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时间与权力:后战国自然合理性观念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 次 更新时间:2018-01-01 18: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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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战国自然合理性观念研究[①]

  

  

   【提要】所谓“自然合理性”,主要就是“天时”。所谓“天时”,就是一个时间秩序问题。所谓时间秩序,就是用时间来控制和安排政治事务的制度。自然合理性就是考虑如何通过时间的调节来使政治运作吻合于自然规则。在后战国时期,时间与权力的制度性结合和观念性渗透呈现出某种转折性态势,从而在政治思想史上构成一个特殊的重要时期。因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超级权力体系的出现,将时间引入政治实践才有了稳定的制度基础。

   【关键词】时间,权力,自然。

  

  

   一、理论说明

  

   所谓“自然合理性”,主要是指“天时”。[②]则“天时”则是一个时间秩序问题。所谓时间秩序,就是用时间来控制和安排政治事务的制度。简言之,自然合理性就是考虑如何通过时间的调节来使政治运作吻合于自然规则。而这种自然本身又是已经政治化和德性化了。所以,从总体看,时间秩序虽然仍属于自然合理性范畴,可它同时也与行政合理性难解难分,彼此重合。但从理论分析角度而言,时间作为自然合理性,其关键点在于,它更凸显形式性的一面,它更具有某种仪式化和礼制化的功能。它使政治事务具有了一种可预见和易操作的纯形式特征。这些内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纸上谈兵式的观念构制,但仍然能够给我们提供出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所以从合理性范畴中独立出一个“自然合理性”,更有助于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把握和阐释。但另一方面,这套时间观念的权力建构,既使政治自然化了,同时也使自然政治化了。

   正因如此,时间作为自然合理性,便在许多方面呈现出行政合理性的特质。其实,准确地说,时间本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其价值与功能往往取决于权力的利用与开发。在权力的规划下,时间所具有的高度形式化常常表现出超越权力本身的普遍权威。如此时间便不再是一种空虚的形式,而成为一种有内容的结构。在中国人的时间意识中,一种被剥离为与生活、人事、政治全然无关的纯形式化时间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不可理喻的。本质上它是对时间秩序的破坏。古人相信,时间秩序必须体现为行政布局,合理的时间结构能够使政治事务得到周密的计划和妥善的安排。这样在时间结构中,自然与行政相互重迭便成为我们分析问题时所必须密切关照的一个基本意识。

   从我们的视角看,必须高度重视时间的权力属性。时间作为一种高度复杂的权力体系和网络,它有自己的内在运行机制和路线。最主要的是,时间在结构上首先包含有天人二重性,其次天人每一面又都包含有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理性。就天而言,其政治合法性表现为天文,其行政合理性表现为历法;就人而言,其政治合法性表现为正朔,其行政合理性表现为时令。前者属“天学”[③],后者属“人学”。“人学”一面,侧重阐释政治合法性的主要是《春秋》经传,侧重阐释行政合理性的主要是先秦的《逸周书》(“周月”、“时训”)、《管子》(“四时”、“度地”和“轻重”诸篇等)、《吕氏春秋》(“十二纪”、“首时篇”等)以及“后秦”的《周礼》、《大戴礼记·夏小正》、《淮南子·时则训》。

   再强调一遍,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纯粹的时间观念,而是时间观念中所隐含的权力意向,以及权力本身所包含的时间意识。因为一般而言,国人关心的并不是抽象的时间,而是具体的时机。在政治事务和制度设计中,这种时机意识则转化为一种“时政”要求和“政令”规定。其具体含义是,它要求统治者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必须考虑到时间因素,同时尽可能按照时间的节奏和特性来安排所有政治活动。也即是将朝廷政务和民间生活都全盘纳入一种严格的时间模式来加以控制和展示。这样,人间秩序与自然季节就被合理地建构为某种礼制统一体。在我看来,这可以理解为时间的权力化和权力的时间化的双向过程。其结果就是,时间与权力二者在制度与观念两个层面的结合与兼容。在后战国时期,时间与权力的制度性结合和观念性渗透呈现出某种转折性态势,从而在政治思想史上构成一个特殊的重要时期。

   大致说来,先秦时期,这种体现明确权力设计意图的时间文本经历了一个由粗糙发展为精致,由简单演化为复杂的观念过程。从《逸周书》中的“周月”、“时训”篇到《管子》中的“四时”、“度地”以及“轻重”诸篇等,接着再到《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首时篇”等,这个脉络相当清晰。直到秦汉皇权政体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超级权力体系的出现,将时间引入政治实践才有了稳定的制度基础。在这个背景下,《周礼》所设计的对百官万民实施全面时间管制制度就显得非常醒目,而《淮南子·时则训》对《吕氏春秋·十二纪》的改进和发展则值得特别注意。

  

   二、从战国到后战国:时间观念史的考量

  

   从战国时间史看,《吕氏春秋·十二纪》[④]无疑是一个理想的文本。理由有二:其一,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时间始终是一个关键性因素(而这点似乎还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其二,《吕氏春秋·十二纪》以春夏秋冬四季来设计行政制度和规范职责行为,这本身就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醒目的直观形式。当然,这种形式本身并没有多少道理。它完全是一种人为的附会。我们也并不看重这些。不过,我们从中却发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时间不但是一种普遍的支配性力量,而且更是一种特殊的客观性权力。而作为权力,时间恰恰是被权力(本身)制造出来的,同时,它又服务于这种权力。所以,时间的客观性并不在于它是一种自然存在,而在于它是一种政治存在。这种政治存在之目的在于达成对整个社会以及(它所能想象到的)所有人的全面控制。

   《吕氏春秋·十二纪》在某种程度上就充分展示了这种惊人的可能性。它从一月到十二月逐月描述和规定了天子[⑤]都应该做什么、穿什么还应该住在什么方位和房间,以及不应该做什么以免诱发和导致某种可能的灾难和祸患。它特别指出在每个月都绝对不能实施错误的时令。对时令顺序和正确性的强调,表明了一种对时间的敬畏。这种笔触虽不十分详细,但也相当刺激和充满想象力。相较而言,《周礼》对数百个大小官员在不同时间段内的活动作了细致规定,但唯独“遗漏”了“奉天承运”的天子,对天子的活动几无作出专门说明。而通观《周礼》全书,对众多官员的严格的时间控制,正是为了完美体现天子的无上尊严,以及要求他们更好地服务于天子的各种复杂的政务和日常需要。[⑥]因而,对《吕氏春秋·十二纪》和《周礼》二者进行一种时间建构的政治控制技术之比较,肯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工作。至少有一点非常明确,即《吕氏春秋·十二纪》和《周礼》二者结合起来便可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时间文本。前者为“君时”,后者为“臣时”。这意味着,同一个时间对君臣(更不要说庶民百姓了)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其本质是,谁“有”时间,谁“没有”时间。

   《吕氏春秋·十二纪》和《周礼》中的时间建构具有非常经典的意义。它使时间对行政合理性的强控制无所顾忌地扩张到某种极限的程度。如果用政治合法性和行政合理性来对时间作出某种相对区分的话,不妨说,时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政治时间,一种是行政时间。政治时间考究的是正统,行政时间考虑的是治术。《吕氏春秋·十二纪》和《周礼》的经典意义就表现在它在文本层面上发展出一套完整和成熟的政治控制技术。尽管我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它完全是一种纸上谈兵的东西。出于谨慎起见,从整体上,我们仍然愿意把《吕氏春秋·十二纪》和《周礼》看成是一种理想方案。这种理想方案的历史价值在于,它在思想上的精密设计和大胆动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吕氏春秋·十二纪》和《周礼》似乎在尝试着把权力所能触及的一切都换算成时间来加以精确控制。

   如果再考虑到《管子》乃至《尚书》中某些篇章的具体论述,我们有理由推测,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很早就已经发展出某种颇为有效的政治控制技术。它的特点是,把社会上的所有人、所有活动、所有生活甚至所有思想统统都换算成某种可加控制的时间单位来加以普遍控制。这一点的确很特殊。它真实体现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性。但它只不过是特殊而已。它既不反常,也不荒谬。甚至说不上奇怪。《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到了空间,说到了人,但只有把“王臣”、“王土”与“王正月”联系起来,才能对问题有一个完整的理解。[⑦]因为不但土地是王的,人身是王的,就连时间也属于王所有。

   从先秦诸子看,对时间的观念建构往往呈现出某种内在的趋同性和兼容性。兵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这都自不必说。因为它们都密切关涉到对“时机”的高度要求。即以《春秋》、《管子》和《吕氏春秋·十二纪》这三书而论,可以看出,儒家、法家和杂家都同样重视时间。如果说儒家对时间权力性的重视更多出于某种理想追求(它可以说是一种王道时间观),法家对时间权力性的关注更多出于某种实际需要(它可以说是一种霸道时间观),那么杂家则更多地着眼于时间的体制化(它可以说是一种政道时间观)。就一般情理而言,无论是观念设计还是实际经历,法家都表现出不俗的动手操作能力。就此而言,法家所设计的时间管制制度似乎更具可行性。但如果我们从秦帝国建立前后的政治特性分析,不难明了法家的时间观念与杂家的时间观念之间似乎更具某种切合性。法家时间观念的细密性与杂家时间观念的体制性结合起来的可能性显然要更大一些。这种结合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体现在始皇帝身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1](秦始皇本纪)据“正义”解释,“言表笺奏请,秤取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满不休息。”值得注意的是“日夜有程期”。这句话透露出秦始皇的工作程序和作息制度都极为严格,已达到了非常规范的程度。它把时间(日夜)和工作量(百二十斤)都加以量化。这也说明秦始皇很善于对时间加以个性化的计量和控制,从而按照自己的权力需要来实现一种政治控制技术的转化和威慑。

  

   三、《周礼》:时间全能主义统治的精密设计

  

   《周礼》对时间有各种分类。这些分类贯穿于《周礼》所铺陈的近乎所有大小官员。通过排比和检索,我们发现《周礼》通过时间网络的形式把原本僵硬的官僚体系变成一种具有灵活反应能力的权力有机体。在其中,时间不但起到润滑的作用,而且起到调控的作用。在时间网络中,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在什么时间应该干什么。自己的职责、范围和对象全都一清二楚。这无疑是一种强有力的时间训练。所谓习惯,所谓自觉,其实都是一种时间的缓慢积淀。

   对许多官员来说,《周礼》给出的时间表是从月到年。比如宰夫,“岁终,则令群吏正岁会;月终,则令正月要;旬终,则令正日成,而以考其治。治不以时举者,以告而诛之。正岁,则以法警戒群吏。”[2](天官冢宰)司会,“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2](天官冢宰)这种时间安排有时甚至会长达数年以上。比如遂大夫,“岁终则会政致事。正岁,简稼器,修稼政。三岁大比,则帅其吏而兴甿。”【2】(地官司徒)而“掌大宾之礼”的大行人,其时间安排更是长达十余年。比如,从诸侯的角度看,侯服“岁壹见”,甸服“二岁壹见”,男服“三岁壹见”,采服“四岁壹见”,卫服“五岁壹见”,要服“六岁壹见”,蕃国“世壹见”;从天子的角度看,“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

,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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