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丹丹:“生态艺术”与“逃避艺术”:尹绍亭、斯科特关于刀耕火种的“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 次 更新时间:2018-01-04 23: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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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丹丹  

   摘要:尹绍亭和斯科特分别从生态、政治两个角度对刀耕火种展开调查研究。尹绍亭从基诺族的刀耕火种田野调查入手,致力于刀耕火种研究迄今二十年有余。斯科特对刀耕火种的研究过程更为曲折:他一开始关注刀耕火种技术,后来把视线转向生态环境与政治的关联。二人视域重合时,却因视角不同而产生了不同解读:内容涉及到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山地特征、族群关系、农耕礼仪等,以及刀耕火种消失的原因等。两人的解读既有重合又有差异。但两种视角重叠,更能展现出人类学的生物文化整体观(bio-cultural holism)及其创新张力。

   关键词:刀耕火种,生态适应,赞米亚,逃避艺术

  

   刀耕火种研究让两位素未谋面的学者:尹绍亭与斯科特结下不解之缘。他们的学科背景学术观点不同,却能形成有益的互补关系并相映成趣。他们二位并未展开过正面对话。但他们的著作却让人感受到刀耕火种这一古老农耕技艺不可轻视的跨学科空间及“隔空”对话的内涵。他们的“对话”表现出刀耕火种生计的生态视野与实践智慧的交汇融合和创新张力。其结果有二:一是把刀耕火种所具有的混杂多样的米提斯生态哲学揭示得更加透彻;二是刀耕火种生态与政治双重视野叠合,推动这种生计方式上升为左米亚政治哲学。尹绍亭与斯科特的研究各有魅力,都有助于揭开刀耕火种不为人知的神秘面纱。但应指出,尹绍亭开拓的云南刀耕火种研究,旨在彻底批判主流文化千百年来对于山地民族及其刀耕火种生计的偏见,进而揭示古典进化论社会发展史的危害。他为此长期沉潜田野,收获了足以标新立异的翔实佐证,颠覆了主流学界的理论观点。斯科特则以论辩激情建构“左米亚”民族宏大新奇的“逃避艺术”和生态政治学叙事。他为此收集选择了包括刀耕火种在内的适于“逃避”的详尽资料,使其成果在国际学界一鸣惊人。两人的视角差异包括生态取向与政治取向,地域视野与国际视野,微观探索与宏观叙事,力排争议与引发争议等,每个领域都颇多刺激启发并值得深入探究。

  

一、尹绍亭的刀耕火种研究

  

   尹绍亭1980年开始从事刀耕火种研究。他1988年在《农业考古》发表《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一文,奠定了刀耕火种创新研究基石。此后更有《云南的刀耕火种——民族地理学的考察》、《云南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类型及人类生态学比较》、《试论当代的刀耕火种》等论文相继发表,形成了他的刀耕火种研究基本观点。1991年,他的专著《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出版。1994年,他在日本访学期间,完成了《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种志》。2000年,他出版了《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该书被马思中(Magnus Fiskesjo)译为英文,进而被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援引并看重。2008年,该书以《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为题修订再版。当代中国人类学史实不能绕过尹绍亭的刀耕火种研究。

   1980年代,除了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四川大学童恩正、云南民族学院汪宁生两位先生,新生代学者要用生态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的视角加入刀耕火种讨论,仍需承受极大压力,且要有极大勇气来面对国内学界“两座大山”的压力:一座是古典进化论:它不容分辨地定论刀耕火种是“原始习俗”、“原始农业”暨“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第二座是环境保护主义:它对刀耕火种深恶痛绝,视其为“森林头号杀手”和“破坏生态的罪魁祸首”,极力主张“消灭”。20世纪50至80年代的30多年间,古典进化论在中国学界的权威无与伦比,后辈学人对此难以想象。这种独尊线性社会发展史、单线进化论和“五种形态说”的状况,迄今可从“五套丛书”一百多卷,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里窥见端倪。80年代后,环境保护主义更成为世界潮流而所向披靡。刀耕火种被一般社会舆论严重妖魔化。单线进化论与环境保护主义合兵一处,夹击刀耕火种的力度增量更呈现为几何级。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尹绍亭于1991年逆势推出《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的研究》,站到学术争议的风口浪尖上为饱受污名的刀耕火种正名。它给“两座大山”带去强力震撼。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代学者对此反响热烈。

   尹绍亭的《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运用论辩式叙事体例。全书十七章,题目包括了“绵延不绝的山火”“山林中的‘蛮夷’”“‘原始农业’质疑”“‘从山到坝’商榷”“‘砍倒烧光’辩”“说‘火耨’”“释‘粗放’”“析‘轮歇’”“考‘戳土为穴’”“观‘白宝地’”“论‘游耕’”“谈固定耕地”“社会组织和土地制度”“农耕礼仪”“环境保护”“刀耕火种的生态学”“生态危机与调适”等前沿敏感命题。每一章论辩、释疑的概念和观点,皆发前人之所未发,极富挑战意义。这种新奇的写作方式,构成了强烈的学术冲击力。其细致生动的田野的呈现,对山民及其生活真挚情感的流露,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文化韵味,诗性语言的濡染和转化,处处皆能引发读者共鸣。[1]该书于2008年以《云南山地民族文化生态的变迁》为名再版。再版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仍用原书名“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下篇 “一部影像表现的文化生态史”全是新增内容。这部专著新版用大量图片诠释文字论述,全方位地呈现出刀耕火种及其生态史在1950、1980、1990三个年代的变迁和延续。[2]时隔20年,尹绍亭用再版“前言”表达了当年的写作初心:

   我与前人和他人观点结论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第一,我不同意“当代”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是“原始社会的习俗和生产方式”的说法,而明确指出刀耕火种乃是山地民族的生计形态,是生存于热带、亚热带森林中的民族对其生态环境和资源的适应利用方式,或者说是山地森林民族的生存技术和文化。

   第二,我以充分的资料说明把刀耕火种视为“不知锄耕和犁耕,只知道砍倒烧光的原始农业”的观点的错误,而明确提出它是一个十分独特和内涵十分丰富的传统知识体系,是千百年来山地民族的文化积累,它具有很高的科学和学术价值,它对于当代山地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仍然有许多可供借鉴和利用的“精华”。

   第三,我不同意强行禁止刀耕火种的主张和做法。因为在刀耕火种农业系统尚能保持良性循环的地区,强行禁止只会带来系统的混乱,造成生态灾难;而在森林严重退化、刀耕火种农业难以有序运行的地区,则应尊重和支持山地民族的调适与选择,并为其生计和文化的转型积极创造条件。

   第四,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虽然积极肯定刀耕火种的历史、生态和文化的价值,不同意强行禁止刀耕火种的主张和做法,然而却“并非是刀耕火种万岁”(山地民族的语言)的拥护者。刀耕火种和所有文化事像一样,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兴盛,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也必然会衰落、消亡。本书展现的刀耕火种由盛入衰的文化生态史,目的就在于描述其特殊的内涵和演变规律,从而提醒人们应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4

   如果说《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论辩“投枪”,那么《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种志》则是更典型的民族志叙事之作。它记述了9个山地民族的地理环境、社会组织、土地制度、耕作技术、物候历和生产过程、农耕礼仪及采集狩猎辅助生计,且将生物-文化整体论贯穿其中。此书将1991年著作的某些观点通过案例进一步展开,例如关于游耕的迁徙分化,就补充了瑶族、克木人、僾尼人等的历史演进过程。

   《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及其再版本《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和日文版《雲南の燒田——人類生態學的研究》(白坂蕃、林红译),乃是尹绍亭刀耕火种研究的整全成果。经过了若干年的争论,尹绍亭的理论观点逐渐得到学界承认。他开始把治学重点转移到学术应用和学科建设。在《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一书中,他写道:“现在大家都知道‘文化适应论’的鼻祖乃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其创立的文化生态学和后来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生态人类学,便是以文化适应为核心构建的理论。不过,遗憾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笔者尚没有机会接触文化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的著作,适应观点的获得应该说主要得益于自己的田野探索”。[3]尹绍亭在70、80年代对于文化适应理论的探索无疑晚于西方,但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却是标准的开创性探索。他的本土化研究系列成果在国内外学界均有影响。他的文化生态适应论也独具特色,特别是他提出的生计技术三层面适应理论:一是适应系统的生态文化内涵;二是适应系统的文化诸要素关系;三是适应系统的动态演进过程。他特别强调: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当为上述三层面的有机整合。[4]研究方法上,尹绍亭也做出了三个层次上的探索并付诸实践:第一层次是文献资料收集,包括用纵横结合方法收集纵向的历史资料和横向的现实资料;第二层次是田野资料采集,包括用点面结合方法,先做典型社区的长时段调查,据此进行不同类型社区的比较研究以获取纵深和广延资料;第三层次是整体研究,包括用系统论工具实施三步操作:第一步是把所有资料归入相应的子系统;第二步是用“系统树”模型分析各子系统的结构功能以其相互关系;第三步是分析整个系统的动态演变轨迹。[5]

   像尹绍亭那样20余年沉潜于刀耕火种的学者在中国学界可谓绝无仅有。刀耕火种生计因他而得以正名;刀耕火种的文化生态内涵因他而展现得淋漓尽致;刀耕火种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因20世纪50年代的前辈民族学调查和尹绍亭80、90年代的追踪研究而得以传世。中国学界和社会关于边疆少数民族生态智慧的认知和思想观念也因此而逐渐得以更新。笔者敢说尹绍亭的研究足以冠名“生态适应的艺术”。尹绍亭说:“我十分赞赏斯科特《不被统治的艺术》所展现的学术境界和学识,虽然学界并不完全同意他的某些观点和论证,但是他的著作确实给了我诸多启发。”学者在不同的社会母体里养成特定的问题意识并专注于特定使命,而把更多的阐释空间留给来自不同母体的其他同行。这应该就是尹绍亭先生的言下之意。

  

二、山民的轮歇、混种与现代国家的米提斯(metis)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已经关注到刀耕火种逃避集权统治的倾向。但他那部书里对刀耕火种的兴趣,仍以现代国家规划与控制的对立面为限。他关注到南亚东南亚国家首都附近必有人口密集的水稻种植区,但尚未提出“稻作国家”概念。他将逃逸的农奴及其山地避难空间看作文明国家的化外之地,但尚未受到申德尔的启示而提出鲜明的“左米亚”概念。[6]究其原因,他是把主要精力倾注到现代国家的极端意识形态和极权发展观指导下的规划计划造成的种种负面暨破坏性后果,进而倾注于权力视觉美学批判。他把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生态智慧、知识、技艺纳入到混合生计“米提斯”概念里。他用的米提斯就是作为现代标准化、清晰化的现代农林总体景观对立面,并且是现代科学竭力要消灭的传统混合暨混沌生计。换言之,现代化农林业不仅追求产量,更追求有助于统治者集权控制并施加权力影响的整齐划一密集化的阅兵方阵式视觉审美效果。斯科特揭示了这种现代“特权视角”,且指出了这种“标本制作术”的规划计划和实施过程。他跟尹绍亭都欣赏刀耕火种生计的文化生态多样性及其价值。但相比于尹绍亭,斯科特增加了一个分析概念:权力视觉美学。这驱使他追寻现代化集权思想的缘起、演变及其在不同空间里的缔造实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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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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