,但同时,它又成为使二者进行接触、和解的媒介。万里长城和天山山脉,尽管一个是人工的造物,另一个是自然山岭的复杂连结,但可以把天山山脉看作是万里长城的延长线。因此,松田寿男认为连结万里长城与天山山脉的这一条线才是划分古代亚洲的游牧圈和农耕圈的边界线;同时,它作为连结双方的交往线,又具有无与伦比的重大意义。如果说,松田寿男从空间提出了“长城—天山”作为划分游牧圈和农耕圈的意义,而拉铁摩尔则进一步从时间上提出了“长城—天山”联通历史的意义。他指出,约在公元7世纪,长城—天山沿线的游牧道路被唐王朝的力量控制,“游牧文化为定居文明所制,实可称为一大转机”,从那时起“中国长城以内的道路,始与沿天山两侧绿洲间的道路,即从游牧者开辟的商路有相当的联络。”“长城—天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过渡地带,其标志是连接“长城—天山”道路的形成。

   谷苞则提出,“中华民族共同性”必须置于游牧与农耕两大区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生存地理空间这一视域中来理解,换言之,“长城—天山”划分的农业区和游牧区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他因此强调,要正确看待古代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在汉朝设置西域都护以后,我国的中原农业区与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连成了一片,这时我国农业区与北方游牧区的界线,从长城以北到天山以北长达数千公里。农业区与游牧区都各有自己所特有的产品,是对方所没有或缺少的,因而也是对方在生产、生活上所迫切需要的。由于游牧区不能生产游牧民族所需要的全部生产、生活物资,游牧民族对于农业区生产的粮食和各种手工产品的需求是更为迫切的。受基本的经济法则的支配,农业区与游牧区以有易无的交易便发生了,而且这种交易的规模和品种,愈来愈大,愈来愈多了。”他强调游牧与农耕并重,超越了把河西走廊视为“华夷边界”的思路,以“长城—天山”重新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的空间——以亚洲或“内陆亚洲”为整体性视角,这与中国史以东亚为历史空间的传统叙述区别开来。谷苞的观点也成为费孝通所编著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长城—天山走廊”的形成与民族间的交流、互动

   清代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新疆的多民族交往格局形成的重要时期。费孝通提出,“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

   在清代,新疆的重要性凸显,首先源于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地缘政治格局本质上是由实力和“地理力”(即地理屏障)组成的地缘政治力量。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天山南北,疆域扩大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虽然3个哈萨克玉兹成为清王朝与南下哈萨克草原的沙俄帝国之间的屏障。但是,沙俄帝国南下对清王朝在中亚的地缘政治构成严峻挑战。清朝中叶,由清王朝控制的伊犁河谷在地缘上与哈萨克草原、南俄草原连为一体,深刻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格局。由于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从伏尔加河流域回归天山,沙俄帝国加强了对南俄草原与哈萨克草原大通道的控制,与清王朝在中亚形成对峙状态。因此,处理不断扩张的沙俄帝国以及内亚问题成为整个清朝北方战略的核心。

   在这一过程中,河西走廊的重要性降低,地缘政治的重心被转移和前置到了天山北麓。如乾隆27年(1762年)《清高宗实录》所载:“前因准夷未平,凉州、庄浪等处为西陲冲要,故将西安驻防之满洲、蒙古、汉军兵丁派出数千名,分地驻防。今大功告成,巴里坤以西,皆成内地,凉、庄既非边徽,……现在伊犁建造城堡,设立将军驻防屯田,与其三年一次派兵更番戍守,何如即以凉、庄兵丁挚眷迁移,较为省便。”

   此间,伊犁的建设是重中之重。民国时期,地理学家蒋君章在《西北经营论》(1936年)中对伊犁的重要性曾有形象的描述:“新疆命脉一系于伊犁,伊犁为新疆头颅,北路塔城,南路疏勒,则左右其肩臂也。乌鲁木齐为其腰脐。其足骨则东伸抵于甘肃、青海”。清政府以伊犁为中心,确立了“以北制南”的空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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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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