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穗明: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思潮评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6 次 更新时间:2018-01-01 0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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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穗明  

   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大事件,标志着西方于2016年正式进入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元年。与1979-1980的撒切尔、里根一样,这一次英美再度引领西方政治潮流。2017年,荷法德意等欧洲主要国家相继进入大选的节奏,人们怀着忐忑的心情被动地等待着一只又一只黑天鹅飞出。随着2016难民大潮效应的持续发酵,近期恐怖袭击的频繁发生,尤其是美国特朗普总统胜选的强力推动,2017注定是西方右翼民粹政治思潮肆行之年。况且,无论各国极右翼领导人胜选与否,西方政治整体沦陷于右翼民粹主义,将是一个持续多年的长期政治现象。

   为什么是西方?为什么是现在?面对汹涌而来的右翼民粹主义大潮,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提出的这一问题极具代表性 ,袒露了国际政治思想界几乎所有人心底的疑问和担忧。事实上,在特朗普胜选之前,几乎没人想过西方右翼民粹之风能强劲若此,中国学界对美国大选结果也集体判断失误,深刻表明人们对美欧民情的变化严重估计不足。在这之后,尽管关于民粹主义的现象学分析和政治预测已经铺天盖地,但总体上仍停留于就事论事或事后诸葛亮的现象层面分析。而败选的美国民主党人继续纠缠于各种外在因素,至今不明白输在哪里。现在是分析右翼民粹主义的渊起、进行理论梳理的时候了。

   本文探索今天的右翼民粹主义的起因和性质,检讨它的社会文化根源和理论基础,分析它的走向及其未来发展,试图对扎卡利亚的发问提供一种理论解答和思考进路。

  

一、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起源与性质

  

   为什么右翼民粹主义会强劲崛起和肆虐于当下的西方?这一场政治大风潮是怎样发生的?鉴定当下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性质,是我们预判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变化及其走向的基本依据。

   所谓民粹主义,以精英主义为对立物,在概念上泛指一种反精英,反建制的社会文化思潮。民粹主义在历史上源远流长,典型代表有19世纪俄国“民粹派”和19世纪晚期美国的人民党运动等。现实典例是1968年西方青年的“反文化”运动、1998年以后西方左翼领衔的反全球化运动、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拉美左翼的民粹主义运动、新世纪以来美国的“茶党”运动和“占领”运动,等等。事实上,历史上各种以基层“造反”为特征的群众运动,包括各种社会主义运动、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平权主义运动等,都包含大量民粹主义动员的成分。

   各种民粹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其平民性——以“人民”的名义取得所倡导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资源。然而,民粹主义有左有右,政治光谱色彩斑斓,却并不构成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它缺乏普遍性的核心价值,不具有共同的政治主张和道德诉求。在现实世界中,美国的桑德斯和特朗普、希腊的齐普拉斯和法国的勒庞、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茶党”的佩林,显然是非常不同的民粹思潮和运动的代表。各种民粹诉求的前台和背后,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支撑和政治目标追求。因此,民粹主义是典型的政治“变色龙”,它可以与多种政治理论相结合,形成性质极为不同的民粹运动和思潮。

   还要看到,这些多样形式的民粹主义虽然不是理性表达,却能宣泄社会情绪。民粹主义的共通的也是最大的效用在于,它是政治经济危机的显示仪、社会情绪的晴雨表,是非常规的民意表达方式。它反映了在危机面前一个社会内部的焦虑情绪及其潜藏的激化中的社会矛盾,表达了常规的民主管道和平台所无法表达的社情民意,并以极端化的形式向人们发出政治警示。

   勿庸置疑,右翼民粹主义是时下西方民粹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右翼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是当前右翼民粹主义大潮的突出特点。换言之,今天的右翼民粹主义不过是右翼自由主义“借壳上市”,是一种受右翼自由主义即政治保守主义主导的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这次扛起右翼自由主义大旗的是非主流、非建制、非典型的另类自由主义右翼保守派人士。曾几何时,民粹主义是左派的专利,当年欧美左翼领导的反全球化运动风起云涌、独步天下。然而仅仅十多年,潮流反转,右翼民粹主义的潮水几乎瞬间漫灌大西洋两岸。这无疑是西方社会民情的重大右倾转向。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右翼民粹主义在2016年西方政坛的异军突起绝非偶然,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简单地说,今天西方的右翼民粹主义就是底层造反,对精英不满,忍无可忍,要求改变现状。而这一次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大变脸,昭示着保守的自由主义又一次在西方占了上风。这股风潮表达了当下西方普通民众对建制精英的多年积怨,是以非常规的民粹方式表达的危机预警。

   右翼民粹主义从涓涓细流汇聚成今天的滔天大浪,不仅是对眼前中东难民潮和恐袭事件的短暂的应激反应,而且是对背后潜藏的长期危机的根本忧虑。说到底,是过去30年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实力的相对下降,导致了西方社会一系列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危机。具体而言,全球化30多年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各个领域的进步,也派生出许多新问题,客观上对以往主导全球秩序的西方世界提出了新挑战。这种挑战一是由于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变动和重组引发的来自外部冲击,二是由于西方国家内部形成的新的两极分化和社会撕裂。更严重的是,在这两大新挑战面前西方精英民主体制的失灵,加深了西方危机的深度和烈度。

   就外部挑战而言,今天西方不得不面对在全球化中已经成长壮大的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崛起,也被迫面对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的恐怖主义威胁和世界穆斯林人口急剧膨胀带来的文明冲击和文化挑战。30多年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民众的文明自信在日益降低。除德国、荷兰等少数富裕国家以外,“老欧洲”在信息产业革命和世界经济腾飞中严重落伍,已经整体沦为二流国家。美国在冷战胜利后并没有守住“一超独霸”的自身大好局面,反而在“反恐”的连年征战中使自身硬实力和软实力双双受损,美国人的“老大”地位和心理受到严重挫伤。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巨大变化导致的“世界重组”不再只是理论家的纸上谈兵,已然演化成为严峻的客观现实。

   就西方社会内部而言,全球化30多年后财富的增长没有惠及全体人民,相反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社会极化现象进一步发展,财富向金融、信息产业的新技术权贵集中,作为西方社会稳定柱石的传统中间阶级、包括工人阶级绝对收入水平不增反降。中间阶级的绝对人数不断减少,他们在西方各国人口比例中也呈下降趋势。西方普通民众承受了经济危机的痛苦,面对着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方方面面日益沉重的压力,欧洲民众更是对长期存在的高失业率、治安恶化、政治腐败丑闻等社会现实普遍不满。更何况,从纽约到柏林,从伦敦到巴黎,伊斯兰向西方发动的恐怖袭击在资本主义心脏地区频频发生。“3.22”伦敦恐袭、“4.20”巴黎恐袭则意味着恐怖活动的新常态,恐袭今后将与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如影相随。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乃至人身安全的威胁,已经使西方民众的安全焦虑抵达临界状态。

   在外部挑战和内部危机面前,西方精英长期没有对积压的矛盾作出有力回应,迟迟拿不出调整社会再分配、缓解国内安全危机和国际范围的世界重组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政策措施。西方精英体制对危机的反应迟顿和对民众痛苦的麻木不仁、无能失责,使西方民众的怒火在2016年欧洲难民大潮的催生下以右翼民粹主义的形式集中爆发。静水深流。作为对西方危机的深层回应,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正是西方精英的无所作为,促成了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势崛起。右翼民粹大潮兴起的实质就在于,西方民众造了整个西方精英民主体制的反。

   因此,我们合乎逻辑地看到2016年以来西方政党政治中浮现出来的两个新景观:一是自由主义右翼成了“人民”的代表;二是西方民众对建制精英的整体厌弃。一般来说,在传统的西方政党政治中,左翼和中左翼通常是中产阶级和中下层劳动人民的代表,而右翼、中右翼通常是资本和权势的代表。而现在我们看到,今天的西方右翼民粹潮流中第一个景观表现突出,西方中右翼、甚至极右翼政党成了传统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的代言人。奥地利大选中以不到1%的票数败选的极右翼民粹候选人、自由党的霍弗(Norbert Hofer)对险胜的前绿党领导人范德贝伦(Alexander van der Bellen)呛声:“你的背后有上流社会精英,而我有人民与我同在”。用西方媒体的话说,范德贝伦的胜利优势“就像头发那么细”。特朗普在2017年1月20日第45任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宣称:“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把权力从一个政府转交给另一个政府,或者从一个政党转交给另一个政党,而是将权力从华府权贵的手中归还给人民”,“2017年1月20日将再次成为人民变成国家主人的一天”。号称“荷兰特朗普”的极右派自由党参选人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在其推特中称,“人民正在夺回自己的国家,荷兰也会这样做”。法国极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则将法国大选形容为“全球人民起义”,她甚至得到了大量法国青年的支持。中间阶级和下层民众支持右翼,除了1979年英国工人投票支持了保守党的撒切尔那一次例外,类似状况在战后几乎没有出现过。

   第二个景观更为显眼,目前西方各国民众都青睐“政治素人”,宁可选择与传统的两党建制派都无关联的人物出任政职。西方民众对传统两党政治精英的厌恶,到了“说大人则藐之”的地步,反精英反专家反官僚在西方成为时尚。西方国家如今面临着标准的“塔西佗陷阱”。 在法国,脱离社会党和“保卫共和联盟”两大政党主流的马克隆,成为本次大选的“黑马”;在奥地利,传统的中左社会民主党和中右人民党两位候选人在大选第一轮就双双出局,根本无缘“决赛”;在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正统官僚政客都不受选民欢迎,与建制毫无瓜葛的、没有政治经历的桑德斯和特朗普颇得人心。环顾整个欧洲,中左中右主宰各国政坛的传统政党政治格局在塌陷。可以预见,在这一轮欧洲选举季中,右翼民粹政党上台、非主流政党执政的新状况将频频出现,并演化成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政治新常态。

   从现象上看,在民主制度下生活多年的西方民众如今被极化情绪所笼罩,仿佛“只有极端才是正道,一切中庸之道都是可耻的怯懦。”民众对建制精英的不由分说的否定,是精英的失误,也是精英的悲哀。最为讽刺的是,欧洲执政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被民众抛弃和唾弃。他们在过去十多年中拥抱新中间阶级,依托多元少数群体,远离传统社会基础。今天他们为“第三条道路”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第三条道路”原来的设计是社会民主党人使自己和帮助人们适应全球化的一套理论和政策,但在实践中对其左翼传统矫枉过正。被其漠视和背叛的传统中产阶级和底层大众在长期没有政治体制中的代表为其发声的情况下,转投民粹主义政党。而西方普通大众对过去十多年传统主流的两大政党在政策趋同、理念趋中的情况下无休无止的党争已经彻底厌倦,对两党建制派精英的危机解决能力感到失望乃至绝望,从而将精英视为不堪取信的无能之辈,对一切建制派不表尊敬态度。今天的右翼民粹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它不是单一国家的思潮和运动,而是弥漫整个西方世界的反制度化政治和思潮。

相对建制精英的麻木和无能,非主流的自由主义右翼得以引领西方右翼民粹潮流,关键在于它顺应了右翼民粹主义所折射的西方极端民怨和民情。这一民情概括说来即是:西方民众1)对自身经济和人身的双重不安全感;2)对国家发展方向乃至西方文明前途的危机感;3)对无能的民主建制精英的绝望感和厌弃感。奥巴马执政八年,美国国家赤字翻了一番,“伊斯兰国”崛起,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威胁有增无减。尤其是2016年欧洲难民潮和如今恐怖袭击的常态化,已经使西方民众的安全神经紧绷到极致。可以说,非主流的自由主义右翼号准了西方民众的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脉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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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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