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资本主义在中世纪的西欧而非中国得到较为顺利的发展

————“资本主义如何在欧洲产生”之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38 次 更新时间:2003-09-15 14: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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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群 (进入专栏)  

  给统治者对社会的管理增加难度。因此,中国的统治者一般不会去主动鼓励工商业的发展,而只是允许它一定程度的发展。费正清在分析清朝政府时说:“国家的正统思想并不强调经济发展,也不注重积累新的财富,······丝毫没有通过出口来增加国家财富的商业意识,······中国自视为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国内外的贸易未受到官方的鼓励,······中华帝国由于缺乏发展外贸和革新技术的动力,政府亦随时准备对任何新兴高利润商业事业实行垄断或课以重税,因此英国工业化时期的那种开拓精神就不可能在中国出现。”这种态度的不同还表现在对外殖民上。

  中世纪末期的各个欧洲国家都在极力对外殖民拓展。但中国虽然在明朝就已经有了足够的技术和实力进行远海航行,郑和就曾远渡重洋;但当时的中国政府从未想过对外殖民,也未想过发展对外国的商业,反而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意思是守住我这个“天朝大国”就足够满足了。

  正是这种政治结构状态的不同,导致了工商业发展在两种农业文明中的不同命运。

  下面的这段话是我前面一篇文章中的,为了论说的完整性,我又把它贴到这里。

  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古代发展得比较迟缓?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较长时期的“狭义的封建社会”是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当我们回头看待这段历史时,可以说:中世纪欧洲多政治中心的并存,导致争斗、武装冲突、暴力事件、大小战争不断;而古代中国那种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则会使得全社会起码在王朝统治的稳定期内,十分和平。因此费正清说:“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人而言,政治与社会的高度稳定,总归要比同时期欧洲所经历的生活、思想动荡更为可取些吧。”也就是说,一个今天的中国人,可能会羡慕今日西方富裕的物质生活;但一个汉朝或唐朝的中国人,则会庆幸自己生在中国而非欧洲。相比于战乱不断的中世纪欧洲,同时代的中国可算是国泰民安。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创造出灿烂的社会文明成果,长期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是,历史的逻辑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对于无时无刻不在寻求生长的工商业来说,它欢迎坐寇性统治集团组织涣散,因为那将有利于自己的发展;因此,中世纪欧洲多政治中心并存,对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十分有利;而中国封建时代(广义的)长期大一统的政治状态,则抑止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哈耶克说:“就欧洲文明在中世纪晚期的复兴而言,可以说资本主义扩张的起源和产生的理由,是得益于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不是在更为强大的政治统治下,而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德国南部和低地国家的城市里,最后是在治理宽松的英格兰,近代的产业制度才得到了发展。” 诺斯是作为一位制度经济学家而为我们所熟悉,但他还是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提出的对“西方的兴起”著名的解释框架,正揭示了中世纪欧洲狭义的封建状况和资本主义兴起的关系。该学派认为:在许多权力中心并存的中世纪欧洲,各个统治者都把发展经济以获得强大的税源从而获得强大军队放在首位,但是经济的发展本身依赖于充分的财产权利的发展和自由市场。结果,国与国之间的竞争逼迫不情愿的统治者限制自身的权力,于是有限政府和多元社会慢慢地出现了,财产权和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而中国在清末以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天朝大国”,缺乏国与国之间在经济发展上的竞争态势,所以一直对国内的工商业发展持压抑姿态,这种情况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发生改变。

  欧洲的工商业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已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就像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结构一样,成功地抑制了它;但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生长的工商业,却在欧洲的中世纪找到了空隙。它像一棵棵小草,在罗马帝国的整块巨石之下难以成长;但在中世纪,巨石破碎了,覆盖在遍地小草之上的,是一堆堆大小不等的乱石,小草们终于找到了生长的空间,它们甚至和那些乱石结成了某种互利关系。于是,小草们开始慢慢长大,并且侵蚀改造着乱石;几百年过去了,外人再看欧洲时,已经见不到石头了,见到的,是满目的青翠草原。

  是不是说:假如中华帝国永远不受到外界强大文明的持续性挑战,是否就永远不会发展出资本主义?这实在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反正相比较于欧洲中世纪那种分散的政治状态,资本主义要在古代中国大一统政治格局中生长出来,肯定困难得多。

  到了19世纪,中国的统治者终于碰到了因工商业发达而力量强横的外敌,那时慈禧太后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和中世纪时法国国王所面对的外部形势,就有了几分相似。清朝与西方列强(加上日本)自鸦片战争以来进行了6次战争,连战连败,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了清政府很大的刺激。清政府终于感到了改变经济政策以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感到了发展工商业的好处。用当时一篇得到朝廷首肯并转发,从而流传甚广的奏章的话来说是:“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至于发展工商业会冲击原有的社会秩序、会冲击传统的社会道德,会给社会管理增加难度,清政府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工商业发展的举动,特别是在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可以说,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改革开放之举。

  清政府的这些举措,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和18世纪初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是相似的,都是有着清醒世界眼光的政府的明智之举,他们都希望能使用一些商品经济的模式来发展本国经济。如果说欧洲中世纪的商品经济是自发产生的,是“自然受孕”,那么清政府则是试图用“人工授精”的方式来发展工商业。

  汤因比认为,每个文明的发展史,都是不断迎接挑战、应对挑战的历史。清政府学习西方政策以发展中国的工商业,正是应对来自西方挑战的举动。来自工商业发达的西方的挑战不停止,中国发展工商业的国策就不会停止。

  所以说,商品经济的规范和制度,只是人们谋取自身利益的一种工具。这套工具对世界各地的工商业生产者们有好处,对中世纪时欧洲的王公贵族们有好处,对清政府增强国力应对西方挑战也有好处。正因为它能给这么多人带来好处,所以,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它才能从只被少数人奉行,扩展到被大多数人奉行。

  

  四、商品关系的发展给欧洲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

  

  第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上,展开着专业化分工与平等自愿合作的进程。

  原来的欧洲,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占了绝对优势地位,所以那时的欧洲人民在生产生活上的活动范围非常小,农民是庄园的人,而庄园是经济、政治、社会组织的复合体。一个隶农在经济上属于庄园,在政治上听从贵族领主,在生活保障上依赖于庄园。后来,工商业城市出现了,但工商业者们在生产生活上的活动范围同样非常小,对于一个欧洲中世纪的手工业者来说,他所属的“单位”,就是作坊和行会,其中行会对他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上的影响更大。行会既是一个经济组织,又是一个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一个手工业者在经济上属于行会,在政治上直接服从行会的领导(只在少数事情上才会和市政府发生关系),在生活保障上依赖于行会。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大范围的、充分的社会交往、融合、合作还没有发生,大范围的分工也没有出现。社会生活还是以一个个庄园、一个个行会等小单元的方式存在的。

  但是,工商业按照自己的本性往前发展,必然要走向分工和协作。这首先是在经济意义上的。一个生产单位包揽了所有生产环节,一定不如只做其中少数几个环节,更有效率。当然,这需要分工后的各个生产单位之间保持有效的协作,分工和协作一定要同步发展。其次是在广泛的社会意义上的。一个社会单位包揽了所有社会功能,会造成这些社会功能之间的互相干扰,而且一定不如只做少数乃至一个功能,更有效率;当然,这也需要分工后的各个社会单位之间保持有效的合作,在承担着不同社会功能的社会单位之间,分工和合作也一定要同步发展。

  在生产上互相分工的各个单位,它们之间是互相需要的关系,是互相平等的关系,协作时所遵循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功能上互相分工的各个单位,它们之间同样是互相需要的关系,在协作时所遵循的是自愿合作、互相协商的原则。

  本来在力量上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单位,开始时是不愿意和其他单位平等合作的,但它发现,如果对其他单位使用强力,会遭到其他单位各种形式的反对,而且会限制其他单位的发展,从而对自己不利;所以政治单位也就逐渐地把自己摆到和其他单位平等的地位上,在和其他单位合作时愿意遵循互相协商的原则。

  所以,进行专业化的分工,进行平等自愿、互相协商的合作,是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以及社会观念的实质。它由商品经济带来,并由经济生产领域,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

  这样,商品经济的原则把越来越多的人吸纳进来,同时,分工与协作的结构,也在各个社会层面上发展着。这种发展趋势的最大好处,就是能提高该社会体的整体实力——首先是、而且最重要的是经济实力。正是因为这个好处,所以商品经济的原则、分工协作的社会结构,才能不断地在人群里扩展,才能逐渐地深入人心,才能令人们去改变各种千百年来习以为常、奉为神圣、对之充满感情的传统观念——这种改变往往是很艰难的。

  涂尔干认为:“分工的来源就是人类持续不断地追求幸福的愿望,工作越是分化,产品就越多。······因为,人们似乎只有在占有更多财富的时候,才觉得更加幸福。······因此,人们当然会尽可能扩大分工的范围,努力去获得最大的利益。”

  所以,今天西方的工商业组织,基本单位是一个个公司,但公司仅仅是一个经济单位。今天西方的一个工人,他只在经济上属于公司;而在政治上,他属于他所在的选区,属于他所加入或支持的政党,和公司没什么关系;在生活上,他和保险公司、和学校、和婚礼公司、和教堂发生种种关系,也和公司无关。所以说,今天的西方,是一个充分分工的社会,而且这种分工不仅仅是在经济意义上的,而是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每一个层面都有专属这个层面的组织及其人员,只完成专属这个层面的功能。

  上述分析决不局限于欧洲,中国也在其几千年发展中,有着同样的线索。今天中国的社会分工协作程度,当然比500年前高出许多倍;就是比20年前也高出很多——那时还是政府办企业、企业办社会呢。如前所述,互相分工的各个社会单位之间,应该以自愿平等、互相协商的原则进行合作。我想,今天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会同意这样的观念:人们组织、结合在一起,形成国家,决不是被迫的,而是因为大家互相需要,以共同创造总体的社会文明;在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要为文明的创造尽一份力,并以此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文明成果。

  所以,政府官员既不是百姓的父母官,也不是“人民的仆人”,政府官员是政治性公务的从业人员,就像商业从业人员、金融从业人员、新闻从业人员、国防从业人员一样。政府官员们用自己在政治领域的工作,为创造今天中国社会的文明尽一份力,然后取得自己的报酬。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政治从业人员也是分工协作社会中的一个环节,而在分工协作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结成的;所以,就像工业产品的生产者要尽力使消费者满意一样,政治从业人员也要尽力让国民们满意;就像消费者要评价、检查、挑选、监督工业产品生产者所生产的产品一样,国民们也要评价、检查、挑选、监督政治从业人员所提供的政治工作的质量。

  一个国家的政治从业人员和国民的关系,越是符合自愿分工协作的关系性质,就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长治久安,就越有利于社会总体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反之,就不利于长治久安,就不利于社会总体文明的创造。

  第二,商品关系的发展扩大了人们社会交往、社会合作的范围;并要求在越来越大的地域和越来越多的人群中,实行统一的行为规范,建立统一的社会管理机构。

  乡土社会中的人,是以村或庄园为单位互相隔绝的。是商品经济令人们摆脱了隔绝状态,使人们进入了范围越来越大的社会生活中去,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和越来越多的人发生了各种关系,以至于把全世界人民都结合了起来。推动这一进程的根本动力是物质利益;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以提高每一个参与合作者的物质生活水平,是促使大家由互不认识到自愿结识进行合作性生产的最强大动力。

  人们的社会合作交往范围越大、程度越深,就越需要统一性的标准、工具,还要有统一的秩序、法律、行为规范、管理机构。于是,统一的语言、货币、法律、道德规范、政府等就应运而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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