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杰:凝思于古典与现代之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 次 更新时间:2018-01-04 23: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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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增杰  

   《中国近代文学论集》是关爱和先生继《从古典走向现代》《悲壮的沉落》《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等专著问世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在我看来,《论集》对如下两个问题的研究最具学术价值。

   一是关于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转型问题的研究。自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接连对中国发动了一次次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侵略者攻城掠地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制造了空前的民族灾难,粗暴地蹂躏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中国人民抵抗侵略、探求民族新生之路的斗争前仆后继。正是在这种血与火的历史变革与演进中,中国文学开始了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艰难蜕变。对于丰富而又复杂的转型期文学研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文学自身。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近代文学,它甚至是一部民族心理变革史。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的研究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如一位近代文学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这大半个世纪,正是中国历史舞台上侵略与抵抗、起义与镇压、求变与循旧各种冲突闹得沸反盈天,因而历来为史学家们瞩目的时期,然而,却又曾经是被不少文学史家漠然以视之、淡然以述之,甚至鄙然以斥之的文学时期。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的研究,更形寥落萧瑟。”(王飙:《悲壮的沉落》,一九九三年《中国文学年鉴》第四一八页)在青年学者中,更以近代文学艺术成就不高、语言艰涩等由对此领域望而却步。而在二十多年前,关爱和却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学术选择。

   一九八一年,近代文学史家任访秋先生,率先打破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人为分割,开始在国内招收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生。关爱和立即报名参考,并获录取。由此开始,他凝思于古典与现代之间,考稽史料,研读作品,对于转型期文学提出了许多具有学术原创性的见解。他指出,作为历史“中介物”——过渡转折期的中国近代文学,它既是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的承续与终结,同时又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先声。他的研究论文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语是“蜕变期”、“从古典走向现代”、“过渡转型期”、“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历程”、“文学变动说略”、“情感流向”、“心路历程”、“新旧之争”等等。这些话语清晰地折射出了作者的研究指向:转折年代的文学转型研究是他研究的重心之所在。

   这一学术选择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转折年代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学最激烈变动的年代。历史演进的由量变到质变,它的变动形态的丰富性,诸如传统文学思想的衰微,新文学思潮的萌动,新旧社会力量的较量,新的社会力量在较量中的挫折,以及新的力量的重新酝酿,聚焦,旋又开始新的较量,一切都有声有色,波涛迭起,直至为新的力量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准备好了充分的条件。转折年代也是文学历史发展的矛盾性、复杂性、多重性展示最为充分的时刻。这些,都为研究者提供了巨大的研究空间,用武之地。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实际上是关爱和对转折年代文学研究的起点。这位眉清目秀的青年人,平时略嫌腼腆文静,不苟言谈,外敛内秀,在当时众多研究生中并不起眼。但当三年即将过去,他怯生生地将自己研究桐城派的毕业论文恭交导师任访秋先生和我时,我们的眼睛都豁然一亮。论文宏论纷呈,疾徐有致的叙述节奏和清新明快的语言竟使我们爱不释手。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任访秋先生日记,记载了先生阅读论文后的欣喜之情:“下午,看关爱和的论文,条理明晰,有分析有比较,评述恰当,语中肯綮,还是有质量的。”(《任访秋先生纪念集》第三七六页)我从这篇论文的阅读中,捕捉到的则是这位年青人的朝气,自信,胸有成竹,宏阔的学术眼光和细腻的艺术感觉。我记得自己也兴奋地为论文写了一段赞赏性的评语,具体语句已经模糊,只记得有后生可畏,来日方长,前程不可限量数语。后来和任访秋先生见面,当又说到这篇论文,我们又几乎同时脱口而出:“汝子可教也!”关爱和没有辜负导师的期望。他学术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厚积薄发。三万字的桐城派硕士毕业论文,后来当涉笔桐城派时,他竟一发而不可收,呈现给了读者一部三十五万字的桐城派研究新著:《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关爱和的学术实践告诉人们,毕业论文的学术选择的极端重要性。对于一个青年学子来说,有时它竟可能是终生的学术指向,为自己的未来铺设的第一块学术基石。

   学术选择直接体现着选择者的眼光和智慧,但选择本身并不能保证选择者的成功。更为重要的是,选择者还必须对研究对象用心去感受,用深邃而怀疑的目光去审视,特别是以坚实的史料为基础进行学理辨析。

   熟而生疑。研读史料使关爱和发现,在一段时间内,由于研究者对唯物史观运用得不够纯熟,根据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机械划分,“在文学研究活动中,原本存在的以五四文学为分界的新旧文学的对立被扩大化;五四文学与维新文学联系被粗暴割断”,造成了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的人为断裂。循此思路前进,关爱和在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看到了更多内在的、深层的精神联系,发出了具有个性化的学术新声。谈到梁启超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时,关爱和作了如下的描述:“梁启超有关文学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并没有被世纪初的研究者所充分意识到,但梁氏文学革命的现实影响,却是同时代人所深切感受到的。”(《中国近代文学论集》第五一九页)这样的辨析,虽只是点到而止,但却熔铸着他多年凝思冥想的真切实感,因而自成一家之言。关爱和对桐城派与新文学运动关系的分析尤具真知灼见。他说:“新文学运动固然由于桐城派的‘反动’所起,而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所受桐城派中人物潜移默化影响的事实也不可抹煞。新文学不是横空出世的舶来之物,它与民族文化、民族文学便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被忽视,但决不会不存在。”(《中国近代文学论集》第四三四页),这段平实的话语透露出的是深邃的思想力。“潜移默化”四个字,准确、真实地道出了新文学倡导者和桐城派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甚至是与生俱来、深入骨髓的永远无法割舍的爱与恨。时过景迁,当当事者带有强烈功利性的过激情绪淡化之后,这段话的真理性就益加彰显。

   在总结绵延二百余年的桐城派终归于沉寂的原因时,作者除指出了新文学运动的攻伐外,还着重分析了桐城派自身艺术创造力的衰竭,其所固守的文化价值及道统、文统观念的不合时宜,其行文拘谨、禁忌繁多的文言文体形式与日益丰富繁杂的时代内容不可协调的矛盾,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封建王朝的覆灭等桐城派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的变化,等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桐城派走向消亡的条件。他还进一步指出,桐城派古文的消亡与新体散文的涌现,“成为中国文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一道醒目的风景和一次充满思想冲突与文化意蕴的历史性转换。”(《中国近代文学论集》第四三九页)言词之间,对桐城派的消亡表现出了应有的理解,对文学的历史性转换则充满了憧憬。

   对文学转型问题的深入观察与研究,常使关爱和能一语中的。如由桐城派到湘乡派,其风格变化特点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明白,他则仅用“风格由气清体洁到崎岖雄俊醇厚老确之境”来概括,要言不烦,画龙点睛。

   第二是作家心路历程研究。如果说作者的研究一方面是用理论脉络挑明文学转换的历史必然性,他那含而不露的思想锋芒,常常深藏于隐而不彰的理性内核中;那么,强烈的艺术感悟力又使他能够通过作家心灵的微波荡漾感知时代精神的流向。关爱和从对近代作家心路的考察中,明显地感受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沐浴欧风美雨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在民族本源文化中寻求精神支撑。”(《中国近代文学论集》第二十二页)从全局着眼,他提炼出近代作家三种明显差异的心理价值取向。《论集》指出:“他们或以板结的思维心理定势看待日益蓬勃发展的西学东渐浪潮,死死固守以夏变夷的僵死封闭的文化观念;或在承认中国技艺落后的同时,却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礼乐教化的巨大优越性,在文化选择中恪守中体西用的原则;或不仅承认中国技艺不如人、政治制度不如人、文化与文学皆不如人,试图借助西方异质文化的冲击力量,荡涤传统文化的污泥浊水,建立适应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新型文化。毫无疑问,第三种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对于一潭死水般的中国的进步更具有建设性意义,近代中国所发生的文化变更与文学革新,正是在这种心态支配下酝酿发动的。”这一段描述,实际是近代作家心路历程的浓缩与概括。

   关爱和辩证地认为,五四文学精神既有着民族本源文化精神的支撑,又非晚明以来人文思潮的简单复写。指出,思想与文学的演进,取决于社会需求与创造者的主体意志,而文学的创造,既包含着创造者个体的情感与生命体验,又融合着丰富的社会与时代内涵。后者是文学的生命之源而前者是文学的精灵所在。本此理念,关著对作家心路历程的抒写,成为本书的一个耀眼的亮点。他以点带面,对多位近代作家的思想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剑气箫心龚诗魂》《论老残》,新见迭出,出语惊人,其对人物维妙心理剖析之贴切,让人击节赞叹。作家心路历程研究实际上又是对转型问题研究的加深与丰富。两个问题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起草以上诸文时关氏还是一位青年学者,他的藏而不露的才华,尽在这洋洋洒洒的文字中间。

   古典与现代之间,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学术富矿,一片看不到边际的学术莽原,一个充满着诱惑力的学术磁力场。在这段历史的深处,藏有转型期文学永恒魅力的全部秘笈。诚如作者在《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一书所标示:古典主义有终结,可对于古典与现代之间学术的凝思却永远无法终结。作者在一篇《后记》中告诉我们,他曾试图将晚清旧派文学阵营中的桐城派、选派、宋诗派、常州词派的审美选择和文化命运,作一总括性的描述,可“当涉笔至桐城派时,竟絮絮不休,共达三十余万字。于是只好将这三十余万字的稿子先行交出版社,有关宋诗派、常州词派、选学的文字,只有留到来日了”。我们饶有兴味地期待着,作者那些“留到来日”的思考,能够早日化做给读者以新的启迪的华章。

   文字来源:《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 中华书局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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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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