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戈:司马迁案发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1 次 更新时间:2017-12-31 19:2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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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此为作者原稿。发表于《学术月刊》2008年第10、11期。刊时题目为《隐情与玄机:司马迁之狱的背后》,遣词造句多有改动,部分语意发生变化。这里将删改的词句粗体标出,以供比读。

   摘要:司马迁在廷议中,可能犯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在汉人政法话语中,“诬罔”或“诬上”可以包含和指称许多相当不同的内容和行为。司马迁算不上是“家贫”,但以其财力也确实出不起这笔买命钱。汉时中书令颇类似于先秦内史。司马迁由太史令转任中书令便是由记事系列转入政务系列。这实际上属于史官分化的一种新形式。

   关键词:司马迁案,家产,史官。

  

  

  

   一、解题

  

   对司马迁而言,著书立说与身陷囹圄这两件事重叠交织。太史公因前者立言,因后者失身。前荣后耻,古今言者多多。略加分殊,大体有两套路数。其一,太史公“谤书”获罪。这种说法似有幸灾乐祸之意。流传最久,向来疑多信少,虽未完全绝迹,但也不值一辩。其二,太史公仗义执言,因言获罪。这种说法颇有打抱不平之心。走的基本上是辩诬洗冤的悲情路线。一士谔谔,众人喏喏。岂不可悲?以一人之正气对抗国家之暴政,岂不悲愤至极?

   冤情固然,不过尚有隐情有待发覆。探究隐情,审视困局,或许可对当局者所迷有更周全之理解,而非简单对局中人作廉价同情。

  

   二、辩词

  

   汉制规定,凡在廷议中说了让皇帝不高兴的话,或说了不合皇帝心思的话,或让皇帝问得无话可说,即便理不屈而词穷者,均要受到狱吏诘难、追究和拷问。比如,在廷议是否与匈奴和亲一事时,博士狄山受到武帝追问,“‘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曰:‘不能。’曰:‘居一县?’对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①]可知,专制政治下,说话不但要负责任,而且更要付出代价。这是一种通过“口语”而制造“口祸”,进而通过制造“口祸”而消灭“口语”的制度设计。

   再看《汉书·李广传》,

   上欲陵死战,……后闻陵降,上怒甚。……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

    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对于这段记载,我们首先需要考虑这样几个因素。首先,天汉二年(前99)出击匈奴本是一场失败之战。汉廷针对匈奴发动的三大战役的最后一场漠南之战是在元狩四年(前119)。二者相距恰巧二十年。无论规模还是结果,天汉二年的汉匈之战都无甚醒目和特异之处。但由于“李陵之祸”所直接导致的“司马迁之狱”,使得这场不光彩之战具有了某种特殊意义。其次,(刊文加 “将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与班固的《汉书 李广传》比较可知”)关于这段历史的叙述主要来自司马迁的自叙。[②]最后,由于司马迁在中国史书编纂上的巨大影响以及班固对司马迁的推崇和信任,使得人们很自然地习惯于用司马迁的视角看待这段历史的方方面面。

   综合这三个因素,我们就会发现一个至关紧要之点至今为人忽视。即这段历史只有司马迁的一面之词,全然不见那些“罪陵”之“群臣”的言论以及武帝的话语。(刊文为“即这段历史除了司马迁的自叙外,后人并没有见到……)这使得“事本末未易明”。但从其后来“下迁腐刑”这一最终结果推测,廷议中应该有大量的反驳性言语。或许后世看来,这些反对声音不值一哂,但当时足以淹没和覆盖司马迁嘴里发出的与众不同的尖利呼声,从而使司马迁进退失据。司马迁因“舌战群儒”而陷入“四面楚歌”。举国皆敌,“吾往矣”,诚属令人敬佩之勇气和人格,但一人敌万人只能是一场悲剧。最为致命的是,由于武帝的明确表态,致使整个廷议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而且在武帝咄咄逼人的气势下,司马迁的“对状”[③]很可能受到巨大压制,而表现得相当“智穷”。而智穷本身就是罪。故谓之“智穷罪极”。[④]司马迁自己也承认“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⑤]这就含蓄地暗示出司马迁面对廷议上“群臣皆罪陵”[⑥]的一边倒局面而无法说服武帝的终生遗憾。否则,司马迁倘若已经“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而并非“辩穷”,就不应该“下吏”入狱,更不应该被枉加所谓“诬罔”之罪名。而且司马迁在这次廷议中,很可能犯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刊文为“而且司马迁在这次廷议中还犯了一个在后人看来属于策略上的错误)即把所有那些“罪陵”之“群臣”统统贬称为自私自利明哲保身的“全躯保妻子之臣”。这种尖刻语言无疑严重刺伤了那些本来就不正大光明的庸庸官僚。客观上使他们得以在心理上和战术上联合起来,对司马迁采取群起攻之的卑劣手法,置司马迁于死地。[⑦]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诬罔”之罪究竟是如何认定的?即“诬罔”罪的指控证据和判定逻辑。“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从文义分析,所谓“欲沮贰师,为陵游说”,就是“诬罔”的证据。但“欲沮贰师,为陵游说”,又可分两面看,即“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不完全是同一件事。所谓“欲沮贰师”,是指司马迁攻击、贬低、诽谤、污蔑贰师。而这点恰恰触犯了武帝的忌讳。因为“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及陵与单于相值,而贰师功少。”按照武帝最初的军事部署,是安排李陵作预备部队,协助贰师主攻。这样贰师可取头功。但李陵擅自作主打乱了武帝的军事计划,致使贰师劳而无功,没有达成此次战略意图。所以,以武帝的逻辑,这次战事失利,责任不在贰师,而在李陵。偏偏司马迁不知好歹要诋毁贰师。可问题是,从司马迁的话语看,他只是单纯为李陵辩护,丝毫没有涉及对贰师功过的评论。既然如此,何来“欲沮贰师”呢?这就牵涉到“为陵游说”。所谓“游说”,在这里其实就是“附下”之意。“附下罔上”则是“不道”罪的一个具体名称。其含义都指的是结党营私、朋比为奸的贼子行径。它包含有许多大同小异的类似罪名和说法,比如,“怀诈伪”,“相荐誉”;[⑧]“朋党相称举”,“谮诉大臣,毁离亲戚”;[⑨]“背君乡臣”,“为臣不忠”。[⑩]合而观之,就是“诬罔”或“罔上”之罪。正因为此,司马迁反复表白自己和李陵之间没有私交。所谓“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11]虽然只是司马迁对仁安的肺腑之言,但完全可以想象到,司马迁同样会把它向武帝倾诉。但他的“拳拳之忠”似乎没有打动刚愎自用的武帝。

   在武帝看来,李陵有两大罪,一是破坏战略意图,一是战败投降。司马迁的辩护也有双重意图。一是为李陵战败辩护,一是为李陵投降辩护。其程序是,首先,从人格上宣称李陵是一个孝亲有信、忠君爱国的“国士”;其次,从能力上声称李陵是一个有勇有谋、身先士卒的“名将”;结论是,李陵虽败犹荣。而李陵之所以投降,是因为他还在继续寻找机会报答汉朝。从司马迁的辩护词看,所谓“国士”“名将”就直接否定了武帝所制订的军事部署的正确性,即不应该让贰师担任战役主力;其潜台词是,李陵自作主张也有其合理性,而武帝自己则首先需要承担决策不当的责任。显然,这是武帝不能容忍的。既然“不知忌讳”都要“当死”,[12]更何况有意触犯忌讳呢?!所谓“诬罔”主要源自于此。至于说李陵虽败无过,即便投降也还是爱国,“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似乎还有“欲于匈奴立功而归,以(其当)〔当其〕破败之罪”[13]的预谋和打算,就只能算是一厢情愿地猜测了。这也是武帝不能接受的。

  

   三、诬罔

  

   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刊文为“严格说来”),即便司马迁对武帝指斥失礼,为李陵辩护过度,似乎也说不上是欺君之罪。因为司马迁并没有否认李陵投降匈奴,只是表白李陵这么做是有诸多不得已的苦衷。所谓“诬罔”或“诬上”是否确实有据呢?

   在汉人政法话语中,“诬罔”或“诬上”有着很宽泛和模糊的含义。它可以包含和指称许多相当不同的内容和行为。与皇帝说法不一致,说话不合皇帝心思,不能为皇帝分忧,不能让皇帝高兴,试图改变皇帝决策,言行不合臣子之道,等等,均可以被指控为“诬罔”或“诬上”。所以“诬罔”或“诬上”绝不是简单的明白无误的“欺君之罪”。[14]诸如,“谮诉大臣”,“毁离亲戚”,“专擅权势”,“阿谀曲从”,“言事恣意”,“恣心自在”,“外附诸侯,操持两心”,“博执左道”,“亏损上恩”,“结信贵戚”,“背君乡臣”,“倾乱政治”,“内怀不忠”,“亏损德化”,等等,也都属于“诬罔”或“诬上”。如此看来,司马迁的所作所为,不管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确实触犯了武帝忌讳,惹怒了武帝。以汉法“诬罔”或“诬上”罪之适用范围,认定司马迁“诬罔”或“诬上”,不能说是无据。

   接下来的就是程序问题。“因为诬上,卒从吏议。”[15]“吏议”非廷议。这里的程序是,先定罪,后下狱。首先,司马迁不够廷议的资格,故将司马迁直接下狱;其次,既然“诬上”罪名已定,那么“吏议”的内容就只能是讨论采取什么具体的惩罚措施,而不是讨论应该定为什么罪。

   从汉制程序看,基本是先定罪,后量刑。定罪者,有的是皇帝自己定罪,大臣附议,比如,哀帝斥责丞相王嘉“大臣举错,恣心自在,迷国罔上,近由君始,将谓远者何!”随之“事下将军中朝者。光禄大夫孔光、左将军公孙禄、右将军王安、光禄勋马宫、光禄大夫龚胜劾嘉迷国罔上不道,请与廷尉杂治。”[16]有的是大臣定罪,皇帝认可。比如,武帝时,终军上奏博士徐偃“‘矫制颛行,非奉使体,请下御史征偃即罪。’奏可。”[17]又如,成帝时,

   司隶校尉骏、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地,所以壹统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辅国政,领计簿,知郡实,正国界,计簿已定而背法制,专地盗土以自益,及赐、明阿承衡意,猥举郡计,乱减县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于是上可其奏。[18]

至于量刑,则属于狱吏职权。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就不能直接干预量刑。有时皇帝还会定罪并亲自量刑,比如,武帝指责任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随之“下安吏,诛死”。[19]又如,哀帝“制诏丞相大司空:‘司隶宝奏故尚书仆射崇冤,请狱治尚书令昌。案崇近臣,罪恶暴着,而宝怀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诋欺,遂其奸心,盖国之贼也。……其免宝为庶人。’”[20]所以狱吏的量刑权并非真正独立。似乎对于罪者死活,皇帝都不必过问,也都毫不知情。事实上,“专以人主意指为狱”正是绝大多数法官狱吏量刑的基本准则。司马迁对张汤的观察可以印证这点。“所治即上意所欲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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