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概念省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0 次 更新时间:2018-01-05 11:16:31

进入专题: 皇权   专制   理性  

雷戈 (进入专栏)  
迄今为止,除了古希腊(或许还可以加上古罗马),我们实在找不出其他文明类型中存在有确定意义上的理性思维形式。

   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思想虽非理性类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依然可以使用“理性”这一概念来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政治-思想进行描述和分析。问题是,运用“理性”概念来作出的这种描述和分析本身则必须包含有前在的概念省思,以便使我们对其内涵和界限能有一个确切的思想把握。

  

   注释:

  

   [①]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对殷周之变的深远影响和相互殊异多有分析。观其所论,王氏所谓“制度”其核心是一礼制秩序,而我所谓“制度”本质则是一政体架构。

   [②] 也有人把王权进一步区分为“部落王权”和“普遍王权”两个阶段。(参见林安梧《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第109-110页,学林出版社,1998年)不过这种区分仍然没有自觉凸显出“君权”在政治形态意义上所具有的时代转折性。

   [③] 这一点使得早期王权政治形态多少带有一些巫术品格。比如,刘师培说,“上古之时,君主即为教主。故上古社会有巫无酋。洪荒以降,易巫为酋。”(《刘申叔遗书》【上】,第64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近又有日本学者洼田池考证“圣者”源于“巫者”。(参见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第3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但也有人认为不宜过分夸大三代政治中的巫术因素,他们相信礼乐在三代政治生活中同样占有主导性质。“不仅战国秦汉时期,而且就连商周时期的‘巫’地位都不是很高。”(李零《中国方术续考》第132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

   [④] 梁启超《中国文化史》指出与西方比较,中国贵族政治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无罗马元老院一般的合议机关;第二,贵族平民身份不同,但界限并不绝对;第三,贵族平民均可参政。对于中国贵族政治的这种“软弱性”,梁漱溟解释说,这是因为国人“理性早启而宗教不足”。(参见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第172-173页,三联书店,1996年)其实与西方相比,中国虽有贵族,但却未必有贵族政治。根据是,中国贵族根本就缺乏一种普遍的阶级意识。

   [⑤] “中古欧洲对于基督教君主与基督教会有一套制度上的限制:圣经上所揭示的道德标准是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的,国王也不例外,如果他们想自称为‘藉上帝的恩宠’来统治其国家。教会就是一个有责任,也有这种权力与威望,来对一个违背基本道德律的君主行使批判的组织。在基督教会的支持下,行政长官也能限制君主的行动。这样,绝对王政与宪法王政才能存在。”(Wolfram  Eberhard《汉代天文学与天文学家的政治功能》,《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68年)

   [⑥] 参见《顾准文集》第120-12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顾准特别强调作为“阶级”政治的贵族“法治”和作为少数个人的贵族“人治”之别。这种区别使得“世卿政治”具有完全不同于希腊贵族政治的“中国性质”。因为“国君仍然保持着至尊的地位,至少理论上他可以随时亲掌政权。”

   [⑦] 从话语描述角度说,“王权主义”与“专制主义”的确是一回事。但从概念界定看,“专制主义”指的是政治本质,“王权主义”指的是政治形态。谢维扬通过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研究,证明了中国政治文明史从一开始就与专制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即王权主义的政治形态昭示出专制主义的政治本质。“包括夏、商、周早期国家在内的古代中国国家制度的稳定的特征绝不是‘民主’性质的,而始终是专制主义的。”“中国早期国家的前身不是‘部落联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中国早期国家是传说时期酋邦制度演变的产物。酋邦作为以个人性质的权力为最高权力的前国家政治组织,绝无可能为中国早期国家提供民主政治的任何传统。”(《中国早期国家》第47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另外,还可参见该书其他部分的相关论述,比如第214-215、218、222页。

   [⑧] 所谓“专制主义”又可分为君权政治的“小型专制主义”和皇权政治的“大型专制主义”。

   [⑨] 杨幼炯对此作过一个简明概括,“在春秋战国之五百年中,实为从封建政治到集权政治,从王权政治到帝权政治,从贵族政治到官僚政治之一大转变时期。”(《中国政治思想史》第25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这种说法只是强调了春秋战国的历史过渡性,而忽视了其历史自足性。这实际上是王权与皇权之二分。后来日本一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也是着眼于周代封建制和秦汉专制国家之区分,(吉田浤一《中国史上两个时代:春秋战国与秦汉以后——专制国家论序说》,《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而不是依据中华专制主义理念所作的王权、君权和皇权三种政治形态之分殊。这是需要注意辨析的。

   [⑩] 谢维扬虽然没有从形态上细致区分出“王权”和“君权”之演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作出如此判断。而且他对民众生活实态的指认,也能够印证我们这一基本判断,即赤裸裸的君权政治较之于含情脉脉的王权政治对于大部分下层民众而言只能意味着更加残酷和悲惨的生活现实。“战国时期大国中的专制政治不仅在巩固王权方面远胜于周朝,而且在统治人民方面也达到极为发达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国时期生活在专制主义大国中的人民的生活比在周朝国家制度下更压抑。”(《中国早期国家》第473页)而最令人压抑的生活现实则是在接踵而来的秦帝国那种全国规模的皇帝制度下的无以复加的空前残暴和专制。

   [11] 相形之下,三代王权体制下的“君臣关系”却具有某种半宗教性色彩,而皇权体制下的“君臣关系”却呈现出一种世俗宗教特性。

   [12] 近人认为,由于春秋中期以来君主与家臣结合而成的“新官僚制型态”,“于是出现了以国君、家臣为主轴的君臣关系。”“国君与其臣的关系不同于大夫与其臣。”(甘怀真《“旧君”的经典诠释——汉唐间的丧服礼与政治秩序》,《新史学》十三卷二期,二00二年六月)在我看来,这种君臣关系的观念脉络主要有二:一是儒家强调的君臣“义合”,一是法家主张的君臣“利用”。“义”“利”之辨或许首先就出现于君臣关系之中。“重义”与“市利”两种君臣观念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春秋战国君权时代政治形态演进的基本思想线索。基于此,我对上文所谓“先秦时期君臣关系的主要内涵是‘义’,且源自于‘礼’与‘名’”这种看法有所保留。“义合”在于“礼”,这大体不错。但礼是一种差序格局。所以“义合”本身就包含有“贵贱”之分。(参见《二程集》第一册,第244页,中华书局,1981年)所以绝对不能把君臣“义合”过分理想化。

   [13] 朱子所说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参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中华书局,1994年)

   [14] 参见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第107、129页。

   [15] 这决定了国人政治观念的基本单位只能分化到“家”这一层面,也说明了国人政治观念的基本单位还没有落实到纯粹的个人这一层面。所以个人不可能有任何政治权利。所以人们只能用家的模式去解释政治事务。家与个人的区别在于,它是一个小而微的关系集合体。家与家之间产生了家族关系,再扩展一些就派生出宗族关系。从这种关系中抽象出来的普遍概念差不多能够解释国家政治的大部分问题。比如家国勾连则产生了“公家”、“国家”概念,而“忠孝”渊源更是呈现出政治观念在家国之间的深刻关联。(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269-270页)至于“三纲”之中家的规定就占据两纲,尤具理念意义。安布罗斯·金也注意到,中国社会中所有关系“都是家族性质的”。比如,“在五大关系中,有三个属于亲族领域。其余两个虽然不是家庭关系,也是以家庭关系方式构想成的。”君父臣子自不必说,朋友间的关系也被说成是“吾兄”“吾弟”。(参见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的希望》第14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总之,家与国之间在关系、结构、等级、秩序的完全对应性,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诸多概念、范畴、命题和话语规则、论证程序,都使得纯粹的个人概念根本无法从中脱胎而出。所谓“君子”、“大丈夫”、“圣人”只是一种特类概念,而不是原子论式的普泛类概念。所以它们不能构成中国政治观念的基本单位。

  

   [16] 在某种意义上,朱子强调的正是这点。比如,有学生说,“春秋时识义理者多。”朱子强调说,“也是那时多世臣,君臣之分密,其情自不能相舍,非是皆晓义理。”(《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便说的是一种体制,而非一种道理。所谓“多世臣”就是因为春秋多少还能保有某些分封制下的惯例和做法,从而使得诚信与守义成为维系君臣关系的必要因素。这也可以说是君臣间的一种契约。(参见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下】,第32-3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至于“古者君臣之义,盖尝数变”。最初,臣皆贱人,君以“赁庸之道”使之;“其后关系日深,恩意周浃,一如家人,”同时又夹杂着朋友意气之道。“至此,则赁庸之意稍变矣,然犹私而非公。又其后,君与臣,同以社稷为重,臣非复其君之私昵。”这似乎能够解释臣字“小与坚”之两义。“小者,臣之始,本不过便嬖使令之流;坚则当守信之谓也。”(参见吕思勉《论学集林》第612-61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这中间又发展出大忠小忠、大公小公、大义小义、大信小信等等复杂的观念序列。(参见上书,第616-619、635-636页)与此同时,这些复杂的观念又由于诸子的不同理解与表述,自然变得更加曲折微妙。(比如童书业说后世“忠君”观念萌芽于墨家,大成于韩非。参见《春秋左传研究》第2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由于君臣之义已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此前提下衍生出的某些泛化现象,亦需仔细辨识。比如,直到秦汉魏晋,长官属吏亦有君臣名分,下对上如同家臣。“为掾吏者,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参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校证》卷三,“长官丧服”;卷五,“东汉尚名节”,中华书局,1984年)但我觉得这种官僚之间的君臣之义可能更多属于一种主仆之义。所以“帝王不禁”。其目的在于倡导孝道,维系纲常,有助风化。这说明君臣之义的观念分化虽存在着诸多复杂的形式,但仍然恪守着一个更为广泛的统一性的思想共识。

  

   [17] 对外争霸,对内夺权,是春秋时代相互交织的双重主线。它们共同塑造了当时的君主观念。

   [18] 参见吕思勉《论学集林》第620-621、624-627页;《吕思勉遗文集》(下),第30-32页。

   [19] 其图式标识的“三元素”如下:王权:形式上的天下共主,巫官文化,贵族阶层;君权:一国之主,史官文化,官僚阶层;皇权:真正的天下共主,经学文化,官僚阶层。

[20] 政治的本质是政体。政体的超越性是一切问题的关键(中国历史上肯定存在有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与其说是某种本质主义的观念,不如说是一种存在主义的理解。存在主义也是历史主义。因为这种一以贯之的东西存在于所有历史当中。)本体论肯定是超越的。但超越性决不只有一种含义。所以,政体超越性仍是可以成立的。我谈论的不是本体论超越,而是政体论超越。换言之,国人只有制度意义上的政体超越性而无思想意义上的本体超越性(顺便说一句,时人只考虑本体超越而忽视政体超越绝对是一个错误。因为本体超越仅是思维层面的事情,而政体超越则是存在层面的事情。本体超越规定了国人的思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雷戈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皇权   专制   理性  

本文责编:baifuwe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史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767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