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待罪”的观念意义 ——后战国时代的官僚意识之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 次 更新时间:2017-12-31 20: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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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后战国时代是官僚意识初步形成的时期。所谓官僚意识也就是“罪臣意识”。在皇权帝制社会,“编户齐民”造成了民众对国家的依附,“戴罪之身”造成了官僚对朝廷的依附,这事实上成为同一个人身奴役过程。“待罪”意识作为一般性的官僚意识,本质上恰恰是对皇权主义的直接呈现。官僚“待罪”意识首先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政治现实,其次才是一种人为塑造的思想观念。

   关键词  待罪,官僚,意识。

  

  

   一、百官皆罪

  

  

   如果说,战国时代是官僚制度初具规模阶段,那么后战国时代(1)则是官僚意识初步形成的时期。官僚制由战国而秦汉,卓然成熟,蔚为大观。这就为官僚意识之成长提供了制度基础。因为官僚意识与官僚制度联系在一起。官僚制有专制政治的官僚制和民主政治的官僚制。在中国古代,官僚制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制度,它是皇权体制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在后战国时期逐步成长起来的官僚意识本身不是一种自觉的独立意识,甚至算不上是一种有机的工具意识,而是一种紧密依附于皇权的奴性意识。

   这样,制度与思想的互动与建构就使得官僚意识成为皇权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治思想史看,皇权官僚制与皇权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决定了官僚意识具有两个基本特性,即身份上的“百官皆吏”(2)和观念上的“百官皆奴”。(3)这两个特性对官僚意识是一个双重定位,它有力地塑造出官僚意识的基本内涵。当身份上的“吏”与观念上的“奴”合而为一时,“自罪”意识便呼之欲出,顺理成章了。它在官僚心理上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就是“百官皆罪”。所谓官僚意识也就是“罪臣意识”。它是皇权体制下官僚意识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个醒目标志。

   作为“罪臣意识”的标志,秦汉时期出现了一个专门用于官僚身上的词语——“待罪”。 (4)它在官场游戏中不胫而走,完全成为一个新的政治词汇和官僚术语。先秦文献虽多有“得罪”、“获罪”、“有罪”、“请罪”等词语,但一般用于君主自称,或对前朝的指控,或泛指臣民,都没有专门用于官僚身上。从字面看,“得罪”、“获罪”、“有罪”、“请罪”与“待罪”几无二致,它都表示一种“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5)式的自责和惶恐。只是所用对象及身份变了。“罪”意由君而臣,其所暗示出来的思想史动向颇值深思。这并非说“罪君”已全然消失,已绝不可能,已毫无必要。而是说,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共识,“罪臣”较之“罪君”蕴含有更为丰富的思想史意向。它折射出皇权政体对官僚意识的更为专横和强悍的意识形态要求。

   当然,“罪臣”作为身份认定与“臣罪”作为心理认同,二者或许有所不同。但在“待罪”话语中,却并无本质分殊。它意味着,所有官僚在皇帝面前都必须以罪人身份和臣服心态来接受皇帝的生杀予夺。所以皇权官僚制的特点就是官僚在身份上对皇权绝对依附和在观念上对皇权绝对皈依。于是,一种皇帝专制需要的全面依附性关系得以建立。在皇权帝制社会,一方面“编户齐民”造成了民众对国家的依附,另一方面“待罪之臣”造成了官僚对朝廷的依附。这事实上成为同一个人身奴役过程。

   当人们频繁或习惯性地使用“待罪”一词来自称其官职时,是否暗示出,官僚作为皇帝的“罪人”,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一般政治意识?这是否还反映出官僚集团对皇帝个人的绝对臣服和对皇权体制的彻底依附?

   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待罪”作为一个官场术语流行时,它所包含的政治文化寓意无疑是极为丰富的。从三公九卿到下层官吏,都在习惯性地使用“待罪”这个词。这就提示我们,“待罪”在当时的权力游戏和官场规则中,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富有“意味”的政治文化符号。值得探究的是,这个政治文化符号在本质上成为弥漫于整个官僚集团间的普泛共识时所暗示和传递出来的种种隐秘寓意。(6)比如,陈平对文帝说,“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7)师古专门解释说,“驽,凡马之称,非骏者也,故以自喻。” 陈平以“驽马”自喻,意思是说,自己本来没有资格和能力来做宰相,但既然皇帝开恩让自己做了宰相,这就给自己心理上造成一种恐慌和压力,而这种恐慌和压力就仿佛滋生出一种“罪过”的感觉和意识,而这种“罪过”的感觉和意识则要求臣子们必须尽力做到“戴罪”而“立功”。唯其如此,才能不负皇帝的“圣望”和恩德。

   又如,季布对文帝说,“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8)“索隐”还特别解释说,“季布言己无功能,窃承恩宠,得待罪河东。”这种说法的真实含义并非是说官僚们真的自认为自己全都是无功而受禄,而是说它要求官僚们必须在思想上具备这种无功受禄的感恩观念,并时刻提醒自己必须在心理上牢固保持这种承受恩宠的自我卑贱意识。所以“待罪”意识要求官僚们在皇帝面前表示的就是这种既诚惶诚恐,又感恩戴德的奴性心态和谦卑姿态。

   再如,卫绾对景帝说,“臣代戏车士,幸得功次迁,待罪中郎将。”(9)张敞“公车上书曰:‘臣前幸得备位列卿,待罪京兆。’”(10)而卫青则把这个意思表达更为清楚。“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11)甚至在官僚们钩心斗角地相互倾轧时,他们也需要通过巧妙使用“待罪”话语,来向皇帝撒娇邀宠。(12)可见作为皇权体制下的权力游戏规则,“待罪”话语之于官僚政治生涯实在具有某种不容忽视的特殊意义。透过这些不同场合的类似表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待罪”意识的核心就是皇帝至上独尊的皇权主义。它认为臣子永远是“有罪”的;是永远不配享有皇帝所赐予的各种恩惠;臣子在皇帝面前只能永远呈现出一副“罪人”面孔,而无条件地等待皇帝的处置与裁决;臣子自己是没有任何权力来炫耀自身的权威的,因为臣子身上的所有权威都来自于皇帝的恩德和授予。所以恃宠而骄完全有违于“待罪”意识所蕴涵的尊君要求。总之“待罪”意识作为一般性的官僚意识,本质上恰恰是对皇权主义的直接呈现。(13)

   有时,“待罪”意识还表现为一种官僚们在道德上的自醒意识和自责意识。(14)这是一些负责任的官僚对于自身职责在道义上的自觉。它要求官僚对于百姓过错应该承担必要的道义责任。如果说,前面那种以皇帝为意向对象的“待罪”意识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官僚的自卑自贱的感恩意识,那么这里以百姓为意向对象的“待罪”意识所要表达的则是一种官僚的自艾自怨的“忏悔”意识,它针对官僚自身所负有的某种具体教化职责而试图诉诸一种“自我批评”,以便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它的真实含义并不是以百姓为观照对象而“忏悔”官僚自己有罪,而是说,对于百姓的过错,官僚们没有能够尽到应有的教诲和领导责任。在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在中国的官僚意识中,面对百姓,官僚们只有过错,而没有罪过。即官僚们是不会有罪的,是不会犯法的。尽管官僚们可能会不负责任地胡来,可能会愚蠢地制造各种错误。所以官僚在百姓面前的“待罪”意识,其本意只是在“忏悔”自己没有能够尽职尽责地让皇帝满意,让皇帝放心,即辜负了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因而,官僚在皇帝面前始终是有罪的。

  

  

   二、“待罪宰相”

  

  

   陆贾有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士豫附;士豫附,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15)这里强调的是宰相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而非宰相与皇帝之关系。所以,陆贾所说是一种宰相的作用和功能。而由宰相与皇帝之关系所引发出来的“待罪宰相”观念则属于宰相的身份和地位。可能正是基于这种“待罪宰相”的制度观念,使得人们在将皇帝与宰相放到一起来说时,宰相几无任何优势可言,而完全变成被贬斥的角色。比如,爰盎对丞相申屠嘉说的一番话,倾向性就非常明显。“陛下从代来,每朝,郎官者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尝不称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贤英士大夫,日闻所不闻,以益圣。而君自闭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圣主责愚相,君受祸不久矣。”(16)愚而为相,且不自知,非罪而何?宰相是仰赖皇帝而为之,无论他是否愚且鄙,他都必须自罪其身。“待罪宰相”就是“戴罪”为相。他必须虔诚等待皇帝所赐予的“罪名”。从另一角度看,被皇帝赐“罪”,这本身就是一种莫大之荣幸。因为它意味着皇帝的信任和恩宠。

   就其类型而言,陆贾所说与陈平所说是两种内涵有别的宰相观念。前者是功能论的宰相观,后者是身份论的宰相观。当然,还有一种职权论的宰相观,这就是所谓的“理阴阳”、“司百官”。而爰盎所说便大体属于这种职权论的宰相观。但从思想内涵分析,职权论的宰相观仍然隶属于身份论的宰相观。(17)而就我们的论域来说,功能论的宰相观显然并无特殊的思想史价值,相形之下,由“待罪宰相”而引发出来的宰相身份意识和情感认知却倒是更值得探究和深思的问题。

   刘泽华从宰相观念角度对官僚“待罪”意识有所提示。“辅佐君王,宰制天下的宰执者们,位高、势尊、权重,号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批高官最初被称为宰、太宰、冢宰等,原本都是家奴总管的称谓。……宰执者们头顶华冠却匍匐在帝王的脚下,口称‘待罪宰相’,甘为臣妾奴仆。”(18)在这里,作为官僚之首的宰相由奴而罪的观念脉络依稀可见。

   不过,依我之见,“待罪宰相”一方面反映出一般性的官僚意识,另一方面又体现出皇帝对宰相的特定要求。(19)它要求宰相能够为皇帝全力承担过错,哪怕这种过错完全是由皇帝一人所犯下的。而这就意味着,宰相在客观上可能是“有罪”的。显然,在这种皇权主义的宰相观念中,所谓“待罪宰相”一说并不仅仅是一种宰相的自我警醒意识和自我保护本能,它已不是一种心理,而是一种实际。即,“待罪宰相”它所暗示出来的观念就是指称宰相是“有罪”的。从逻辑上说,宰相之“罪”恰恰在于这就是他的职责,即宰相的职责就在于他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罪”之人,从而使得皇帝永远“正确”,永远保持“正面”形象,而为人们所尊崇。

   所以丞相是首先为皇帝过错承担责任的人,即丞相是皇帝在遇到麻烦时所需要的首选替罪羊。这种宰相观念在秦帝国就已经成为皇帝统治策略的一部分。比如,二世指责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于是,“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20)皇权政治要求宰相必须随时能为皇帝分忧解难,否则宰相就是不称职的,就是有罪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宰相必须准备好为皇帝承担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所以“待罪宰相”作为一种制度规定,要求宰相必须时刻无怨无悔地等待着被各种罪名加诸其身。

刘邦虽是无赖皇帝,对此种观念却心领神会,别具只眼。首先由于他疑心过重,迫使相国萧何为了自保而不得不采取“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的策略。进而,由于萧何为民请地,刘邦便“下相国廷尉,械系之”。当有人问他,“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刘邦的理由是,“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21)其意思是,宰相的职责就是为皇帝担待罪名,倘若宰相不这么做,那恰恰说明宰相确实是有罪的。在刘邦看来,讨好民众,向百姓献媚,这本身就非宰相职责所为。因为他不是在为皇帝分忧,而是在同皇帝争功。有人告诉刘邦,“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更何况,“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22)这两点已经将刘邦的观点驳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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