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历史:我们为什么喜欢加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5 次 更新时间:2017-12-30 17:32:32

吴万伟  

   亚当•贡尼克 著 吴万伟 译

  

   加缪发誓放弃抽象论述和极端主义,找到了一种用清醒、崇高和稍微有些哀伤的风格撰写政治文章的方法。

   法国小说家和哲学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当然是令众多女性着迷的英俊男生,就像美国热播剧《广告狂人》的主角唐•德雷柏(the Don Draper)一样令她们倾倒。这或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有个事实是认识加缪的人在谈到他是谁的时候首先谈及的就是这个话题。伊丽莎白•豪斯(Elizabeth Hawes)2009年的书《加缪:一个浪漫传奇》基本上是大学女生为之痴迷倾倒的哀怨故事,当她询问曾见到1946年纽约之旅的加缪的《党派评论》读者群的幸存者,加缪是什么样时,他们,他们说,加缪让人想起了电影明星博加特(Bogart在影片中扮演刚强、沉默寡言却是热心肠的英雄人物,如《卡萨布兰卡》(1942年)和《非洲女王号》(1951年)。该期刊的编辑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说,“我能够告诉你的是,加缪是我见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说话尖刻的莱昂纳尔•阿贝尔(Lionel Abel)不仅将其比作博加特而且不断告诉豪斯,加缪的核心特征是他的“优雅”。(需要像列布林(A. J. Liebling)那样更敏锐和更具法国味道的眼光才能注意到,从巴黎的风格来看,加缪在纽约时穿的西装至少过时20年了。)

   加缪喜欢读者的如此喜爱,他甚至在给法国出版商写文章时谈及此事。“你知道,无论何时我都能签订拍电影的合同,”他开玩笑说,但不仅仅是开玩笑而已。看看40年代时卡蒂埃-布列松(Cartier-Bresson)拍摄的加缪照片---竖起的风衣领子、梳到后面的头发、嘴中叼着香烟、棱角分明的面庞和活泼热情的眼睛,活脱脱就是明星范儿。难怪人们认为他是电影明星而不仅仅是个圣人了,难怪他也很清楚自己拥有的迷人魅力。

   他唯一的女儿凯瑟琳•加缪(Catherine Camus)的新书《阿尔贝•加缪:独处与团结》(Edition Olms)基本上就是一本相册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哲学探索也就完全说得通了。对思想者来说,相貌也很重要。聪明人通常都会因为某些缺陷而获得补偿,虽然使其张开艺术之弓的伤痛不过是鼻子过大或者耳朵向外突出而已。善于思考的相貌丑陋者---苏格拉底或者萨特---是在用思想深刻来弥补相貌方面的不足。(加缪曾经看到过萨特极度讨好一个漂亮姑娘,感到纳闷他为什么不像加缪一样玩酷的把戏。萨特诚实地回答说,“你见过我的脸吗?”)当英俊男生或者漂亮美女从事思想工作时,给我们印象极为深刻,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本来能够选择其他道路赢得大名,他们选择思想探索说明里面有更值得追求的东西,而不仅仅是漂亮脸蛋儿通过露面就能获得利益的迂回路径。

   加缪的形象持续存在---我们纪念他不仅是优秀的作家而且是个人典范,是世俗意义上的圣徒,是时代精神的代表,也是大多数美国人都了解一些的最后一位法国作家。法国文学批评家有时候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对待他,高中课本里的经典作家也来了---这种口吻是法国作家米歇尔•翁弗雷(Michel Onfray)在其新出版的加缪生平《讲秩序的极端自由主义者》(L’Ordre Libertaire)试图纠正的偏向,他坚持认为,加缪不仅是更好的作家而且是比萨特更有趣、也更系统的思想家。

   但是,本地读者的怀疑主义并不仅仅是势利眼。当今阅读其著作,加缪或许更多是被当作伟大的记者---一个日记作家或编辑--而不是小说家或哲学家而被人记住。他的文笔优美,甚至在遵循常规思考时,他的文笔都清醒和流畅,在某种意义上是思想的真正低沉厚重。用法语写成的标准传记的作者奥利维耶·托德(Olivier Todd)认为,加缪或许得益于比包括波普尔和奥威尔在内的反极权主义英美同代人知道得更多。但实际上,加缪提出的大问题从来不是英美自由主义者的问题:我们如何让世界在明天变得更好一些?为什么今晚不自杀?这是法国典型的宏大叙事问题。对此问题,答案在最后出现---这做起来很容易;明天或许比今天更好些;毕竟,你必须对人有一点儿信仰--这并不减少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身上的魅力,他将此问题颠倒过来,优雅地倒过来看。

   在美国,加缪首先是法国人;而在法国,他在很多时候仍然是阿尔及利亚人---法国裔的阿尔及利亚人,后来被称为黑脚(pied noir),意思是前往阿尔及利亚定居的殖民地欧洲移民。厚厚一层陈词滥调往往遮蔽了那个条件:正如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作家被认为其身份中应该有一种沼泽地的神秘感,一种可利用的过去,这是北方人没有办法模仿的东西;同样,“地中海人”在法国被认为有一种深厚的湖滨历史。加缪拥有那种神秘感:他被认为带着某种“原始”色彩---他是游泳健将,只是因为患上肺结核而作罢,他还是更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因为地中海人身份,他似乎更具古典味道,能接触到橄榄园和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但现实往往更残酷和更肮脏。他的父亲是葡萄酒公司收入微薄的酒窖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打死了,当时加缪只有一岁。他的母亲是保姆,为有钱的法国人家庭打扫卫生。年轻时虽然同情阿尔及利亚人的民族主义,但从内心深处,加缪明白殖民主义者剥削的故事应该包括她母亲跪在地上擦地板的形象。不是每个殖民主义者都是贪婪的寄生虫。

   加缪是一流的哲学系学生,法国的尚贤体制甚至波及遥远的省份。他因为在20出头的时候写了一篇论普罗提诺(罗马新柏拉图派哲学家(Plotinus)和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论文很快在当地大学出类拔萃。与共产主义调情之后,他在1940年手提公文包,带着一卷小说手稿前往法国大陆,心中抱着当记者的野心。他曾短暂地为报纸《巴黎晚报》(Paris-Soir)工作,后来返回北非,在那里写完了两本书。到了1943年,他返回巴黎加入秘密的抵抗运动的报纸《战斗报》,并出版了这些书稿:第一本小说《局外人》和哲学论文《西西弗斯的神话》。德国占领时期,令人丧失斗志和思想麻木的作品仍然能够继续出版,允许似乎远离政治,没有颠覆性的书籍的出版符合德国人的利益。

   小说和随笔表达了同样的主题,虽然小说是向下走的,而随笔是向上提升的:意义是你创造出来的,而人生是荒谬的。在小说中,加缪的人生是荒谬的意思是没有方向感,而在随笔中,人生的荒谬是在不能被确定性证明合理的意义上。人生之所以荒谬在于为什么要关心这个问题呢?人生的荒谬也因为谁知道呢?《局外人》讲述了一个感到异化的法裔阿尔及利亚人默尔索(Meursault)的故事,有一天他在海滩无缘无故地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这个无缘无故的理由是关键:如果无缘无故采取行动是可能的,谈论行为的好坏时或许从来就没有任何理由。默尔索认为(加缪赞同)这个世界是荒谬的,因为没有神圣的秩序,甚至没有很明显的人类目的,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倒霉事,你可能因为这个事或者那个事而倒霉:在一个所有意义被掏空的世界,最不道德的行为或许像最好的行为一样有意义。默尔索杀害受害者的那个干涸的、一望无际的海滩是这样一个地方,不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没有真感情,它已经变成死寂压抑的风景和城市风光,十年来那里居住着画家贾科梅蒂(Giacometti)的憔悴的行人和长着迷人眼睛的博加特等各色人等。

   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加缪提供了一种方式,阻止了默尔索的荒谬演变成纯粹的杀戮:他说,我们都是西西弗斯,都注定要把巨大的滚石推上山顶,然后看着它再滚下来,循环往复一直到我们去世。一方面承认行为在本质上总是荒谬的,同时学会推动巨石上山,并至少脸上维持一半的笑容---“人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是最突出强调的格言---是体面行动的唯一方式。

   是加缪为《战斗报》写的社论维持了他的声誉长盛不衰。社论作家似乎是爬格子类别中最枯燥乏味和最无助之人:他们总结时代的观点却不能署名,表达真理和避免枯燥性是高难度的舞蹈---说到点子上常常很困难但也很少令人感到吃惊。优秀的社论文章与其说是赢得论证的胜利,因为其他一方基本就不听,倒不如是告诉自己一方的人在争论时应该如何表达观点。事实上,这是一种舆论传导,作者是在试图对自己一边的人说出悲观的论调和主调音。优秀的社论作家的教导不是“说这些”而是“听起来应该这样”。

   加缪想要表达的不是什么新东西:不过是自由、平等和博爱。但是,他找到了表达这些的新方式。口吻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他发现了一种在报纸上说话的方式,既不同于共产主义者喜欢的花里胡哨的陈词滥调也不是天主教右派沉闷呆滞的抽象论述。他的口吻不是伏尔泰式巴黎人的怨恨而是一种带着忧郁的崇高性。加缪的话听起来很严肃,但也有些令人伤感--他为政治写作活动添加了悲哀的权威性。在需要让公共语言恢复尊严的时刻,他的写作保持了一种尊严,在历史进展太快时,他让公共语言慢了下来。在解放之时,他写到(亚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的翻译):

   既然我们已经赢得了表达自我的手段,我们对自己和国家的责任就应该是巨大的。我们每个人的任务就是认真思考说什么,逐渐塑造文章的精神;要认真地写出来,同时不至于忽略国家重新恢复权威声音的迫切需要。如果我们确保这个声音有威力而不是仇恨,有令人骄傲的客观性而不是空洞的修辞,有人性的关怀而不是平庸的说教,那么我们就能够挽救很多东西。

   即便在庆祝欢腾的时刻,责任、关怀、渐进性和人性等是加缪的典型话语,它们不是法国政治话语中的常用词。敌人不是这边或者那边而是修辞本身的抽象论述。他写到,“我们见证了撒谎、羞辱、杀害、驱逐、折磨,就每一种罪恶而言,我们都不可能说服犯罪者不做这些,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因为没有办法说服人们相信一个抽象概念。”萨特在《战斗报》的个人签名现场专栏中写到,解放一直是“令人痴迷和高兴的时刻。”(事实上,萨特持续避免上街,让西蒙波伏娃写作,他则在发表文章时署名。)加缪则认为,痴迷和高兴是自由最不应该带来的东西。他的关键词是担忧和责任。

   在40年代时,加缪和萨特有了密切的交往。虽然各自在见到本人之前都阅读过对方的文章,但他们是在1943年的圣日耳曼(Saint-Germain)的咖啡馆成了好朋友。当时,花神咖啡馆(the Café de Flore)不是花费昂贵的场所,而是有暖气片足以让人在冬天时感到温暖的少数地方。此后的十年,法国思想界的生活基本上受到这两个人的行为的支配。加缪结了婚,很快就有了情人,再后来有了双胞胎(和妻子的)。托德写的加缪传记的一位美国读者惊讶地发现,在这对双胞胎出生之后,加缪的生活仍然与往常一样---他最深刻的情感依赖似乎仍然在萨特及其朋友圈那边。事实上,法国哲学家在咖啡馆辩论存在主义的形象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的,就来自这帮人(在此之前,咖啡馆里的法国人辩论的是爱情。)

   哲学家?他们是眼光独到的表演者,他们是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他们的第一次对话就是有关剧场的---萨特恶心地请加缪导演他的剧本《禁闭》(No Exit)的演出---没过多久,萨特就被他推迟了很久才加入的抵抗组织派去占领法兰西国家剧院(the Comédie-Française)。(抵抗组织事实上有个剧场委员会)加缪来到剧场后,发现萨特在管弦乐队的座位上睡着了。加缪开玩笑说,“至少你的椅子面对着历史的方向,”他的意思是这把椅子比睡着的哲学家看起来有更多的承诺。这个俏皮话让萨特烦恼不已,这有些出乎意料,因为这样的笑话会在作家中广泛流传。

攻击萨特是英美知识分子最喜欢的运动,在过去十年,克利夫•詹姆斯(Clive James)和已经过世的托尼•朱特(Tony Judt)都对萨特穷追猛打---所以值得回顾一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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