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胡适的初恋情人韦莲司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94 次 更新时间:2018-01-03 18: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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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的朋友——艾迪丝·克利福特·韦莲司女士

  

   随着胡适档案资料的不断公开和发掘,以及研究的深入,胡适感情世界呈现出了令人意外的五光十色。他与美国姑娘艾迪丝·克利福特·韦莲司深情五十年的故事已经不新鲜了。但情爱的感人不在于是否为人熟知和古旧,而在于它的强度和深沉。韦莲司生命本身所表现出来的绮丽高贵的景象依然吸引了我。

  

   她是健谈者,也是倾听者

  

   胡适结识韦莲司,一般的说法是1914年。届时韦莲司离开绮色佳的家,在纽约从事现代派绘画活动。因为这个小镇包括韦莲司父母一向有厚待留学生的传统,而胡适又那么惹人喜欢,于是韦莲司父母以真正“家”的温馨欢迎着他,他们相识就不可避免了;并立即互相吸引,频繁接触,密集通信。1939年胡适将自己的留学日记公开出版,赠书予韦莲司,划出提到韦莲司的地方,多达44处。从1914年至1917年胡适回国的3年间,胡适给她的信达百余封。这两个异国、异族、异性青年相荡而成涟漪,互击乃生灵光,互相获益,互相塑造,成为中国留学生与美国人民交往史上最为奇异的篇章。

   韦莲司出生于富裕的大学教授家庭,在耶鲁大学念过1年美术,又到欧洲游学近1年。她酷爱美术,兼修雕塑和摄影。与胡适相识时,已在纽约现代派画坛初露锋芒。她的作品被费城美术馆和耶鲁大学美术馆收藏。她的一尊雕塑,有人称其是“触觉主义”的滥觞。在美国几本艺术家名录中,收有她的名字。在1952年的一篇讨论美国现代派画家的文章中,还特别提到她曾是个很有才华的画家。胡适在家书和日记中称赞她“思想深沉,心地慈祥,见识高尚”,“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他在信中一再地说:“你的友谊丰富了我的生活,也深化了我的生命”,“你所给予我的是何等丰富”,甚至说,你是我“正确航向之舵手”。

   江勇振说,胡适的留学生涯“是他一生思想、为人、处事的转折点”。胡适自己也说“有时,我发现自己竟比欧美的思想家更‘西方’”。——如果说美国塑造了胡适,韦莲司则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胡适原来认为妇女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贤妻良母,作为日后家庭教育的预备,仍将妇女囿于家庭的狭小圈子中,而韦莲司的观点即使在当时的美国也属前卫。在与韦莲司的交流中,胡适观点“大变”为:“乃在造一种能自由独立之女子”,“可以化民为俗”,振兴国家。这个理念在今天也仍然是妇女教育的目标和理想。

   有一次,胡适自得地说,中国士大夫不拒绝新思想,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西方守旧者批驳攻击,达半个世纪之久。到中国马上所向披靡,未遭任何阻碍。韦莲司反驳说:“这不见得是中国士大夫的长处。西方人士不肯人云亦云,必须几次试验证据辩难,而后成定论。东方人士习于崇奉宗匠之音,苟其动人,便成圭臬。”这样深刻精辟的见解,对青年胡适不啻石破天惊,闻所未闻,便是对中国百年来的艰难竭蹶,也是一针见血的针砭,迄今仍可供我们深思。

   1916年,胡适以《国际关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一文参加“美国国际调解会”征文比赛,获一等奖,此时他才24岁。这是胡适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一篇杰作,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为青年胡适赢得了最初的国际声誉;也奠定了他一生的政治哲学,定下了他持守不渝的国际关系理念的基调——国际仲裁主义。这篇论文一直是胡适的骄傲。在1916年7月9日胡适给韦莲司信中说:“这篇文章中的许多意见是你我共同思考所得,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我接受了你许多有价值的建议。”

   胡适在他的英文自传《我的信仰及其演变》中,曾特别指出:由于韦莲司的介绍,使他读了约翰·莫雷(Morley)的《论妥协》(《On Compromise》),而此文成了胡适“一生之中,最重要的精神影响之一”。

   胡适许多恪守终生的理念,比如“用好的方法,做好的事”,反对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本着自己的自由意志容忍”别人的“信仰和观念”;“每一个个人应该有最大的自由来发展自己的能力,这对全社会的幸福是最有利的”等等,都得益于韦莲司的直接阐述和介绍,以及两人间交谈启发。

   韦莲司不仅是个有才华的画家,还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她感情奔放,想像瑰丽,善用隐语,敏锐的头脑能发现深刻间的共同联系和细微平常中的同一性。胡适接受韦莲司不要“旁骛太多”的劝告,转学哥伦比亚大学,韦莲司写道“大雨过后,是多么清新和亮丽啊……所有书本里的每一片小书页一定都雀跃着,个个都盛装以待”;说起自己亲爱的父亲去世,她悲伤地说“即使这整个世界遍地黄金,当这块巨岩断裂……这些黄金泰半已随他而去”;在谈到与胡适的情谊时说“我们彼此的影响就像织进我们外衣上绚丽的线条一样,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它污损或拆卸”,“我想你写了地址的一个空信封也能给我一个宁静的片刻”。这些智慧与个性撞击出来的璀璨火花,在韦莲司的文字中比比皆是,不可能不对胡适产生影响。

   韦莲司阐述、介绍、回应、诘问、驳难,是个健谈者;同时也是一个倾听者。这都迫使胡适梳理深化他的知识,进行系统的思考;或进入新的领域,汲取新鲜的营养,丰富自己;许多概念和思想也从空泛模糊变得具体清楚,然后条理井然地表达出来。胡适告诉韦莲司,经过这个过程之后,“有关这个主题的知识,才真正属于自己的”。

  

   她仍然是心灵的对手

  

   1917年,对胡适和韦莲司来说都是人生的重要转折。胡适学成回国,以“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的恢宏气慨,击打命运的集合鼓,参与发动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他的声音像最高峰的雪崩,回响在千山万壑之间。而韦莲司则难逃二十世纪初,美国知识女性为家庭牺牲事业的命运。她从纽约回到绮色佳,照顾父母、重病的姊姊,乃至老管家伍尔特,缠身于种种家庭琐事,并严重影响了她的健康。在一封写于1927年给胡适信中,她悲伤地自喻为一只被禁锢在牢笼中的小鸟,“瑟缩在一个角落”,被一圈圈的铁丝紧紧“捆住”。1937年韦莲司已经51岁了,在给胡适信中说“我自己这一生最有创造力的阶段,已经作了别种付出”。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你明明看到了未来,却不得不由于难以驾驭的力量,而滑向相反的方向。韦莲司平淡的语气中,有着多少无可奈何的况味!

   从此,始终囿于小天地中的韦莲司与活跃在国内、国际舞台上的知名学者、社会活动家的胡适,在知识思想上的激荡少了,更多的是情感上的慰藉和关爱。韦莲司毫无保留地为朋友取得的成功礼赞,也不加掩饰地表达自惭形秽和自卑。但这并不影响她保有精神世界里已有的疆域,反而深化了她的洞察力——她仍然是胡适心灵上毫不逊色的对手。

   1933年,胡适应芝加哥大学的邀请,做了贺司克讲座,历时1个月,共6次。胡适一讲完,立即把讲稿寄给韦莲司征求意见。韦莲司花了1个多月时间阅读稿子,做了润饰,提出意见。胡适参酌韦莲司的意见,次年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书名交芝加哥大学出版。这本书在胡适的论著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胡适第一次在西方阐述他对近代以来中西关系、五四运动和未来中国的文化趋势;也是胡适第一次把中国文化趋势放到了世界历史性运动中来考察。1963年此书再版,布鲁克林学院教授海曼·库布林写了热情洋溢再版序言。一本学术著作30年后再版,可见其价值历久不衰。而胡适曾在初版序言里特别感谢了韦莲司对本书所作出的贡献。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派胡适到美国和欧洲活动,翌年7月,蒋介石又2次打电报坚请他出任驻美大使,这有违胡适一贯“不介入实际政治”的立场。胡适心情沉重地写信给韦莲司说:“我现在头发已经斑白,我觉得我已经不能再浪费自己的生命。谈战争、谈国际政治,这是何等的浪费啊!”在中华民族最为严峻的时刻,韦莲司表现出了罕见的热情和果断的智慧,鼓励胡适要有所作为。

   1938年1月31日信中说:“你不仅仅属于中国,你属于整个时代和时代里的危局”。此时“应该有个人出来,改变人们的看法,让武力的使用朝向一个有利的方向”。“你属于全世界”。

   1938年8月19日信中说:你不应该“不让你的生命去做完全的发挥”, 而“试图去逃避自我的砥砺”。“当我们在精明却又短视的人所造成的洪涛中载浮载沉着,当可怕的事情倏然间把所有的希望都粉碎的时候”,此时应该“努力专注地去找出路、找解决方法”。韦莲司还不放心,又写了一封长信,鼓励说,以往“你总能用坚定的声音,说你要说的话”。“从你最近有关公共事务的演说中,我总是震惊于一个伟大人物和先知的智慧”。“你的服务不只是为了‘你的同胞’,也是为整个大病的世界”。

   这些恢宏、简洁、有力的赞誉和期望,仅仅看成一种囿于个人情感的偏颇,是不公允的。这些语言有着深邃的思想刻度、不凡的历史感,具有真正政治家的气度。它的感召力和冲击力也是难以抵卸的。1938年8月26日,胡适请辞电报已经拟就,第2 天突然决定接受这个“战时征调”。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认为,胡适“是听从了韦莲司的意见”(姜异新:《走读胡适》第151页)。

  

   无怨无悔,奉献终生

  

   1914年至1917年,两个年轻异性亲密接触、互相砥砺,又都长得那么俊美,不可能不擦出爱情的火花。(在我阅读过的文字里,都说韦莲司长相平凡,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在已经公开的几帧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16岁少女的秀美亮丽,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雍容瑞庄。)不过囿于当时美国社会普遍的种族偏见和胡适已“使君有妇”,他们的爱情之火只能在压抑中燃烧。胡适1915年1月25日信中写道

  

   虽然在过去四十八小时之内,我已写了两封信和一张明信片给你,但还是忍不住要写这封信。

  

   这显然只有在热恋中的情人才有的情怀。

   韦莲司则要更压抑一些。她一直要到胡适回国,才发现已经深深爱上了胡适。她在1927年与胡适阔别10年,在绮色佳重聚以后的一封信中回忆说:你宣告结婚,“对我来说,那是多么巨大的割舍”,“我们在精神上根本老早就已经结婚了……你回国而去,我就整个崩溃了”。

   开始还是冷静的,但终究压不住情感的爆发。她写道:“你是一个我最崇拜的人”,“除了我自己以外,此地一切皆空。然而,我整个心所想的,除了你以外还是你”。“这个情感的巨浪扑向我,我要怎样做才不会灭顶呢?亲爱的适,我不知道去死是不是也太晚了”。“让你走,是如此艰难,老友——但你留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她甚至冲动地用了西方婚礼上新人的誓言:“我用我的生命对你说:‘相亲相爱,至死不渝’。”

   江勇振认为这些信可能根本没有寄出,韦莲司内心汹涌的波涛,只是靠独自的呢喃抚平。很可能要到1933年他们成为身心合一的情侣之后,才拿出来给胡适看。

1933年6月,胡适到芝加哥大学讲学,他将在美加两地奔波3个月。绮色佳依然旖旎,然而,继韦莲司的父亲、姊姊去世后,她的母亲也永远离去。韦莲司渴望这次聚会,写信给胡适忍不说“你的来访,对我而言,有如饥者之于食”。该年9月的2次重逢,是他俩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韦莲司在分别后的信中说:以前我们一直“穿着这身正式的外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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