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李零就爱做学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5 次 更新时间:2017-12-31 23: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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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峰  

   与李零一起吃过饭的人都知道,他喜欢“软烂”的菜,比如豆腐、西红柿炒鸡蛋、面条等,如果吃舒服了,他会学用内蒙古临河农村老乡的话,道一声“如此!”(他曾在临河插队)。因为知道他爱吃西红柿炒鸡蛋,朋友请饭,有时要点两份西红柿炒鸡蛋,就是为了让他吃个够。桌上的菜很多,好菜不少,有时也会有名气很大的菜,但李零只是主吃西红柿炒鸡蛋、豆腐什么的。现在不少“美食”都挂有虚设的大名,不管别人怎么抢着吃,李零却全不搭理,他只是闷头吃自己爱吃的。

   我这里要说的是,李零吃饭是“如此”,干别的事也是“如此”。从己,不从俗,是他的一大特点。李零最喜欢什么事?做学问,做学问他从不放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大事,李零的大事不在学问之外。

   一个人为什么这么爱做学问,是被管教出来的吗?有些人是,过去有些老先生,幼时被家族长辈管教,四岁背《诗经》,五岁读《尚书》,打下童子功,之后一路领先,做起学问。李零却不是这样,而且好像相反。举个例子。上小学,这是人生最要被管教的阶段,但小学生李晓风(李零原名李晓风),却不听管教,不好好上体育课。老师说:“上体育课是锻炼身体,很重要的。”李晓风却说:“我也在锻炼身体呀。”“你不上体育课,怎么锻炼!”“我在做五禽戏呀!”李晓风不知从哪里得了一册《五禽戏》的古书,看得进去了,便开始不听话。但话是不听,身体照样锻炼着。这事该怎么说呢?(据说,国家体育总局曾委托上海体育学院展开对五禽戏的挖掘、整理与研究,并编写了《健身气功•五禽戏》一书,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不管怎么说,喜欢五禽戏,还真有点学术味道。

   后来,李零又喜欢刻图章,这也不会是管教出来的。刻图章,一般会引发对古文字的兴趣,这是另一个方向了。李零在这个方向上越走越远,这个大家都知道。不过,在这条路上,李零拐了个弯,从古文字转到了古文献。事情与银雀山汉简的发现有关。

   从20世纪7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省临沂市附近的银雀山陆续清理了一批汉墓。当时报纸报导:“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又一新成果,著名的《孙子兵法》和失传的《孙膑兵法》等竹简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西汉前期墓葬中发现,对于研究先秦儒法斗争历史和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李零那时不是做考古的,也不研究儒法斗争,只是一个插队的知青,却对这次考古发现分外着迷。他在插队的村里开始认真研读简文,并且,居然,撰写论文。这在当年知青里面是太稀奇的事情。研读汉简文书,要有兴趣,有好奇心,更重要的,还要有坚持的决心和解决难题的耐心,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在年轻时代也有过学术阅读,但那多是在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并没有准备下手盯住一个问题做探底的研究,往往适可而止。李零则是认真的,他以知青身份撰写了关于银雀山汉简的研究论文,正式发表在学术刊物上。

   对古文字、古文献、考古的兴趣与钻研,逐渐形成了一个路数,又升为一种志向。兴趣与志向,会让人念念不舍,在混乱中走出一条道路,并且具有一种捕捉各种偶然机会的敏感。李零常感谢几位老先生的帮助,其实这个机会也是他自己抓住的,更是他自己准备好了的。1977年,李零进入考古所,身份是临时工。

   我就是在考古所的一间小屋里第一次见到李零。那时,我已经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有一个科班身份。我了解考古界,在考古工作中,专业部门往往雇佣临时工帮忙,最常见的,是发掘工地上聘用的技工,这些人往往有盗墓的经验,招安之后,加入官方,协助做田野发掘。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俞伟超老师的带领下,参观殷墟发掘工地,那次很开眼,见到小屯南地刚清理好的卜骨片堆,也见到几位上了年纪的临时工(技工),其中一位正是1939年私掘司母戊大鼎的人。

   我问李零在考古所做什么,他说是临时工。我说“知道”,并平静地报上自己的科班身份。李零虔诚地向我请教这个那个,我干净利索地作答。但说了一阵,我开始迟疑起来,他问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偏”,我渐渐答不上来,“那你说呢?”我开始明白,这个“临时工”是有两下子、三下子的。而他对考古学术问题的专注劲儿,在我的考古班同学中也是少见的。

   1979年,李零做了张政琅先生的研究生。张先生学问博大坚深,鼎鼎大名,我也慕名去听了一次课。张先生在讲台上几乎是背对着听众,讲话断断续续,加之内容艰涩,我什么也没听明白。看来,跟这位先生念书,不能是大堂列坐,而只能在小屋私聊。

   李零与张政琅先生私聊了三年,毕业,不用说,学问又上了一层楼。那时正值20世纪80年代初。

   80年代初,改革开放大潮一浪高一浪,尤其是农村改革,导夫先路,全民关注,事比天大。当时有一个特别的睿智青年群体,简称“农村发展组”,是中央特别信任的智囊小组,可与总理直接对话,一些重要中央文件,常有他们参与。这个小组在农村改革中屡建功劳,名气甚大,又因为出入高层,有志青年没有不羡慕的。李零阴差阳错,(因故)离开考古所后,成为这个小组的正式成员,并开始研究马克思的农业理论。这种情况下,有人怀疑李零是不是要转向了。因为在那个时期,风气是做人生重新定位,做二次选择,有的当文学家,有的当思想理论家,其中经济学家越来越热门。发展组是年轻人发挥才华的难得平台,在那里发展,可以建功,可以做官,可以成名,也可以研究当代问题,抒发见解。但是,这个荣耀的群体,并不是李零的“西红柿炒鸡蛋”,在多少人想钻进发展组的时候,李零却出去了。那些李零都不要。他离开发展组,进了北大中文系,这是他认定的归宿,是找寻多年的自由学者的生态环境。

   更何况,在此期间,他心里正装着一个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子弹库”。那时,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吃喝,谈的多是改革开放的新事儿,李零住的人民大学是个据点,除了李零,院里还有他的发小张木生、张进京等,常聚常欢。我那时虽然也在北大上班,但兴趣全在当下新潮,终日到处游窜。李零也常常跟着我们聊当下,但背后仍在做学问,我们当时竟然没有看出来。直到1985年,他忽然出版了一本《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我觉得这本书简直是from no where。时隔32年,《子弹库帛书》(上、下册)出版,这是集成之作,也是持久之作。

   人遇事,总会有自己的想法,有人爱说,有人不爱说。李零是爱说的一类。不过,他说话,喜欢小范围。李零喜欢把正在琢磨的各种学术想法对人讲,那几年,听李零讲想法,觉得很费劲儿,我和刘北成都有这个感觉。费什么劲儿?他讲想法,意思不在话面,或者说,话是一个层面,意思在另一个层面。这大概是因为想法有了,词儿还没找好,所以话显得平淡甚至散乱,但背后的意思却很大。

   现在,很多人惯于以组织的形式做学问,在潮流里面做学问,李零做学问不入组织不入流,自有一个世界。其中“组织”不是事情的关键,主要是“潮流”这个东西。做学问最忌随波逐流,可组织经常布置一些潮流题目,所以才不做组织的题目。尽管做组织布置的题目总有较好的激励条件,但用在潮流问题上,总归是有些浪费。

   李零有一方印,“小字白劳”。因为“零”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回报的白干,就是“白劳”。所以他姓李,名零,字白劳。白劳,如果用插队老乡的话说,就是“实受”,意思是干活肯出力,不奸不滑。实受需要白劳精神,白劳才会实受,二者是有关系的。很多人以为前面挂一把青草,马儿就会使劲跑,其实不对,马儿吃完草就不跑了,那不是真正的实受。所以激励机制之下不是真正的肯干,那都是为利益而干。白劳则不是,白劳是自愿受苦。

   如果你看到那年(20世纪90年代中)大夏天李零汗流浃背整理满桌子的战国简(上博简的影印件)的样子,你就会同意“白劳”这个词儿。那时是没有多少课题费,也不讲怎么署名的。另外,如果你看见李零是如何奋力挥臂在密云水库打水漂的(30年前的事儿),你就会同意“实受”这个词儿。那次是大家到密云水库玩,好几个人打水漂,李零偶然扔一块石头,水面一串圆圈,比谁的都多。这下算是开了头了,李零没完没了地“实践”加“琢磨”起来,每一次都是着实用力。大家已经都去聊别的了,李零还在闷头打,一直打到天色朦胧。因为用力实在,胳膊竟落下毛病,到现在也没好,而所获得的打水漂的“技术心得”当然也全忘了。

   做学问需要好的智力吗?需要,但不是最重要的。真诚与勤劳,是打头的品质,这个做不好,后面的都要打折扣。我看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这个方面都不如李零。

   2017年11月13日

   于五道口嘉园

   本文原载公众号“传记文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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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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