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玮:社会重建的动力学:G.H.米德社会思想中的改革之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9 次 更新时间:2017-12-28 02: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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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玮  

   在“二战”后的社会学史或以社会学为主要学科依托的社会理论史研究中,确立了学科主要研究范式的“古典”时期——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早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阶段。在欧洲,除个别例外,[1]主要奠基者是以T.滕尼斯、S.弗洛伊德、E.涂尔干、G.齐美尔、M.韦伯等人为代表的所谓“1890一代”;在美国,相对应的则是以C.H.库利、G.H.米德、W.I.托马斯、R.帕克、E.A.罗斯等人为代表的所谓“进步主义一代”。[2]在以往的社会理论/社会学史研究中,侧重点在欧洲,较早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譬如帕森斯侧重“社会理论”本身的理论体系发展研究和修斯注重“思想史”取向的研究,美国早期的社会理论/社会学在其中都付阙如。[3]即使在当今的社会学史类教科书中,美国在“古典时期”依然处于窘境:要么缺席、要么是无足轻重的配角。[4]但另一方面,像托克维尔、马克思、M.韦伯这些欧洲主要的社会理论家,都极为重视美国这个既不同于欧洲却又同属西方的“新世界”的观察和研究。美国社会学家蒂尔亚基安注意到社会理论与其生身处境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提出如下问题:产生于欧洲现代境况的马克思、涂尔干和M.韦伯的社会理论——亦即被公认为西方社会理论最主要的研究范式——是否适用于“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美国这种社会历史现象”?[5]

   当然,美国并不缺少其本土社会理论家/社会学家,而且,众所周知,作为一门现代智识学科的社会学虽然源于欧洲,但就其在大学体系中的制度化和快速发展而言,美国显然是后来居上。在美国早期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研究方面,很多论著都充分认识到美国早期社会(科)学与美国社会、历史的独特性之间的密切关联。[6]但这似乎依然改变不了“古典”社会理论/社会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美国早期社会学中的诸多人物和著作似乎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当然也有例外,譬如本文将要论及的乔治·赫伯特·米德。[7]米德能够跻身于马克思、涂尔干、M.韦伯、齐美尔这些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之列,虽然说多少有些遭人质疑,毕竟米德生前既未出版过专著(更不用说社会学论著),在其40余年的大学执教生涯中也从未教授过社会学课程,但迄今人们对其思想依然保有不减的兴趣,说明了米德思想自身的重要性。[8]

   不过,即使在今天,米德的主要学术肖像依然是“社会心理学”的主要奠基者,一个重要的现代“自我”理论家。[9]这一方面和米德著述的数量、风格等因素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二战”后米德思想“经典化”过程中的某些因素更是起着重要作用。这至少导致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对其著作和思想的不完整理解乃至误解,掩盖了其思想的系统性;二是以抽象的方式来诠释和利用米德的思想,割裂了他的著述与思想同其时代的紧密关联。[10]但从1980年代以来,米德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突破,在米德著述的挖掘、整理、出版和研究方面颇有进展,米德思想的系统性、多维性以及与所处时代的相关性等方面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11]本文基于米德的文本和晚近一些主要的相关研究,一方面通过对米德的生活史和著述史的简要分析,揭示其思想与所处社会、时代的相互关联性;另一方面将米德关于其所处改革时代的一些重要的时代问题的论述与他对社会理论的实质性贡献——关于社会与自我的独特思想——联系起来,突出其关于社会改革和社会重建背后的社会与自我动力学思想,进而彰显他作为其时代的理论家和改革者的原本形象。

  

一、“我想要更加积极的生活”

  

   米德的一生经历了美国历史上两个极其重要的时期:成长于镀金时代(Gelded Age),活跃于“进步主义时代”(Progressive Era)。而这两个时代横跨的半个多世纪正是“现代美国”形成的关键时期,确立了美国在西方世界新“引领社会”(lead society)的地位。[12]出生于美国内战时期的米德,成长过程中见证了美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乱象和问题。当米德真正步入其学术生涯时,美国也进入了一个由“乱”到“治”的改革时代。这个时代涌现出大量的改革者和思想家,米德就是其中的重要一员。进步主义时代之美国对于理解米德思想的意义,犹如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之于涂尔干、德意志第二帝国之于M.韦伯。这也是把握米德思想最基本的社会历史脉络。这是一个快速变迁和变革的时代,“改革在这些年里主宰了一切活动,或发生在这段时期的一切事件(包括所有在改革旗帜下做的事)都是积极变革的组成部分”。[13]

   从米德个人的生活史和著述史来看,“社会改革”这条脉络也是清晰可见的。米德的生平经历并不复杂,大致上可以划分为芝加哥之前的时期和芝加哥时期。[14]米德1894年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直至1931年去世,芝加哥时期可以说基本代表着米德的学术生涯,除了大学时期的几篇习作,他生前发表的作品也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而此前的时期可以视为米德的成长阶段或者说其思想框架的初步确立时期,借用韦伯的概念,可以说是米德的“心灵架构”(frame of mind)逐渐形成的时期。米德一生中有两位最重要的朋友:卡斯尔(Henry Northrup Castle)和杜威,大致对应于这前后两个时期。米德与卡斯尔结识于奥柏林学院,在此后十余年里,无论是在奥柏林的大学时光,还是毕业后数年“打工”的艰难岁月,以及重返校园到哈佛大学攻读哲学,乃至负笈德国研读心理学,都可以看到卡斯尔——米德眼中的其青年时代最重要、最亲密的朋友——的陪伴和两人之间频繁、深入的交流。这是米德的青年时代,他称之为他的“浪漫主义时期”,他生活中的“狂飙突进时期”。[15]米德在这个时期接受的教育和实践,他在职业选择方面受到的宗教与世俗、学术与政治等问题的困扰和思考,对他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幸的是,卡斯尔在米德转入芝加哥大学不久的1895年初遭遇海难而英年早逝。[16]米德在1891年提前结束在德国的学习回国任教于密歇根大学,在这里结识了对其以后的学术生涯和现实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杜威,两人可谓一见如故,以至于后者在1894年接受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系主任职位时,以对方同时接受并无博士学位的米德的教职为附加条件。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跟随杜威到芝加哥大学,米德的学术生涯应当说会是另外一副面貌。米德在哈佛大学时就与实用主义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威廉·詹姆斯有过密切交往,而与杜威的长期、密切交流,无疑加深了他对实用主义的进一步理解,并选择它作为其思考和研究的基本视角,这使得米德的思想有了一个可以进一步发展和充实的大致框架。

   其中有几点需要进一步明确。一是米德心中很早就孕育了“社会改革/改良”的种子,并在其成长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培育和激发。米德是在一个具有浓厚新教氛围的家庭中成长的,父亲既是公理会牧师也是学院教授,因此米德可以说很早就受到美国自由主义神学所具有的改善现代人的境况这一强烈取向的影响。另外,米德大学时就读的奥柏林学院在变迁和变革的时代,在“社会福音运动”风行美国的时代,成为美国“新的神学、政治和社会思想潮流的中心”。如果说它曾经奉行的传统新教精神强调“致力于改善人类生活作为宗教义务的最高表达的热忱”,新的福音传播者则倡导以督教式的社会工作来治愈现代社会的病症。一些研究者通过米德早期的通信等文献资料证明了他对于“社会改革”的关注和热忱。即使在德国求学期间,米德也深受德国“资产阶级的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吸引,并一度想要把德国的社会改革思想和实践引入美国;在致好友卡斯尔的信中,更是直抒胸臆:“我想要更加积极的生活”![17]

   另一方面,米德最终选择的实用主义研究范式,既是和“现代美国”一起发展起来的极具美国本土特色的思想体系,实质上也是一种改革取向和进步取向的哲学和社会理论,是进步主义时代大多数改革者所共享的一种视角或方法论。不过,即使仅仅考虑其“古典”时期,“实用主义”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体系,涉及哲学和社会科学诸多领域;抛开这些不论,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个关于“实用主义”的简明界定:“实用主义提供了一种强调过程与关系的形而上学;一种从自然主义的和进化的视角来理解智力/智识活动,认为这种活动是问题取向的并从历史发展出的方法中获益;以及强调通过教育和其他制度进行民主性的社会重建。”[18]其中提及的过程哲学、自然主义和进化论的视角、对现代科学(方法)的特别强调、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以及对于社会民主的坚定信奉等,都是实用主义比较核心的内容(当然远非如此),在下文的论述中还将不断提及这些方面。

   除此之外,还要特别提及的是米德的芝加哥岁月:芝加哥这个在美国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城市,这个在许多研究者和社会改革者眼中的“巨大的天然实验室”,为米德的社会改革的实践和理论形成提供了极佳的现实条件。实际上,米德在芝加哥近40年的时光里,大部分时间都积极投身于芝加哥的各种社会改革实践,只是在最后10年左右才更多地深入自己的研究中。杜威在芝加哥呆了10年,做了很多改革尝试,尤其是教育方面的改革,米德积极参与,譬如杜威创办的“实验学校”,并一度担任该校家长联合会的主席,以及在当时颇具影响的《小学教师》杂志的编委会成员。除此之外,他还积极参与芝加哥的公共教育改革,推动芝加哥的职业教育运动。同时,米德也积极参与芝加哥的城市建设、市政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他是芝加哥最主要的市民改革团体“芝加哥城市俱乐部”(City Club of Chicago)的主要成员并一度当选俱乐部主席,该组织的目标就是“对芝加哥市的市政条件和公共事务进行调查研究和改进”。[19]米德在芝加哥的社会改革实践的另外一个主要方面是与美国“睦邻运动”(social settlement movement)的主要领导者、芝加哥“赫尔馆”(Hull House)的创建者简·亚当斯(Jean Adams)等社会改革家密切合作,推进芝加哥在移民、劳工等方面的社会改革。早期的芝加哥大学与芝加哥城可谓共同成长,为城市社会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智识和学术方面的支持和服务(例如在米德加入芝加哥大学的1894年,成立了“芝加哥大学社会服务社”),而米德就是这个时期的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教授。[20]

   芝加哥不仅为米德提供了积极参与社会改革实践的机会和舞台,而且使得他的实用主义的社会理论得以发展和锤炼。如前所述,从米德的著述史看,他基本上是从进入芝加哥大学的1894年才开始发表文章,讨论的主题大部分都是围绕着各种改革议题和现实问题而写的,即使1920年之后米德明显从社会改革实践中退入自己的学术研究,对其关于社会与自我等问题进行更为深入思考和论述,但依然关注现实的改革问题并有一些重要的相关文章发表。因此,终其一生,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米德都可谓与其所处的社会改革这个时代主题息息相关,从而成为我们理解米德思想的一条主要脉络。

  

二、社会重建、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


   米德在1919年给儿子的一封信中写道:“当今的问题并不是个体的内在生活问题,而是社会重建的问题”。[21]按照美国史研究的一般说法,此时已是“进步主义时代”的尾声,美国虽然在“一战”后进一步巩固了其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但在米德看来,美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重建依然是任重道远。这一方面和米德的实用主义社会理论的动力学特性有关,另一方面也和美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及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密不可分。

一般而论,“社会重建”是一个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不同脉络中经常提及的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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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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