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资本主义在中世纪的西欧而非中国得到较为顺利的发展

————“资本主义如何在欧洲产生”之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45 次 更新时间:2003-09-15 14: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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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群 (进入专栏)  

  树就长不大;搜刮得少了,树才会长得大。贵族国王们,为了玩好这个翘翘板,着实伤了不少脑筋。

  商人们必须进行长途或短途的贩运,必须穿过一些贵族领主的领地,所有这些贵族诸侯们都会雁过拔毛,而且拔毛时还下手很重。这些捐税被称为:过境税、桥梁税、运货车税、河流税、渡头税、通行税、货物通行税、关税,等等。不仅如此,一个领主还常常迫使一个进行贩运的商人走这条路而不准走另外的路,为的要使这位商人向自己缴付交通税;或者当商人本来可以摆渡的时候,强制他通过一座桥。这种做法在当时有一个专有名称:“强制走路”。这种没有节制的搜刮,显然严重阻碍了商业的发展。而商业的摇钱树长不大,对各地的贵族领主也没有好处。逐渐地,欧洲各地的诸侯们把对过境货物征收的关税固定化,到12世纪,任意勒索的情况,除在德意志以外,在欧洲各地已基本消失。但过境关税的负担仍然很重,这种情况一直到中世纪末各个统一的专制国家出现,才得到缓和。

  商人们不仅要被搜刮各种名目的买路钱,更会经常遭到拦路打劫。由于中世纪欧洲国王和政府的力量很小,所以没有一股力量去维持公共安全,抢劫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抢劫的人包括:贵族、骑士、没有仗可打的士兵、没有土地的人、因无法还债而到处流窜的人。因为路上的安全没有保证,所以商人们都必须配有武器,并结伴而行,富商们则会请一队保镖护送自己。对于商人们来说,每一次运货上路,都是一次历险。

  这种情况,同样严重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各地贵族以及国王们慢慢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不仅逐渐停止了自己的抢劫行为,而且开始用武力来维持自己地区的道路治安。保留下来的很多中世纪文件,都表明很多城市和各地的很多贵族领主签订了合同,保卫道路上的安全。有些城市会专门付给某些地方的贵族一笔款项,而那些贵族们则在合同上发誓:他们将派人担任自己地区道路上的守望,一听到有人喊救命,就赶快前去救助。还有很多贵族自觉承担起维持一方道路安全的责任,哈布斯堡的公爵在13世纪时下令:本公爵领地上的各位大小贵族,必须保护通过他们境内的商人,在谁的地头上出了抢劫案,谁就要负责任。到了13世纪,对商人的保护已经成为欧洲各地普遍实行的政策。

  集市更是各个贵族诸侯以及国王们眼中的香饽饽。贵族领主对自己地盘上的集市是倍加呵护的。“集市警卫队”维持着集市的秩序。对于前往市集的商人,贵族会颁发特别安全状,上面强调指出:对侵犯这些商人的人身和货物的罪行,将加以特重刑罚;同时给予这些商人们各种优惠:减低关税和通行税,给予售货的便利,设立特种法院来解决争执和协助收集债款。而且一种国际法也在慢慢被各地接受,那就是“商事法”,依此法律,外国商人在各地可受到同样的管理,而王公贵族们也力图公平地实行这项法律,为的是要引诱商人们常到自己的市场和市集来。

  后来给集市商人的优待越来越大:赶集的商人在集市以外犯了罪或欠了债,别人不能对他进行报复性的处分,也不能在他赶集期间没收他的土地,在集市期间暂停诉讼和法律处分。特别是,在教会禁止收取利息的大气候下,集市期间暂停禁止取息放款的法规。

  那时商人在集市上受到的优待,大概可以和今天外资在中国受到的优待相媲美。

  那时最著名的香宾集市,吸引着欧洲各地大批的商人前往。香宾伯爵和欧洲很多地方的王公诸侯们签订协议,规定:凡是前往香宾集市的商人,在经过这些王公诸侯的地界时,减缴一大笔惯例通行税。这一协议对双方都有利:香宾伯爵以此增加了香宾集市的吸引力;与香宾伯爵签了协议的王公诸侯们则可以用这种优惠的关税,吸引商人们经过自己的境内去香宾。

  因为香宾集市的卓越地位,香宾伯爵对前来的商人们的保护也更为有力。香宾伯爵制定政策:如果一位前来香宾的商人,在途中某地被当地的贵族骑士抢劫,那么将把该地的所有商人从香宾集市上赶出去,直到该地贵族给那位被抢的商人足够的补偿为止。由于香宾集市对于欧洲各地贵族领地上的商人都太重要了,所以没有多少贵族和国王愿意得罪香宾伯爵。

  1284年,香宾的女继承人约尼嫁给了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这位法国国王得到了这颗垂涎已久的特大号摇钱树,就死劲地摇,他不断地增加对市集上商人们的捐税,令商人们不堪重负。于是,商人们开始离开香宾,转到其他集市。再后来,英法为了争夺另一块香饽饽——欧洲最著名的呢绒生产地法兰德斯,爆发了百年战争,使得与法兰德斯有着密切联系的香宾集市彻底衰落了。

  

  三、为何“专属于工商业的社会规范”在中世纪欧洲与中国古代的命运迥然不同

  

  任何一种规范化的行为模式,任何一种生产生活制度,对于奉行它们的人群来说,都是工具性的;这些人之所以接受奉行某一制度、某一行为模式,是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接受奉行这一制度、这一规范化的行为模式,比不接受要好。

  诞生于欧洲的所谓资本主义,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作为一种生产及分配的制度,它以自己的方式,规定了人们的社会性行为。金钱交换、分工生产、公司制度、明晰所有权、信用体系、雇佣工人、股份制度、金融体系,这些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做法,其实都是一些规范,规定了人们在进行合作性生产时的行为和相互关系。而这些规范、这些制度,之所以能在欧洲得到由浅入深、由窄到宽、由简单到复杂、由被少数人奉行接受到扩展到多数人,仅仅是因为,它们能给人们带来各种好处——首先是、而且最重要的是物质生活上的好处。

  在欧洲,这一规范、这一制度的奉行者、受益者,首先是中世纪的城市工商业者们,他们以一个个城市为单位,形成了自己的基本阵地。另一方面,那时社会上的强势集团——贵族领主以及国王们,也都需要工商业的不断发展。虽然双方在如何瓜分工商业果实上,有着激烈的矛盾和斗争,但是,在尽力发展工商业上,两者是一致的。

  而要更多地创造出工商业的成果,就必须越来越多地创造出能够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规范,并且大家都要遵守这些规范;正因如此,资本主义的规范和制度,才会在欧洲得到由浅入深、由窄到宽、由简单到复杂、由被少数人奉行接受到扩展到多数人,这样一种历史的发展。今天的西方,劳动人口的100%都是商品生产者;但在中世纪的欧洲,可能只有5%的劳动人口是商品生产者。但这些商品生产者为了扩张自身的利益,不断地把经济触角伸向各处,把越来越多的人吸纳到专属于自身的生产组织规范、社会关系准则中去。隶农们越来越多地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而农村里的经济关系也在商品关系的冲击下发生着变化,由自给自足走向一定的商品化,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贵族领主们也或主动或被动地要按照商品关系办事。

  那么,为什么中世纪欧洲的王公贵族们,不像罗马帝国或中国的皇帝那样,自己来经营某些大的行业,比如粮食运输或者盐铁生产,这样不是既可以由国家获得很大的利润,又可以对该行业保持有效的国家控制吗?

  这是因为,由国家来进行某个重要行业的经营,需要一个必要前提,那就是:该国家能对某一很大的地域进行政治控制。当然,在政治控制的前提之下进行工商业的统一经营,其实已经不能被称作经营。因为,所谓经营,意味着每一个公司都在为自己的利润拼命努力,而当一个国家在经营一个行业、所有的公司都由国家直接管理时,已经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司了,也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经营了。准确地说,应该是:国家在直接从事某一行业的运转。

  在中世纪欧洲,没有一个国王,能像罗马帝国或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那样,对某一很大的地域进行统一的政治控制。没有一个王公贵族的命令,能在很大的地域内畅行无阻。而手工业、特别是商业的经营,却往往需要在很大的地域内进行。所以,由一个国家来进行某一行业的运转,是不可能的。这样,王公贵族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自己不从事工商业,由那些商人们去做,让他们去到四面八方,去贩运、去对付抢劫、去和别人讨价还价、去一分一分地赚辛苦钱,自己只管收税;二是自己亲自从事工商业,当时也确实有很多贵族投资工商业,或者和商人合股,从事工商业;而一旦做起生意来,往往就要到别人的地头上去,自己的行政命令就不管用了,就必须按照商品交换的原则办事;同时还会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其他领地的商人到自己的地盘上来,和他们做生意也要按照商品交换的原则办事。

  到了中世纪末期,各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出现了,在自己的国内有了很大权利的国王们,比如英国国王、法国国王、西班牙国王,就试图自己来统一“经营”某些行业了,这就是重商主义。遗憾的是,这些国王所统治的地盘还是不够大,只相当于以前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各国之间还是要发生各种商品来往,在这种情况下非要实行重商主义,只会严重阻碍本国工商业的发展,从而严重影响本国国力的强大,使本国在和其他国家的竞争较量中处于下风,这是各国国王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各国国王很快不约而同地放弃了重商主义,而给予工商业者们更大的自主权。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从而大行其道,得到广泛接受;而类似“计划经济”的理论则一直没有在西方得到普遍呼应。

  任何社会体,在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商品经济、出现工商业;罗马帝国如此,中世纪欧洲如此,古代中国同样如此。

  在唐代的中国,贸易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到了宋朝,通衢大道上的店铺已经鳞次栉比。那时,私有经济大步发展并逐渐超过了官办商业的规模。批发商或掮客云集一地,将当地盛产的农产品或手工制品专卖给行销商,后者包括大专卖商及行商小贩,通常以各地的网络状客栈为中转处行销各地。而且当时行会也产生了,比较重要的行会通常从事谷物、盐、茶叶、丝等基本商品的买卖活动或开办钱庄。同时,铸币数量大增,货币在贸易和国家财政中的重要性也在提高,纸币和票据均已出现,从宋朝以降,商业收入成为历代王朝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

  到了明代,商业的发展比以往更进一步。当时徽商遍布天下,他们从事各种生意,如贩卖景德镇的瓷器、各地的茶叶、丝绸、食盐、木材以及食品等等。而景德镇制造瓷器的工人达十万左右,而且大多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产品不仅行销全国,而且出口海外。苏州则成为国内商业、金融业和纺织、染色业的中心,附近的松江地区则是棉纺织业的中心。当时也出现了多个行会,它们在北京等都市中均设有会馆。明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清朝一直得到保持。

  但是,虽然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世纪一样,工商业已有了一定发展;却难以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得到普及化的、独立化的发展;难以突破坐寇性质的国家机器的控制;而“专属于工商业的社会规范”也难以获得由浅入深、由窄到宽、由简单到复杂、由经济层面到政治和社会道德层面的发展。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欧洲中世纪的坐寇们是分散的、互相之间不断斗争的,而中国古代在大部分时间里,却只有一个大坐寇。

  在国家机器和工商业发展的关系上,中世纪欧洲和古代中国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两者对工商业都在社会观念上予以贬斥;两者都担心工商业的发展会动摇原来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理念、道德原则;两者都会极力盘剥工商业的成果。

  但两者又有很大的区别。

  第一,中世纪欧洲的城市,能够和国王贵族们进行军事斗争,从而为自己争得一定的自治权;而古代中国的工商业者们不可能和政府进行武装斗争,所以也没有什么自治权可言。像中世纪欧洲那样,在贵族们势力薄弱的地方逐渐形成城市,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在古代中国,政府力量无处不在。所以古代中国的城市,都是各地的政府衙门的所在地,工商业也大都就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从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费正清对此分析说:“商人受制于官府,他们或者寻求官吏的保护,或者自己捐买功名,因而中国的(古代)商人更像政府专卖事业的税吏而非具有冒险精神和事业心的投资者。”

  第二,中世纪欧洲的国王贵族们,为了和其他政治势力进行不停的竞争、斗争、较量,就要不断提高自身实力,发展工商业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途径之一,这使得国王贵族们会鼓励自己辖区内工商业的发展。而中国历代王朝的官僚统治集团,却不觉得尽力发展工商业对自己有多大好处。拿12世纪的宋代皇帝和同时期的法国国王比,由于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同,前者会觉得没什么发展工商业的必要,而后者则觉得很有必要。中国历史上,固然不乏强大的外敌,但主要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没有一个是在生产生活的发展水平上高于汉族的,更没有哪个外敌是因为工商业发达而力量强大的。汉族的统治者只想着修城墙、调军队,去防御他们。而发展工商业只会带来对几千年来农业文明的秩序的冲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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