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福柯的权力著作比从前更重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7 次 更新时间:2018-01-03 16:10:53

吴万伟  

   柯林•库普曼 著 吴万伟 译

   福柯的权力著作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它具有创造性、严谨性,有时候令人沮丧,更多时候令人眼花缭乱。

      想象一下有人请你编写超级简短的哲学史著作。或许有人向你提出挑战,要挤掉哲学难以避免的多样性水份,仅仅用几条微博短信来阐述哲学家的思想。更糟糕的是让你用单个名词来概括每个重要思想家的观点。柏拉图有“相”(forms),笛卡尔有“心灵”(mind),洛克有“观念”(ideas)。此后的哲学家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有“自由”。近期的哲学家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有“文本”,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有“正义”,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有“性别”。如果按照这个幼稚的客厅游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词当然是“权力”了。

      据有些清单所说,福柯仍然是被引用最频繁的20世纪思想家,也是唯一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两个领域里被引用最多的学者。两本被引用最多的著作《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75)和《性史》第一卷(1976)是他分析权力的核心著作。有趣的是,福柯的大名并非因为这个显著的关键词。他在1966年一举成名是因为出版《词与物》(英译标题是(事物的次序The Order of Things)。法语标题原文(Lets mots et les choses)更容易表达该著作的思想环境。1960年代的哲学都是关于词语的,尤其是在福柯的同代人中间。

      在巴黎的其他地方,德里达正在忙着宣称“除了文本之外什么也没有”,雅各·拉康(Jacques Lacan)则依靠宣称“无意识的构成就像语言”而将心理分析变成了语言学。这些不仅仅是法国的时髦。1967年,美国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论文集标题“语言转向”中就是对这种新思潮的总结。同年,德国哲学家领袖人物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出版了他尝试“将社会科学建立在语言理论基础上”的著作。

      福柯的同代人热衷语言研究已经至少几十年了。哈贝马斯的代表作《交际行为理论》(1981)仍然致力于探索理性的语言条件。英美哲学遵循同样的研究路线,法国哲学家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们指向非理性的语言学本质。)

      但是,与同代人不同,福柯走向另外一条道路。不是呆在词语世界里,他在1970年代将哲学注意力转向权力,这个观点有望帮助解释词语或者其他任何东西逐渐给予事物所拥有的秩序。但是,福柯的持久重要性不在于他发现了某些能够解释其他所有概念的新的主概念。在福柯看来,权力不是另外一个哲学偶像。因为福柯有关权力的最关键主张是,我们必须拒绝像哲学家对待核心概念那样的方式对待权力,也就是将其作为能解释其他一切的统一性的、同质性的东西。

      福柯没有尝试围绕其招牌性概念构建一个哲学城堡。他亲身见证了研究语言转向的哲学家的论证一旦通过词语来分析越来越多的东西后就变得气势汹汹。所以,福柯本人明确拒绝提出涵盖一切的权力理论。采访者有时候追问他统一的理论是什么,他总是顾虑重重。他说,这样的理论不是他研究的目标。福柯仍然以他对权力的分析而名扬天下,事实上,对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福柯的名字几乎就是权力的同义词。但他并没有提供权力哲学,这是怎么回事?

      这里恰恰体现了福柯著作的丰富性和挑战性。他的权力研究是一种哲学途径的探索,其特征体现为在尝试将权力政治化时的创新性、严谨性,有时候令人沮丧,但更多时候令人眼花缭乱。不是使用哲学把权力凝固在没有时间性的本质中,然后用此本质来理解权力在世界上的种种表现,福柯寻求的是把哲学从抓住本质的冰冷负担中解脱出来。他想让哲学获得自由,去追踪权力的运动,用权力运行的热量与骚动来定义事物的秩序。

      要欣赏福柯途径的创造性,将其与从前的政治哲学家的途径进行对比是非常有帮助的。在福柯之前,政治哲学家都假定权力是有本质的:无论是主权还是熟练掌握或者全局掌控。德国社会理论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 非常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国家权力是“对合理使用武力的垄断”。英国哲学家和最早论述国家权力的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认为,权力的本质是国家主权。霍布斯认为最好的和最纯粹的权力是一国之君这个位置上施行的。他称之为“利维坦”。

      福柯从来没有否认霍布斯意义上的国家权力现实。但是,他的政治哲学源于他对唯一真正的权力是主权这个假设的怀疑(它不过是福柯质疑的假设)。福柯接受世界上有真正的暴力存在,而且不仅仅是国家暴力。还有因为资本的大量浓缩而产生的企业暴力,体现着家长制形式的性别暴力,以及体现在奴隶制、不动产红线(经济歧视)和如今大规模监禁等形式上的赤裸裸的或微妙的白人至上暴力。福柯的著作确认了这些暴力的实施是国家权力的展现,与利维坦无异。他质疑的是这样一种假设,即我们能够从这简单的观察中推断出比权力只出现在利维坦之类形式更为复杂的思想。

      权力更加狡猾,因为其基本形式能够随着我们摆脱权力的努力程度而不断变化。

      通过观察想象的权力特异性,福柯能够设想权力自身。他能够假设并研究权力并不总是呈现单一形式的可能性,基于此,某种特定形式的权力可能与权力的其他形式共存甚至发生冲突。这种共存或冲突当然不仅仅是猜测性难题,而且成为需要实证性分析才能理解的东西。

      福柯充满怀疑的假设让人能够对权力的实际功能进行认真调查。这些研究揭示的是,权力结果更为狡猾,因为其运作的基本形式能够随着我们摆脱权力束缚的努力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这很容易令我们感到恐惧。仅举一个例子,福柯写到像法庭这样典型的国家主权领域,法庭文书中接受医疗专家或者心理分析专家的证言,而这些权威和权力的实施无需求助于国家暴力。今天,一个专家的诊断如“非理性”能够像100年前的“反常变态”那样减轻或者加重法庭的判决。

      福柯显示利维坦的君主权力(想想皇冠、国会和首都)在过去200年逐渐遭遇两种新形权力:规训权力(因为对训练人体的密切关注,他也称为身体的政治解剖学 anatomo-politics)和生命政治。生命权力是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的主题,而规训权力和身体的政治解剖学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焦点。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比其他任何书更多地构建了他了解权力实际运作机制的代表性的、一丝不苟的调查方式。最近发表的福柯在巴黎法兰西学院(the Collège de France可能是世界上名气最大的学术机构,福柯从1970年到1984年在此授课)的几乎一整套课程讲义显示,《规训与惩罚》是至少五年深入档案研究的结果。在福柯为写这本书所做的研究中,他深深地卷入到材料之中,举行了研讨会和众多公开演讲,如今这些都出版了,标题是《惩罚性社会》(The Punitive Society)和《精神病学的权力》(Psychiatric Power)。他谈论的材料范围广泛,从现代犯罪学的诞生到精神病学的歇斯底里性别构建。这些讲座显示福柯的思想发展过程,因而让人有机会看到他的哲学的转变。当他最终将其档案材料组织起来写进书中时,结果成为《规训与惩罚》严谨的和有效的论证。

      按照福柯的历史和哲学分析,规训是一种权力形式,通过哄骗人们自我调整以便适应“正常”状态来告诉人们如何行动。那是正确训练形式的权力。规训并不如君主曾经做的那样将其指导的对象打倒。规训的运行更加微妙,甚至对民众关怀备至,为的是造就驯服听话的人。福柯称顺从的和正常的规训产品的名言是“驯服的身体”(docile subjects)。

      规训权力的典型表现是监狱。在福柯看来,这个机构的重要性和现代世界这种惩罚场所无处不在(作为一种惩罚形式在18世纪之前并不存在)并不在于它使用武力将罪犯关押起来的方式。这是现代监狱中持续存在的君主权力因素,在本质上与针对罪犯、流亡者、奴隶、俘虏施加暴力的最古老国家主权形式没有什么不同。福柯的眼光超越了这种最显著因素,为的是更深入地观察监狱的深层结构。为什么相对便宜的虐待技巧和死亡在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渐渐让位于代价昂贵的监狱体系?如我们不愿意相信的那样,它公平吗?是因为我们在18世纪以来开始都更具人道主义精神吗?福柯认为,这样的解释肯定错过了惩罚虐待的场景让位于迷宫似的监狱所体现的权力改变的根本方式。

      经常性监督的目的是迫使囚犯认为自己是需要改造的人。    

      福柯认为,如果你观察监狱运作的方式,即运行机制,非常明显的是监狱的设计不是仅仅把囚犯关押起来而是要培训和改造他们使其变得温顺。监狱首先不是限制自由而是人性改造之所。该机构的关键部分不是监狱牢房而是管理囚犯日常生活的作息时间常规。规训囚犯的是例行性早晨检查、监控下的开饭时间、轮班工作制、甚至全副武装随从监督下的“放风时间”,包括武装警卫和手持剪贴板的心理治疗师。

      重要的是,监狱监督的所有因素都变得越来越明显。这就是他的书的法语原标题(Surveiller et punir)为什么重要的原因了,其字面意思就是“监督和惩罚”。囚犯必须被告知他们会受到持续不断的监督。不间断监督的目的不是要恐吓试图逃跑的囚犯,而是迫使他们将自己看作是需要改造之人。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熄灯,囚犯都受到不间断的行为监督。

      监狱的关键动作是说服囚犯学会如何尊重自己、管理自己和改造自己。如果设计良好有效,监督会把囚犯变得不再需要监督者。因为他们会成为自己的随从,这就是驯化过程。

      为了说明这个独特的现代型权力,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使用了一个形象,如今已经名满天下。福柯从历史档案中提取了英国经典道德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几乎已经被忘记的范式。边沁提出监督最大化的监狱---他命名为“全景监狱”(The Panopticon)。其建议的核心是旨在有助于囚犯改造的建筑建议。在全景监狱,防止身体逃跑的沉重石头和金属栅栏等令人望而生畏的物质并不比监督者监控囚犯一举一动的目光所穿透的无任何重量的阳光和空气等因素更加重要。

      全景监狱的设计很简单。围绕中央瞭望塔是一圈环形牢房。每个牢房的位置都是正面对着塔,背面是个很大的窗户,塔内的任何人都能直接看到牢房,很容易明白囚犯的一举一动。瞭望塔对囚犯来说是明显看得见的,但是因为精心设计的暗窗,囚犯并不能看到塔内的情况,不晓得自己是否被人盯着看,这就是不间断监督的设计。这样的建筑主要不是监禁人,正如边沁的话语,而是“将流氓无赖改造为诚实人的工厂”。

   全景监狱或许仍然是个梦想。没有任何监狱是按照边沁的精确规格建造出来,虽然有若干监狱比较接近。其中一个监狱是伊利诺伊州的斯泰茨维尔F屋(the Stateville ‘F’ House),1922年启用,到2016年11月末最终被关闭。有关全景监狱,重要的是,它是笼统梦想。人们不需要被关押在监狱牢房中也能受制于规训的盛装舞步设计。《规训与惩罚》中最令人心惊胆寒的一句话是“全景监狱”一节的最后一句,福柯冷嘲热讽地询问:“监狱类似工厂、学校、兵营、医院有什么令人吃惊的呢?它们不都像监狱吗?”如果福柯是正确的,当我们被困于学校课桌或站在流水线边上或者在当今时代最常见的情形---精心策划的小房间和开放式办公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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