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前改开时代的权力腐败
腐败是依附于社会政治机体上的一颗毒瘤，它严重腐蚀和败坏社会的政治清明和政治正义。关于腐败，英国政治思想家阿克顿通过历史研究提出一个著名判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ion,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深刻揭示了腐败与权力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揭示出腐败因权力而产生这一真理，成为警世喻人而千古不易的政治定律。任何社会，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腐败的可能，而绝对权力的，那就百分之百地必然腐败，古今中外，概莫例外。
1951年共和国进行了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堪称中共执政以来第一次反腐。据薄一波《“三反”、“五反”运动的经过》，这场运动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与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的数字），经核实，贪污1000万以上的共十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见《中国共产党历史口述实录》，济南出版社，2002年，217页）
中共执政初始即重拳出击，掀起反腐，显示了执政党的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同时也说明权力异化之快之速超出一般想象。是次“三反”的典型人物，也被称为老虎的，是刘青山和张子善，前者为天津市委书记，后者为天津行署专员，均因贪腐被处以极刑。此外，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和副处长，亦因重大贪污问题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死缓。就职务而言，他们应属地师级。这次反贪针对的是中下级党政官员。
建国之初而被打倒的真正大老虎是高岗。高岗乃中共“七大”政治局委员之一，党内排名第八，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却性喜风流，沾花惹草，私生活放荡不羁。延安之后“恶习非但未得纠正，反而有所发展，特别是位高权重之后，一些干部投其所好，为他提供方便；一些女孩子也情愿以身相送，他也就越发不可收拾了。”（赵家梁：《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66页）高岗事发，毛泽东指其“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黑暗的一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451——452页）不过，高岗被打倒，中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认定其罪行：与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向党的中央委员会首先是中央政治局举行进攻，企图推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久经考验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以便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无一语涉其腐败。这就意味着高岗倒台，乃是反党篡权的政治问题，与生活腐败问题无关系。近些年来，高饶事件开始以不同的面貌浮现于世间。高饶反党联盟莫须有，高饶事件为党的内部矛盾而非反党篡权的看法，形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势流。高饶事件或许有在政治上重新认定的一天，但高岗的腐败名声，却无法洗刷。
像高岗这样生活放荡，腐化变质，包二奶养情人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中并非个案。戚本禹早年在中南海从事信访接待，对高级干部中蜕变为“陈世美”、“刘宗敏”、“牛金星”的多有亲见。据其回忆，这些高级干部进城之后，不幸被所谓的“糖弹”击中而腐化变质，他们或喜新厌旧另结新欢，或金屋藏娇养小三小四，将战争年代的患难之妻凉在一边。一次，八、九个部队高级将领的夫人们气愤不过，联合一起告状到中南海，要求见毛主席，讨个说法。又一次，新疆农垦文工团的一位年青而有名的京剧花旦，来到北京中南海上访，控告一位很高级别的将军将其诱奸生子之后，弃而不顾。（《戚本禹回忆录》上，77页、100页）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书中也曾披露，一位部队高级将领，“劣迹累累，无耻之极，”竟将寄其篱下的侄女给霸占，毁了其爱情，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做”。对生活腐败的容忍与不予追究，使得一些登徒子有恃无恐，行为放纵，而无所顾忌。如“花将”肖华文革受到群众批斗，聂荣臻把他接到自己家中，以便保护，却肖华落难之中，仍花心不改，见到聂帅家里女服务员，旧习发作，把人家“家里的女服务员给奸污了，气得聂帅把他的行李给扔出门外”。毛泽东讥其为“实在是个扶不起的天子——刘阿斗”。（《戚本禹回忆录》下，592页）
利用职权霸权性侵女子，这种生活腐败即便在中南海，在领袖身边，也时有发生。“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是秘书室机要室主任。他那时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用主席的名义搞女人，他要搞哪个女人，就对人家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谈话’，把人家女的骗走。”“1962 年开春，毛主席派他带人到河南信阳调查那里的饿死人情况。他去了，调查工作是敷衍塞责，大吃大喝却是每场必到，更加恶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兴致勃勃，找姑娘，开舞会，不亦乐乎。”（《戚本禹回忆录》上，231——232页）更有甚者，曾任主席俄语翻译的师哲，1957年调任山东省委书记，在山东和保姆搞出一个小孩，为掩盖劣迹，师哲用在苏联从克格勃学来的方法，把小孩扔进硝镪水里化掉，连骨头都没有了。（《戚本禹回忆录》上，44页注）用戚本禹的话：“党内‘高岗’不止一个，而是很多。”
以权谋私，是腐败的另一表现特点。熟悉一点民国史的会知道“飞机运洋狗”的旧闻。1941年12月《大公报》刊登消息，指孔祥熙家人利用从香港抢运精英人士到重庆的飞机搭运宠物洋狗，天下哗然，纷纷抨击孔祥熙和国民党腐败，并掀起一场倒孔运动。当然后来证明这是一则失实报道，但它却折射了国人对腐败的认知和愤怒。在“三年困难时期”也发生过一起堪与此旧闻相媲美的“飞机运活鸡”新闻。新闻主人乃谭震林夫人葛慧敏，“谭震林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享受首长特供，可是葛慧敏对特供还不满意，还用首长专用的军用飞机去农村采购活鸡。带活鸡是不能坐飞机的，葛慧敏就很强硬说是首长要的，非让人家运。”结果一下飞机，鸡从鸡笼里跑了出来，弄得一大群人就在机场里到处抓鸡。（《戚本禹回忆录》上，226页）不仅闹个大笑话，更成为一大丑闻。
不同社会和时代对于腐败概念也许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但对腐败的基本含义是明确无误，共同一致的。这就是公职人员利用权力谋取私利，做出有违社会道德和法律的行为。据此，我们对腐败表现大致可以归纳为：一、经济方面的贪污受贿，二、两性关系的道德败坏，三、政治领域的享受特权。
经济贪腐和道德败坏，一目了然，容易识别，是一种显性腐败。而政治领域的特权享受则是一种隐形腐败，一般难为外人所知晓，即便知晓也可能习以为常，不以为意。实际上特权腐败是三种腐败中最大的腐败，它对政治正义损害最大，对社会公正危害最烈。所谓特权，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说白了，这是一种制度性腐败，是合法的腐败。由于特权专为特权阶层少数人所享有，所以具有隐蔽性，又由于它以制度规定的名目出现，所以具有蒙蔽性。
前改开时代高级干部的特权，包括医疗、福利、保健、住房、商品和服务等一切“消费”，均由国家供给，几乎不受限额规定，工资只作为其职务收入的象征而已。以最典型的住房标准为例，上海市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明文规定：特甲级可享受 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一级可享受180-185公尺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二级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三级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四级可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五级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六级可分得100-115公尺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七级可分得80-95公尺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八级可分得“老式立柱房屋”。所有这些高级干部的特殊待遇，不仅没有严格限制其使用范围，而且一旦取得，便终生享受，到死为止。（以上引自杨奎松：《五十年代领导干部的工资住房轿车待遇》，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484.html）
上海如此，北京自不待说。罗点点对五十年代其住家生活有较为细致的回忆叙述，人们不难从中窥得一二。花园楼房与室内豪华装饰不论，“院子里有齐刷刷五个漂亮年轻女人，两个有大学学历的是秘书，三个没有学历的是保育员和奶妈”，“还有一大堆和这些女人年纪相仿的男性公务员、警卫员和秘书”及“厨师”与“花匠”，（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仅此阵容和场面，足让一般百姓口瞪目呆。
不仅如此，北京王府井东华门大街还设有专门的“34号供应部”。在最困难的60年代初，中央决定对干部实行食物补贴，按级别供应数量不等的肉、蛋、糖、豆，北京东华门34号成了一个专向行政8级以上也就是副部级以上高干供应烟酒糕点糖果副食的特供点。产品品种包括从国外进口的名牌家用电器、手表、香水、呢料、朱古力、白兰地、威士忌、卫生纸巾、珠宝首饰等等；俄罗斯产的顶级黑鱼子酱、法国产的鹅肝酱在这里也是寻常之物。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四层则是更为高级的另一特供处。服务对象仅限于“四副（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两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一元帅”，为其及家属提供当时稀有的食品和商品，各种呢绒绸缎、名酒好烟、高级食品、各地名贵土特产，应有尽有。（引自：《特供简史：东华门三十四号供应部》，搜狐网 http://www.sohu.com/a/117099059_500703）
在当时全国国民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其中占人口绝大多数以上的农民甚至连温饱尚未解决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由“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的“特权”，与普通民众相隔实为天壤。它不是缩小而是拉大贫富差距，不是在努力构建而是在无形消解社会正义，与执政党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理想相偏离。
正是因此，有论者论及文革时言之凿凿地提出，毛泽东所以发动文革，就是发现了此中的严重问题，要打破制造这种特权的官僚体制，清除这种特权腐败。毛泽东反特权而发动文革，在某种程度上此说有其一定道理。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文革中特权不仅没被反掉，在某些领域反倒继续发展，而登峰造极，达到顶点。毛主席本人成为享有最高特权的人。
从大量的纪念和回忆文章中我们知道，围绕毛主席而展开的各类服务，随着文革毛主席地位和权威的强化而升级加强，因而出现专为主席一人服务的各种特供现象。例如，文革之前毛泽东所抽的雪茄由四川什邡卷烟厂特供烟生产组制造。文革之中，为更好更便捷地服务于毛泽东，什邡卷烟厂的特供烟生产小组举迁北京，在中南海附近设立特制烟车间，精制专供主席的雪茄卷烟。又如，文革后期有关部门奉命组织人力物力，调集几十名顶尖专家，突击研究设计，选用最好的材料，以最先进的工艺，烧制一批主席生活专用瓷。还如，1974年毛泽东驻居长沙期间，为满足主席观看电视需要，中央电视台组织专门班子和设备，南下长沙，为其一人开辟一个电视频道，输送专门电视节目。1976年该班子再次南下长沙，每天当日录制戏剧节目，翌日专机运送北京，供主席观看。所观节目，除了样板戏，多是《打渔杀家》、《霸王别姬》、《生死牌》、《借东风》等传统旧戏。而这些传统旧戏却正是文革所批判扫除禁演的所谓封建糟粕。另据有关资料，1971年广州军区为迎接主席到广州过冬，按中办负责人精神，调动l万多名部队官兵与数千民工，为主席等中央领导修建南湖别墅群，其人工费用和其他省市的无偿支持不算，花费公帑4000万，在当时此乃天文数。
如果这些物资与文化生活的独享，撇开无产阶级政党人民领袖伟光正不论，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的角度，一些大众百姓可能会认为这不过是天朝贡品与御用的现代延续与翻用，没什么特别大惊小怪了不起的，甚至还会视为天经地义；那么，以下充满中国皇权专制政治意味的政治安排和政治获得，无论怎么说，毫无疑问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是对政治正义的亵渎和嘲弄，对执政党肌体的腐蚀与侵害，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伤害——江青和叶群，两位无论资历还是资格抑或能力，在党内排不上号的晚字辈，因为党的主席和副主席夫人身份，在党的九大上一步登天，担任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决策层；主席侄子毛远新年仅27岁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33岁担任大军区政委；副主席儿子林立果24岁参军不久就一飞冲天，担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后宫参政”、“父位子承”，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散发着浓厚宫廷霉味的政治安排，让整个国家和民族在那场空前的政治灾难中滑向更深处。
以上所述权力腐败，发生、存在于前改开时代，即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也就是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经济落后，物质匮乏，社会贫穷，腐败也就表现出与今不尽相同的时代特点，经济领域的贪污受贿相对量少面窄，更多集中在两性关系的行为放纵和特权安排与享受方面。
另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的腐败几乎不被公开报道。49年以来，腐败一词，乃国民党和资本主义社会专用词。执政党因其先进性从不自认有腐败，即使刘青山和张子善，也认为是个人意志薄弱，被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所腐蚀，与所掌权力无关。直到改革开放，腐败才开始被允许用于党自身，党内权力腐败由此逐渐见诸报端。本文所举各种腐败事例与现象，除了“三反”，均为几十年之后从不同回忆文章和研究资料所获知。由于发生腐败不报道，不曝光，加上信息控制和过滤，人们的这一认知领域一直为空白，这就使得不少人形成一认识误区，认为前改开时代政治清明，没有腐败。
其实，稍具一点政治学常识和历史感的，就应该明白，一个一党专治、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没有新闻监督，没有权力制衡，仅凭纪律约束和道德要求，如何能抗拒权力诱惑，打破“权力腐败”的政治定律？诚然，相对于今日社会腐败的普遍泛滥和登峰造极，那时的贪腐堪称小巫。但那也是社会经济水平低下的条件限制使然。须知，在权力诱惑面前，人性表现大同小异，没有质的差别。人性固有向善向上的一面，也有贪欲好色堕落的一面。惟有权力可以且能极大地诱发并最大限度地满足包括贪欲与色欲在内的人的各种欲望。这就是腐败因权力而产生的原因。前改开时代的权力腐败已说明问题。中共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无疑最具严密的纪律性和艰苦奋斗与牺牲奉献精神，这也是打倒国民党腐败并取而代之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却执政伊始，权力异化随之而至，腐败现象即有发生（且随着执政时间愈久，腐败愈来愈严重）。而这些腐败中人或背后之人，都是经过炮火洗礼，出生入死的最优秀的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者革命家，在权力诱惑面前也难免不败下阵来。所以，一个组织，一个政党，无论它的理论多么先进，理想多么伟大，历史多么光荣，成员多么优秀，一旦掌握了权力，而这权力没有制衡，缺乏约束，就一定会蜕化变质，产生腐败。
2017/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