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志 袁彬:刑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回顾、反思及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 次 更新时间:2018-01-04 10: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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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适时启动对其的全面修订,并且超越刑法典单轨立法模式,构建刑法典与行政刑法的双轨立法模式。

   (二)刑法的制度展望。关于未来我国刑法制度的发展,论者们重点探讨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问题:

   第一,单位犯罪的责任根据问题。有论者认为,单位犯罪不应理解为单纯的以单位为主体的单一犯罪,而应是由单位与直接实施犯罪的单位责任人员为主体共同构成的、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并列的嵌套式共同犯罪。在这种特殊的共同犯罪形态中,一方面是单位本身因为其存在赋予了单位成员以单位特有的犯罪能力而成为犯罪主体,另一方面则是单位相关主管与责任人员因其个人以违反刑法要求的方式履行职责而成为嵌套在单位之内的与单位共同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主体。所谓“嵌套”,是指尽管单位及其责任人员均因其各自的犯罪行为而承担着独立的行为责任,但在这种犯罪中,单位与其成员的意志与行为均互为表里,在客观上看似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在单位犯罪中应承担相对独立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在形式上就只能依赖于单位这个外壳才可能在刑法中独立存在。也有论者结合单位环境资源犯罪探讨了单位犯罪的责任根据问题,认为为有效治理环境资源犯罪,有必要适度借鉴替代责任论,让单位在更大范围内对自然人的意志承担刑事责任并增加单位在刑法上的注意义务。单位环境资源犯罪之刑事责任的认定宜从单位自身的行为特征与罪过形式方面进行具体判断、综合评价。单位环境资源犯罪之刑事责任的具体认定应当采取代表单位意志和基于单位利益的双重标准,坚持先进行代表单位意志的认定后进行基于单位利益的认定。

   第二,共同犯罪问题。有论者研究了共犯的退出机制问题,认为应坚持因果共犯论,将个人责任主义原则与违法相对思维内嵌于共犯责任退出机制之中。物理因果关系的遮断考察以客观风险之消解作为评价目标,实现事实因果关系的规范渗透。心理因果关系的遮断考察,以法规范的震动平复作为评价目标,并行构建包括脱离意思之现实传达以及真挚努力之实际付出的双层检验机制。也有论者研究了共犯转化问题,认为共犯转化具有罪质表现异质性、处罚程度趋重性、转化要素法定性的特征。成立共犯转化需同时满足构成基础犯罪、基础犯罪之共犯、对共犯转化持故意态度、实现转化要素及以刑法明文规定为限的条件。还有论者认为,在互联网共同犯罪中存在意思联络难以认定的情况。互联网时代的意思联络具有特殊性,可以利用“针对共同性的未必故意”和“通过符号语言的意思联络”实现意思联络的缓和,并通过入罪门槛的个别考察限制处罚范围。

   第三,金融犯罪问题。有论者探讨了金融犯罪的法益问题,认为我国金融刑法的法益应由“秩序法益观”向“秩序导向下的利益法益观”转变,并确立金融交易利益的核心地位,以金融信用利益取代“金融秩序”,据以实现金融刑法体系的完善目标。也有论者探讨了新型支付方式下的网络侵财犯罪,认为新型支付方式下网络侵财犯罪与传统侵财犯罪的刑法规制和惩罚的思路并无二致。新型支付方式账户内的数字化财物可以直接作为侵财犯罪的对象。新型支付平台其本质是“机器人”,可以成为诈骗类犯罪的对象,新型支付方式下网络侵财犯罪的重要特征不是“账户资金被盗”而是“机器人”被骗。对于新型支付方式下盗骗交织型侵财犯罪案件的定性应以信用卡诈骗罪定性。“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使用”是对“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最新注解,立法上应适时作出调整。

   第四,网络犯罪问题。有论者认为,刑法必须敏感地应对网络时代的各种变化,但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制定所谓“网络刑法”。当下我国应当在刑法典内,分别采取增设条款或者在既有条款中增设行为方式与行为对象的立法模式规制新型犯罪。在增设新罪时,必须坚持法益保护主义。有论者认为,网络安全法益正整体嵌入和覆盖传统刑法法益,网络空间社会日益真实客观化,安全刑法观推动网络刑法学知识形态的蜕变,网络刑法立法迎来根本的视角之变。当前,我国应当更新并树立网络空间社会作为犯罪对象、手段、时空的全新立法思维,适度扩容网络安全法益并增容保护范围,合理借鉴域外经验与整合网络危害行为的类型及体系,理性转向预防性立法理念及其技术。也有论者认为,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为网络中介服务者设定了不纯正不作为的刑事责任,作为预防性刑事立法,应当对其进行严格的限缩解释。即在法益保护目的的限定下,根据网络中介服务者不同的主体类型,以条件说、对原因的支配关系、一次规范中附有法律责任的作为义务顺序,立体地进行不纯正不作为帮助犯的刑事归责判定。还有论者认为,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中的“信息网络”包括公用电话网、广播电视网和计算机网;行为主体包括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网络内容及产品服务提供者;行为事实必须同时满足“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行为人发生违法性认识错误时,不宜以犯罪论处。

   总体而言,2017年,我国刑法理论研究紧密围绕我国刑事法治领域的重大热点问题进行展开,其中既有对我国刑法立法、司法问题的反思,也有对我国刑法立法、司法问题解决的建言和展望;既有对我国刑法诸多基本问题的理论探究,也有对我国刑法新型热点犯罪问题的适当分析,理论与实务兼备,方法与问题俱在,成果斐然。未来,我国刑法学应当以此为基础,继往开来,不断推动刑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进步。

  

   赵秉志,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袁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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